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國內對是否緩徵碳費的討論再升溫。支持者多半憂心產業競爭力與出口衝擊，反對者則強調減碳責任與國際接軌之必要。然而，若僅停留在「要不要收錢」的層次，往往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在台灣這種高度出口導向、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經濟體中，究竟碳定價應扮演什麼結構性角色？
原則上，碳費及中長期可能銜接的排放交易制度（ETS）不僅是政策工具，而是台灣產業在全球碳治理體系中的制度性條件。是否採取緩徵，不能從短期成本判斷，應置於我國對接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自身電力結構與銜接國際制度的脈絡中審視。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不利台灣？
首先，就現階段而言，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涵蓋6大品項：鋼鐵、鋁、水泥、肥料、電力與氫。從「直接涵蓋品項」來看，台灣並非最受衝擊的國家。
據歐盟與我國貿易統計，台灣對歐盟出口仍以 ICT、電子零組件與機械設備為主；鋼鐵與鋁等 CBAM所涵蓋品項，占我國對歐盟出口比重多僅為個位數百分比，且近年並未呈現快速上升趨勢。若僅就此判斷，容易得出「CBAM 對台灣影響有限」的結論，然而，這種詮釋忽略了2個更關鍵的制度性風險。
首先，CBAM的核心衝擊不僅在所涵蓋的品項，而在於所涉及的資料與查驗證機制。換言之，若出口商無法提供可查證的產品碳排放數據，進口商則須依歐盟公告的「預設值」來計算產品的嵌入排放量，而此類預設值通常以相對不利的排放情境作為基準，將直接提高碳成本負擔。
所以CBAM的實質風險不是來自「被點名課稅」，而是源自缺乏國際可信度的 MRV（量測、申報、查證）能力。其次，CBAM 的適用範圍非一成不變。歐洲產業界與研究機構多次指出，若只對上游原物料課徵碳成本，將導致碳排放向下游產品移轉。對台灣這類承擔「中段供應鏈角色的國家」而言，風險不會立即顯現，而是可能延後但逐步放大的。
目前世界銀行已提出一套CBAM曝險程度的分析架構，核心指標包括：一國對歐盟出口之CBAM 涵蓋品項的比重，以及該等品項的碳強度是否高於歐盟同業水準，其中對亞洲主要製造國的評估結果如下：
越南屬高曝險：對歐盟出口中，鋼鐵、水泥等高碳排品項比重高，能源結構高度依賴燃煤。
韓國屬中高曝險、但可管理：鋼鐵與石化出口比重不低，但已運作排放交易制度多年，企業具相對成熟的排放盤查與碳管理能力。
日本屬中低曝險：CBAM涵蓋品項占比不高，且電力碳強度與能效表現相對較佳。
台灣呈結構曝險不高、制度曝險偏高的型態：CBAM品項占比與日本相近，不過電力碳強度偏高，且尚未建立全面ETS。分析顯示，台灣並非CBAM的最大受害者，但制度若準備不足，仍可能在合規成本與談判能力上居下風。
在台灣，碳費與CBAM的討論，無法脫離電力結構。近年化石燃料在台灣發電結構中的占比仍逾8成，再生能源占1成多，使整體電力排放係數明顯高於歐盟平均水準，亦高於日本。
這意味著即使出口產品本身不屬於CBAM直接涵蓋品項，高碳電力仍會透過範疇二排放，實質影響產品的碳足跡。對半導體、電子零組件等高耗電產業而言，電力結構幾乎直接決定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碳競爭力」。
這也是為何近年國際大廠紛紛加快RE100時程，並積極簽署長期綠電採購合約。然而，若整體電力轉型速度無法同步跟上，在龍頭企業達標的同時，反倒會加劇中小供應商所承受的減碳與成本壓力。
在上述結構條件下，全面緩徵碳費，表面上看似為產業減壓，實際上卻可能帶來3個反效果：
其一，延後MRV與碳管理能力的建置。
其二，喪失碳收入的政策主導權。據CBAM規定，台灣若不建立具國際可信的碳定價制度，則相關碳成本將在邊境由他國代收，不僅增加合規成本，也使相關資金無法回流並用於轉型配套。
其三，削弱政策可預期性。對投資人與跨國買主而言，這個不確定性本身就是風險。
故此，較理性的選擇或許是在維持碳費政策的前提下，透過差別費率、彈性繳付機制，以及明確將碳費收入回饋到能源與產業轉型投資，來降低短期衝擊。
可使出碳費＋ETS雙軌組合技
碳費是否必然走向ETS？國際經驗顯示，這並非零和選擇。碳費的優點在於行政操作簡便與價格明確；ETS則透過總量管制與市場交易，提供長期減量路徑與價格機制。對台灣而言，較可行的策略是以碳費建立企業排放盤查與定價基礎，再引入ETS元素，並在制度成熟後考慮與國際對接。這並非追隨潮流，而是讓台灣在未來的碳治理談判中，不只有被動接受規則，還能進一步理解、回應，甚至參與規則形成。
碳費與碳定價的問題不在「要不要多付一筆錢」，是在於台灣要不要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碳成本論述與治理能力。在CBAM、供應鏈減碳與能源轉型推進的全球環境中，缺乏制度只會讓成本以更不可控的方式出現。真正理性的選擇不是逃避碳定價，而是讓碳定價成為台灣產業升級與國際談判能力的一部分。
責任編輯：陳祈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