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七六年施振榮成立宏碁以來，台灣開啟了一波工程師創業熱潮。他們在大學讀理科，專業是電子電機或電腦，畢業後或留在台灣或出去留學，共通點是進入科技公司工作一段時間後出來創業。從電腦、周邊、通訊、半導體、液晶面板到太陽能電池，三十年來從一家公司到一整片產業，就這麼長起來。
工程家創業的社會意義
這些公司如今撐起台灣股市半邊天，創造最多就業機會和富豪，牽動台灣經濟發展，影響每年十萬考生選填高考志願，也讓台灣成為施振榮口中的「科技島」。
專門研究區域發展的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教授安娜李．薩西尼恩（AnnaLee Saxenian）在一九九九年和我聊到這個話題時，強調她認為除了矽谷，台灣是全球科技創業最密集的地區。在美國《商業週刊》今年五月公布的「全球科技一百強」榜單中，來自台灣的公司占了十八席，僅次美國的三十三席，排名第二。
我稱這群人為「工程創業家」，本身既是工程師，也是創業家，他們趕上半世紀以來最好的時代，是資訊產業從冒出水到井噴的過程，學校所學和工業界做的是同一件事，沒有時差。一個好的技術人員，加上一些勇氣和商業思維，很容易就自立門戶。
來自台灣的陳五福，在矽谷十七年創辦了十六家公司，被封為「創業之神」，其中一家公司還高價賣給思科。
我在二○○○年寫過一篇文章，是關於五個先後自台灣交大畢業的學生到美國留學，各自在矽谷創業，巧合的是都在網路領域，而且挑戰的對手都是思科。
這群前仆後繼、跨度將近三十年的工程創業家們，改變了台灣與世界的距離，也改變了他們自己的生涯軌道。原本應該進到研究單位的實驗室，或者到大企業的一個部門裡頭，安份地當一個小螺絲釘，幹到退休。但是時代的大浪打來，沒有人能安穩地在水裡游泳，卻也給了一群想出頭的人巨大的浮力。工程創業家除了產業和經濟上的價值，背後還有更大的社會意義。
首先，它讓台灣五十歲以下的人相信，成功不靠機率、運氣或關係，而是憑自己的本事，這種集體自信是非常寶貴的社會資產。年過五十的張明正所創辦的趨勢科技，是全球有名的防毒軟體公司，股票在東京和紐約都上市。他曾感慨地告訴我，在他剛踏入社會的那個時代，要想成功不外乎有特殊關係或拍老闆馬屁，對年輕人非常痛苦。創業是他這一輩子最重要的救贖，得以把自己的能力完全釋放出來。
落實平等企業文化
其次，工程創業家落實了平等的企業文化。科學講求數字和事實，不講年資和輩份，老闆說的不一定對，新人也未必一無是處，一切看專業和績效。這和傳統由上而下的組織完全不同，拍板不是看你是幾把手，而是手上有多少調研和證據。如果不這麼做，競爭對手很快就會超過你，好的人才也留不住。施振榮當年在宏碁主持會議，經常被年輕工程師挑戰甚至推翻，上台把他寫的東西擦掉，寫上自己的想法，但施振榮不以為忤，他清楚寧可讓你痛苦的人來自公司內部，而不要來自外部。
第三，是風險共擔、利益共用的「員工暨股東」模式。台灣的科技公司自一九八○年代開始，實行員工分紅入股制，把一部分工資用股票代替。至於股票發多少，要看當年公司獲利情況。這是出於公司在初創階段，盡可能保留現金在手上，以因應擴張需要，而把一部分要支付給員工的延後發生。如果公司賺錢，有可能年終紅利就等於三年工資甚至更多；如果不賺錢，分紅也就變得很少甚至是零。這種作法，源於美國企業的股票選擇權制度，但在台灣改良後大行其道，許多年輕人甚至不畏低薪而奔著願意給更多股票的公司而去，用自己的青春搏一把。
到今天，工程創業家的熱潮已經淡去，但這三項精神卻內化為社會的一部分。任何企業能否爭取到優秀的人才，這三項必然是被檢驗的指標：它能否讓人才保持自信，而不是靠逢迎拍馬；它能否讓各種聲音意見被表達，而不是官大學問大；以及它是否有夠吸引力的分紅計畫。
過去十年，大陸也興起一批工程創業家，從丁磊、李彥宏到施正榮，在中國社會頂起一片寬廣的天空。中國今年有七家公司進榜「全球科技一百強」，僅次於美國和台灣，很可能在幾年後就會超過。台灣現在贏過大陸的，不是在哪一項技術上領先，而是工程創業家文化的進一步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