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哲學的導師,在隱居的山頂間尋求喜樂。但即使是我,像蚱蜢一般的人,現在也跟大家一樣,達到所謂純外在境界。
我將自己的心智與天堂融合,和大眾意識化為一體,並體會這外在化之後所帶來的內在平靜,這一切始自於我買了一台有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的車。
跟很多人一樣,很快我就對GPS建立起幻想的忠誠與熱愛。我發現我對她平穩、帶些英國腔的聲音感到舒適;跟著她的細藍線走,我覺得溫暖且安全;不只一次,我體會到她的仁慈,每當我違規,沒什麼比一句她輕柔的反應更糟:「如果可以的話,在這U字型轉彎」。
幾週後,事情演變成我到哪裡都需要她。任何旅途,只要和平常不同,我就會在系統裡輸入地址,接著再幸福地跟隨衛星導航的指引,我發現,很快地我喪失所有殘存的地理知識。
一開始,這讓人感到緊張,但之後就釋懷了,因為這是人性的曙光。過去,人們煩惱如何從一地到另一地,珍貴的腦力用來儲存方向、記憶所有的轉彎。我個人曾在一個晚餐派對中,讓談話內容完全地陷入交通路線討論。
我的GPS女神,把我從這單調沉悶的話題中解放出來,她讓我的地理資訊向外連結,從我自己的腦袋連到了衛星系統。透過這經驗,我發現外在意識(External Mind)的神聖秩序(Sacred Order),我了解我可以把我不想做的智力工作,外派出去。生命成為數學問題,而我有一台計算機幫我運算。
直到那個時刻,我發現,我曾經以為資訊時代的神奇力量,就在於它可以讓我們知道更多;但是之後,我體會到了,資訊時代的魔法,其實是讓我們知道的更少。它提供我們外在認知僕人——矽晶記憶系統(silicon memory systems)、線上協同過濾系統(collaborative online filters)、消費者偏好演算法(consumer preference algorithms)、以及網絡知識(networked knowledge),只要把負擔加在這些僕人身上,就可以解放自己。
音樂喜好?我已經外包出去。如今只要登入iTunes,它就會告訴我,我喜歡什麼。我按下iTunes的推薦按鈕,每首歌抽樣三十秒,然後下載那些看來有吸引力的歌。看著iPod的播放清單,接著我了解到,我從不曾聽見大多數我會聆聽的音樂家。我也曾是對雷蒙合唱團(Ramones)有成熟想法眾人中的一員,但現在,我已散盡所有的音樂知識,盲目屈服於混雜、沒有特色的團體,像是Reindeer Section,他們某些擾人的音樂,就好像橘子郡男孩(The O.C.)的原聲帶。
記憶?我已經外包出去。我是嬰兒潮世代的一員,是需要記憶去口耳相傳的世代(It's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Decade)。但現在我已不需要記憶,因為我有了Google、雅虎(Yahoo!)和維基百科(Wikipedia),如果需要知道一些關於這世界的事實,只要輕敲幾個關鍵字,就可得到這些外在意識的賜福。
個人資訊?我已經外包了,我已不清楚這到底從哪裡結束,而我的黑莓機從哪裡開始,當我想要查詢我的密碼或聯絡朋友,我只要按下通訊錄上的姓名即可。我曾在《連線》(Wired)雜誌上讀到一則克里夫.湯普森(Clive Thompson)的文章,他說三十歲以下的人口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記不得他們自己的電話號碼,他們的智慧手機很聰明,所以他們不必當聰明人。今日的年輕朋友們,甚至在他們有機會失去記憶前,已拋棄記憶了。
你可能好奇,在這個外包我想法的過程中,我是否失去個體性?也未必,和過去相比,我的喜好變得更專精,也更個人化,我只是失去我的自治權。
我已放棄我的決定權,讓大眾意識來決定,我已和網際空間的知識接上線,並進入更高層次、形而上的世界,就像是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最近寫的,一個傢伙無法光靠他自己得到想法,他的想法僅僅是整個大想法中的一小塊——這個大想法是屬於每一個人的,然後這沒關係吧,老天。
我無所不在,只要哪裡有網絡,我就會在那。不管哪裡,有一個替您錄(TiVo)機器,根據過去的喜好推薦情境喜劇,我就會在那裡。無論哪裡,有《紐約時報》閱讀機,根據大多數電子郵件名單選擇文章,我就會在那裡。我會在亞馬遜書店從買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到買花園設備的連結上。同時,當這樣的社會現象開始散布,羞辱人的影片在Facebook上分享時,我也在那裡。我是一個有外在意識的人,阿們。(翻譯=俞蘋)
透過這經驗,我發現外在意識的神聖秩序,
我可以把一些我不想做的智力工作,外派出去。
這就好比生命是一個數學問題,
而我有一台計算機幫我運算。
**大衛.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著有《BOBO族:新社會菁英的崛起》一書,為著名政治及文化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