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年政壇「論文門」連環爆，多位政治人物的碩博士學位遭撤銷。爭議多數是抄襲，但「代寫」在法律上的後果更重，學位授予法明定論文由他人代寫者撤銷學位，代寫或招攬代寫的人可罰新台幣 30 萬到 100 萬元。
然而，這門灰色生意接下來可能會自己萎縮，原因與法律無關，而是想作弊的人有了更便宜的選項。
《紐約時報》2026 年 9 月 5 日刊出一篇長篇報導，主角 Teresios Bundi 現年 34 歲，來自肯亞農村，是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他從 2011 年起替歐美大學生代寫論文，12 年寫了超過 2,500 篇，後來開公司、雇學生。
但 2022 年 ChatGPT 問世後，上述一切在短短幾年內幾近歸零。研究者估計，2020 年代初的高峰期，光是奈洛比就有至少 4 萬人靠替別人寫作業為生。
報導由《紐約時報》科技記者 Adam Satariano 與 Paul Mozur 在奈洛比採訪寫成，無意替作弊產業叫屈，真正要講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AI 對勞動市場的衝擊，最先落在全球線上零工經濟的最底層，而肯亞正是那個底層的縮影。
一篇 7 美元起家，一門養活 4 萬人的「肯亞成功故事」
Bundi 的第一份代寫，是一篇兩頁的短文，題目是藤黃果（Garcinia cambogia）的健康效益。他沒聽過這種水果，也不認識委託的學生，花三小時賺了 7 美元（約合新台幣 220 元）。「那對我是救命錢，我需要那筆錢，」他在奈洛比受訪時說，「那晚我睡不著，準備好要熬夜苦幹。」
接下來 12 年，他一邊念公衛學位，一邊替遠在海外念工程、醫學、資訊科學的學生趕作業，有時一天寫三篇。部分學生乾脆把學校帳號密碼交給他，好讓他跟上作業進度。2015 年畢業後，他放棄公衛職涯，開了代寫公司，每篇收 40 到 70 美元（約合新台幣 1,260 至 2,210 元）。案子從數位平台進來，他分給自己雇的大學生寫。他在大學旁租了一棟房子，擺滿桌子、床墊與高速網路，學生下課來寫、寫累了就睡。
這份收入至少是公衛工作的五倍。 他把錢寄回家給父母，兩位咖啡農當年為了買一台筆電給他上大學，還去借了貸款。他說自己想過幫學生作弊的倫理問題，但認定那終究是學生自己的選擇。他把自己看成家教，還為「一個年輕肯亞人在西方學術圈裡默默活得很好」感到驕傲。
代寫手的新錢在奈洛比看得見，高峰期他們開新款 Subaru、拿最新款手機、在夜店訂專屬包廂。
政府押注線上外包，從未認可的代寫卻最合這套模型
要理解代寫為什麼在肯亞長成一門產業，得先看肯亞的就業結構。每年超過 10 萬名大學畢業生進入一個受薪工作稀少的經濟體，但約 80% 的工作屬於非正式部門，例如外送、營建、路邊攤；青年失業率估計超過 25%。出路匱乏，也點燃了由 Z 世代主導的抗議運動。
對一個「有學位卻無處可用」的世代來說，線上零工看起來就是出路，就連肯亞政府也這麼想。2009 年前後，便宜的高速網路開始進入肯亞，政府把轉錄、資料輸入、平面設計、網站開發與基礎程式撰寫這類線上外包，視為爬上經濟階梯的路徑。代寫論文這類灰色產業從未被官方認可，卻也完全符合這套模型。
2016 年，肯亞政府啟動計畫，訓練大學畢業生使用 Upwork 這類接案平台。2022 年，也就是 ChatGPT 問世的同一年，肯亞通過為期十年的國家數位總體計畫，進一步押注外包與線上零工。「我們只是想要工作，」46 歲的 Frida Mwangi 說。她在 2015 年一邊帶四個孩子，一邊靠轉錄工作重返職場。
學生算了一筆簡單的帳：何必付錢給肯亞人？
Bundi 當時不知道，他正處在網路零工經濟的黃金年代。剛接上全球網路、又渴求工作的高學歷年輕人，從肯亞、菲律賓到印度，在數位經濟的縫隙裡找到機會：接下經濟階梯上層的人不願做的瑣碎工作，換取收入。
2022 年 OpenAI 推出 ChatGPT，全球各地的大學生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而且這個計算到 2026 年只變得更明顯：既然 ChatGPT 能做，何必付錢給肯亞的接案者？
代寫的案子開始變薄，費率下滑、件數縮水，沒多久整個產業縮到幾乎歸零。「我從沒想過 AI 能做到這種事，」Bundi 說。他關掉代寫公司，一度找不到職涯方向，現在替一個德國政府的發展援助機構工作，協助肯亞年輕人在數位經濟裡找機會。他把自己的經歷當成一則警世故事：「AI 會來找銀行家、會計師，會來找工程師，也會來找建築師。它會來找每一個人。」
牛津大學研究全球零工經濟的教授 Mark Graham 對《紐約時報》說：「不會只有肯亞，凡是出現重大轉型的地方都會發生。AI 進來，把這些勞動市場咬掉了一大塊。」
代寫只是最顯眼的骨牌，轉錄工作 2017 年就先倒了
代寫崩落只是最顯眼的那一張骨牌。肯亞人還透過 Upwork、Fiverr 這類接案平台替海外客戶轉錄會議錄音，或替 Facebook 標記貼文、協助平台判斷哪些內容該留下。這些機會一個接一個枯萎。
AI 衝擊 Mwangi 工作的時間，比衝擊 Bundi 早了五年。她接過的大案子包括轉錄艾利斯島（美國早年移民入境站）移民的口述訪談，也做醫療轉錄。2017 年起，轉錄軟體成為最早落地的 AI 應用之一，她的工資開始下滑，雇主要她改用 AI 產出初稿、再用自己的專業補正。結果 AI 把醫學名詞弄得一團糟，修正比自己從頭打字更花時間，但工作照樣消失。「我的工作完全沒了，」Mwangi 說。她現在替零工工作者爭取更好的報酬與工作條件。
肯亞的外包路線帶來工作，也帶來反彈。替美國科技巨頭服務的外包商因低薪與惡劣的工作條件遭到批評，隨後出現撤退：替 Meta 審核用戶內容的外包商 Sama 縮減肯亞業務，雇人訓練 AI 模型的新創 Scale AI 也停掉部分肯亞營運。
AI 的能力還在往上走。Scale AI 與人工智慧安全中心（Center for AI Safety）合作的一項測試，試圖量化 AI 完成產品設計、資料分析這類線上接案工作的能力。2025 年 10 月，領先的 AI 模型只能完成 2.5% 的任務；到 2026 年 7 月，這個數字升到 16%。九個月內成長超過六倍，而且測的正是線上接案工作本身。
剩下的工作叫「AI痕跡抹除工」
那麼，這 4 萬人去了哪裡？30 歲的 Alex Munyua 是工業化學系出身，因為代寫比本科工作賺得多而入行。產業衰退後他短暫做過資料標註與社群內容審核，如今這些工作也沒了。「有些人回鄉下去了，」他說，「有人試著轉到其他行業，但很受挫，因為找不到正式工作。」肯亞 5,400 多萬人口中約 40% 生活在貧窮之中，儘管有新創圈，科技業的工作依然稀少。
38 歲的 Richard Eshilache 靠代寫建立了一份獲利可觀的事業，2022 年還雇用超過 100 名寫手。他替某些海外學生寫了多年，其中一位畢業時把畢業證書寄給他，「他跟我說，這是我們兩個人的。」Eshilache 現在試著擁抱 AI，轉做修圖與資料標註，但沒有一項的報酬比得上代寫。
肯亞資訊通訊與數位經濟部常任秘書（Principal Secretary）John Tanui 仍堅持肯亞作為外包中心的經濟潛力，說這將「為我們的年輕人打開機會」。
代寫這門生意還剩下的，主要是「人性化師」（humanizers）的工作，專門修改 AI 生成的論文，抹去機器痕跡，好躲過許多大學使用的作弊偵測軟體。2021 年才入行的 Alphline（因擔心影響日後求職，只願透露名字）說，她的生意好得跟以前一樣。
有了 AI，她能接更多案子。先讓 AI 快速產出初稿，再自己一句句改寫。她刻意不用那些把 AI 文字偽裝成人寫的工具，寧可靠自己的手感。「我一眼就能分辨一篇論文是 AI 寫的還是人寫的，」她說，「但對一個沒有人類寫作經驗的學生來說，他們會被抓到。」
換句話說，AI 消滅的是代寫這門生意，而不是作弊本身，這是整件事最諷刺的地方。 想作弊的學生還在，只是供應鏈從「付錢給肯亞人」變成「自己問 ChatGPT，再找人抹掉 AI 味」。
沒人同情作弊產業，但勞動市場的教訓是真的
代寫論文無疑是作弊，說到底也沒必要同情協助國際作弊的人。但肯亞經驗仍有兩個難以迴避的教訓。
第一，AI 最先吃掉的，是那些「有學歷、缺出路」的人靠網路找到的低階知識工作，包括轉錄、標註、審核、代寫。這些工作之所以外包到奈洛比，正是因為它們夠標準化、夠低價，而這兩個特徵恰好也是 AI 最先攻下的。第二，一個國家把青年就業押在線上外包上，等於押在一個價格隨時可能被 AI 壓到零的市場。肯亞在 ChatGPT 問世同一年通過十年數位總體計畫，時機上的反差再明顯不過。
回到 Bundi。他說自己懷念那種與新知識搏鬥、在死線前寫完的智力較量，也懷念從大一陪到研究所的那些學生，「那像是在接受一份平行的教育」。但他更常想的，是如果 2015 年留在公衛領域會怎樣：「我那些 2015 年畢業就進公衛的同學，都一路升上去了。現在如果我回去，得從基層做起，替一個才畢業一年的人工作。」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學位授予法、Remote Labor Index、臺灣銀行牌告匯率
本文初稿為AI編撰，整理．編輯/ 李先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