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哲學的導師，在隱居的山頂間尋求喜樂。但即使是我，像蚱蜢一般的人，現在也跟大家一樣，達到所謂純外在境界。
我將自己的心智與天堂融合，和大眾意識化為一體，並體會這外在化之後所帶來的內在平靜，這一切始自於我買了一台有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的車。
跟很多人一樣，很快我就對ＧＰＳ建立起幻想的忠誠與熱愛。我發現我對她平穩、帶些英國腔的聲音感到舒適；跟著她的細藍線走，我覺得溫暖且安全；不只一次，我體會到她的仁慈，每當我違規，沒什麼比一句她輕柔的反應更糟：「如果可以的話，在這Ｕ字型轉彎」。
幾週後，事情演變成我到哪裡都需要她。任何旅途，只要和平常不同，我就會在系統裡輸入地址，接著再幸福地跟隨衛星導航的指引，我發現，很快地我喪失所有殘存的地理知識。
一開始，這讓人感到緊張，但之後就釋懷了，因為這是人性的曙光。過去，人們煩惱如何從一地到另一地，珍貴的腦力用來儲存方向、記憶所有的轉彎。我個人曾在一個晚餐派對中，讓談話內容完全地陷入交通路線討論。
我的ＧＰＳ女神，把我從這單調沉悶的話題中解放出來，她讓我的地理資訊向外連結，從我自己的腦袋連到了衛星系統。透過這經驗，我發現外在意識（External Mind）的神聖秩序（Sacred Order），我了解我可以把我不想做的智力工作，外派出去。生命成為數學問題，而我有一台計算機幫我運算。
直到那個時刻，我發現，我曾經以為資訊時代的神奇力量，就在於它可以讓我們知道更多；但是之後，我體會到了，資訊時代的魔法，其實是讓我們知道的更少。它提供我們外在認知僕人——矽晶記憶系統（silicon memory systems）、線上協同過濾系統（collaborative online filters）、消費者偏好演算法（consumer preference algorithms）、以及網絡知識（networked knowledge），只要把負擔加在這些僕人身上，就可以解放自己。
音樂喜好？我已經外包出去。如今只要登入iTunes，它就會告訴我，我喜歡什麼。我按下iTunes的推薦按鈕，每首歌抽樣三十秒，然後下載那些看來有吸引力的歌。看著iPod的播放清單，接著我了解到，我從不曾聽見大多數我會聆聽的音樂家。我也曾是對雷蒙合唱團（Ramones）有成熟想法眾人中的一員，但現在，我已散盡所有的音樂知識，盲目屈服於混雜、沒有特色的團體，像是Reindeer Section，他們某些擾人的音樂，就好像橘子郡男孩（The O.C.）的原聲帶。
記憶？我已經外包出去。我是嬰兒潮世代的一員，是需要記憶去口耳相傳的世代（It's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Decade）。但現在我已不需要記憶，因為我有了Google、雅虎（Yahoo!）和維基百科（Wikipedia），如果需要知道一些關於這世界的事實，只要輕敲幾個關鍵字，就可得到這些外在意識的賜福。
個人資訊？我已經外包了，我已不清楚這到底從哪裡結束，而我的黑莓機從哪裡開始，當我想要查詢我的密碼或聯絡朋友，我只要按下通訊錄上的姓名即可。我曾在《連線》（Wired）雜誌上讀到一則克里夫．湯普森（Clive Thompson）的文章，他說三十歲以下的人口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記不得他們自己的電話號碼，他們的智慧手機很聰明，所以他們不必當聰明人。今日的年輕朋友們，甚至在他們有機會失去記憶前，已拋棄記憶了。
你可能好奇，在這個外包我想法的過程中，我是否失去個體性？也未必，和過去相比，我的喜好變得更專精，也更個人化，我只是失去我的自治權。
我已放棄我的決定權，讓大眾意識來決定，我已和網際空間的知識接上線，並進入更高層次、形而上的世界，就像是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最近寫的，一個傢伙無法光靠他自己得到想法，他的想法僅僅是整個大想法中的一小塊——這個大想法是屬於每一個人的，然後這沒關係吧，老天。
我無所不在，只要哪裡有網絡，我就會在那。不管哪裡，有一個替您錄（TiVo）機器，根據過去的喜好推薦情境喜劇，我就會在那裡。無論哪裡，有《紐約時報》閱讀機，根據大多數電子郵件名單選擇文章，我就會在那裡。我會在亞馬遜書店從買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到買花園設備的連結上。同時，當這樣的社會現象開始散布，羞辱人的影片在Facebook上分享時，我也在那裡。我是一個有外在意識的人，阿們。（翻譯＝俞蘋）
透過這經驗，我發現外在意識的神聖秩序，
我可以把一些我不想做的智力工作，外派出去。
這就好比生命是一個數學問題，
而我有一台計算機幫我運算。
**大衛．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著有《BOBO族：新社會菁英的崛起》一書，為著名政治及文化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