當全球目光都聚焦在台積電的晶片製造時,台灣另一股撐起科技產業半邊天的勢力——資通訊(ICT)產業,正悄悄完成從個人電腦到 AI 伺服器的關鍵轉型。台灣如何從 1970 年代仿製日本電子遊戲機的「家庭代工」模式,演變成長年佔據全球 90% 伺服器市佔率的軍火庫?
科技產業專家、《台灣科技島 1981-2025》作者吳金榮,將帶領讀者穿梭 40 年時空,解析台灣電子業如何憑藉軍事化管理與極致良率,在美中貿易衝突與 AI 浪潮中,轉化為不可或缺的全球基礎設施供應商。
以下 Q 為《數位時代》總編輯王志仁提問,A 為科技產業專家吳金榮的回答。
Q1:台灣電腦產業的起源與 1970 年代的電動玩具行業密切相關,這段發展背後的故事為何?
A:台灣電子業的起源,最早是從外商來台投資印刷電路板(PCB)加工開始,當時我們並沒有自己的技術。直到 1970 年代,日本大型電子遊戲機風靡全球,台灣商人敏銳地察覺到商機,但當時並非向日本採購,而是採取「仿製」策略。
當時的做法非常驚人:業者在日本購買最新一到兩台的電玩機台,於當地拆解後再由專人搭飛機帶回台灣。外殼好辦,難的是裡面那塊主機板,台灣的專家團隊會進行「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分析 IC 零件與 TTL(電晶體-電晶體邏輯)編號,迅速重新佈線(Layout)印刷電路板。往往不到一周,仿製的電玩機台就能在台北上市。
這段「野蠻生長」的過程,讓台灣業者在微處理器與主機板設計上累積了扎實的基礎。後來因為學子過度沉迷電玩,時任內政部長林洋港(任職期間為 1981 年 12 月至 1984 年 6 月)下令全省禁電玩主機。命令一出,業者庫存全被迫停售,當時有一家五個年輕人創辦的公司「旭青」(DTK),就面臨了這樣的困境。
然而,危機也是轉機。這批擁有主機板設計能力的工程師,很快找到了新出路——Apple II 個人電腦正好在此前問世,他們把逆向工程的技術無縫轉移,開始仿製 Apple II 主機板,意外開啟了台灣電腦產業的大門。
Q2:Apple II 與 IBM PC 的出現,如何讓台灣主機板業者抓住機會快速崛起?
A:Apple II 的出現本身就是劃時代的事件。在那之前,電腦是佔據好幾層樓的龐然大物,普通人根本碰不到;Apple II 讓電腦第一次變成可以放在桌上、像打字機一樣操作的工具,從此個人電腦的概念才真正落地。
但真正讓台灣主機板業者大爆發的,是 1981 年 IBM PC 的推出。由於 IBM 擔心反壟斷法而公開規格,這對擅長逆向工程的台灣人來說是巨大的機會。當時旭青、精英、華碩等公司相繼湧現。旭青曾一度成為全球第三大主機板廠;而精英(ECS)創辦人陳漢清(原為宏碁工程師)則看準 Intel 80386SX(業界暱稱「P9」)的市場潛力,當多數業者認為這顆 CPU 前途有限,陳漢清卻反向大量備貨生產對應主機板,結果 P9 大缺貨,精英因此大賺一筆。
華碩(ASUS)的崛起則代表了另一種路線。師承施崇棠、以童子賢為首的五位宏碁工程師創立的華碩,以「高品質、高規格」打出名號。在那個時代,全球個人電腦若要買主機板,幾乎都得找台灣。當時台灣主機板的全球市佔率曾高達 80% 至 90%,正式確立了台灣「電腦王國」的地位。
Q3:台灣廠商從主機板跨入系統組裝,歷經從「白牌電腦」到「自有品牌」的轉型,當時台灣與美國品牌之間是如何從競爭走向深度合作的?
A:1990 年代,台灣不只出產主機板,連顯示卡、螢幕、電源供應器都具備競爭力。當時全球有很多白牌電腦(指由小廠商製作並銷售的「無品牌」電腦),其實都是從台灣進口零組件組裝而成。美國媒體曾形容,當時發動價格戰的 Compaq(康柏電腦),其背後真正的軍火庫就是台灣。
台灣品牌如宏碁(Acer)雖在海外耕耘辛苦,但也帶動了整機輸出的能量。當 Compaq 與 Dell(戴爾)發現台灣的製造成本與供應鏈彈性遠優於美國本土時,他們開始大規模下單給台灣代工。這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美國品牌負責市場與設計,台灣則負責從螢幕、鍵盤到整機組裝的繁雜工序,這讓台灣從零件供應商,正式升格為全球 PC 的代工核心。
Q4:品牌與代工的利益衝突,如何催生出「電子五哥」的產業分工格局?
隨著台灣電腦業者同時承接 IBM、HP、Dell 等美國大廠的代工訂單,一個結構性的矛盾逐漸浮現:客戶開始擔心,自家的產品機密是否會在同一間代工廠內流通?更何況台灣業者自己也在做品牌,這樣的利益衝突讓客戶顧慮重重。
A:這個問題在 2000 年前後到達臨界點。宏碁率先將代工製造業務分割出去,成立緯創(Wistron)專責代工接單,宏碁品牌則獨立運營;華碩也依樣畫葫蘆,分割出和碩(Pegatron);明基(BenQ)在打自有品牌的同時,也將代工部門切割為佳世達(Qisda)。
代工業務獨立後,反而能更專注衝刺規模與效率。得益於台灣強大的「軍事化管理」製造文化,台灣業者在工廠管理、標準作業程序(SOP)與良率控制上是世界一流的。例如鴻海(Foxconn)從模具與連接器起家,累積了極高的工藝精度,最終成為 iPhone 供應鏈的核心。現在所謂的「電子五哥」(廣達、緯創、仁寶、英業達、和碩)加上鴻海,之所以能維持競爭力,關鍵在於能將毛利僅 3% 到 4% 的「茅山道士」(毛 3 到 4)產業,透過規模化與極致管理轉化為穩定的獲利。
Q5:AI 浪潮來襲,台灣供應鏈如何自然接軌,成為全球 AI 基礎設施核心?
A:台灣承接 AI 基礎設施的供應鏈,其實是非常自然的延伸。在生成式 AI 興起之前,台灣廠商在通用伺服器市場的市占率就已經高達九成,理由跟個人電腦時代一樣:良率高、品質穩、保密程度好。
地緣政治更是關鍵推手。美中貿易戰爆發後,美國出於安全考量,嚴禁敏感的伺服器產品在中國生產,甚至出現過「間諜晶片」的疑慮。這使得美國雲端服務大廠(CSP)如微軟、亞馬遜、Google 只能將訂單交給台商。現在所有的 AI 伺服器,從輝達(NVIDIA)的 GPU 到最終的機櫃,幾乎都由廣達、鴻海、緯創、緯穎等台灣公司掌握。我們真的要感謝地緣政治帶來的「非紅供應鏈」紅利。
Q6:面對中國在機器人領域的強勢崛起,台灣在人才短缺與排擠效應下,該如何尋求突破?
A:坦白說,在機器人這個領域,目前是中國大陸領先的局面。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工業機器人的需求量極為龐大,各種協作型機器人、焊接機器人的應用場景非常成熟,加上政府大力支持,人形機器人的研發也推進得非常快。
像宇樹科技(Unitree Robotics)已經推出售價從 2.99 萬至 [19.9 萬人民幣](約新台幣 13.8 萬至 92.4 萬)不等的人形機器人;同時,在今年中國大陸的央視春晚舞台上,宇樹科技的人形機器人也已直接應用在演出中,並表演了多個高難度特技動作。
反觀台灣,面臨幾個現實挑戰:少子化導致工程人才供應不足,優秀人才又高度集中在半導體與既有電子代工產業,能投入機器人研發的資源相對有限。
不過,我對台灣仍然保持樂觀。我們應利用「後發先至」的優勢,結合我們在 AI 運算端的強項,開發出更聰明、更穩定的控制系統。雖然人才短缺是個問題,但台灣人在「從不懂做到懂」的快速應變能力上,始終是我們最強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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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由 AI 編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