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機會vs.奧運風險
奧運機會vs.奧運風險
2008.07.01 |

北京奧運是一次國家級的現代化運動,更是百年強國夢的檢驗。古代奧運是希臘文明的產物,現代奧運則是西方文明的延伸。包含北京奧運在內的二十九屆奧運,扣掉三屆因戰爭停辦,共有二十屆在西半球舉行,在東半球的只有六屆。其中,曾舉辦過兩次奧運的四個城市:巴黎、倫敦、洛杉磯和希臘,全部位於西半球。

這說明了東西兩邊的發展快慢和差距,也讓舉辦奧運成為進步的象徵。如今,天秤正向東邊傾斜。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由東亞三強率先譜寫序曲。舉辦奧運會,是中日韓回應這種全球格局變動,向世界證明實力的成年禮。

東亞三強爭先後

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是日本於二戰後重新站起的分水嶺。東洋魔女演繹了新版的大和民族永不言敗精神,跟進的則是日本各項現代化建設,像是快如子彈的新幹線列車,以及日本企業的全面國際化,如新力、
豐田和松下等,為二十年後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筆下的《日本第一》時代打下基礎。

率先國際化並搬到美國打拚的新力創辦人盛田昭夫,將日本為東京奧運所做的努力和準備,比喻為一次「國家級的現代化運動」,重要性直追當年讓日本脫胎換骨的明治維新運動。之後,一九八○年代日本全面爆發,震撼遠高於當年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東京一躍為新的亞洲權力重心,掌握主導亞洲資源分配的發言權。

一九八八年的漢城奧運,則是大韓民族結束歷史上糾葛不清的悲情,走上富國強民道路的開始。這個被稱為「太陽升起之處」的太極文化,掙脫夾雜在中日兩強之間的宿命,成為二十世紀結束前最後一個完成向現代社會轉變的國家。漢城奧運給了韓國最欠缺的自信,讓它敢於由內而外,循著日本經驗在二十年後強力爆發。

身為東亞三強最後一個辦奧運的國家,中國不會照單全收日本和韓國經驗,它需要創造自己的模式,爭取在快速變化的亞洲格局裡,屬於北京的發言位置。它正在挑戰東京,競爭東亞甚至全亞洲的中心城市定位,從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改變自己與其他國際一流城市的相對位置,從而改變中國在亞洲和全球的位置。

奧運競賽來自運動員和運動員之間,背後則是城市和城市之間的較量。一個能舉辦奧運的城市,從生態、建築、交通、旅遊、接待能力、政府效率、市民素質、調度與管理等方面,都達到高度水準,因此除了體育,它必然也是適合商業和生活的城市。

自一八九六年現代奧運首辦以來,包含北京在內,共有二十二個城市辦過奧運。每一屆的主辦城市都在思索「如何藉規劃奧運場館和相關設施的機會,進行一次城市改造和新建」,向國人和世界展現新的概念和作品。對中國而言,辦奧運是參與全球化的畢業考,藉由奧運,中國要向世界展示什麼?北京站在什麼位置上?它的概念和行動方案是什麼?

作為明清兩朝六百年來的古都,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是中國達到農業文明鼎盛的證明,也是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促成工業文明在中國社會大範圍普及的推手。

這個以中軸線左右對稱開展的古都,由於原有布局加上到處都是古蹟,因而不利於做大改動。一九四九年建國初期,梁思成曾建議採用類似日本保留京都,遷都東京的作法,保存北京的城市和文化,但未被採納。

作為新中國首都,北京有過三次總體城市規劃和蛻變建設。因紫禁城座落於北京市中心點上,使得東西向和南北向的交通無法直達,必須繞過這裡,導致北京市區和交通規劃是以環狀來進行,類似石頭丟到水裡後一圈一圈漣漪向外展開。針對奧運而來的規劃,北京形成「兩軸兩帶多中心」格局,以長安街為東西貫通的軸,加上南北貫通的傳統中軸線,兩軸交匯處是故宮。兩帶是東側的經濟發展帶,以及西部的生態發展帶。

此外,還將形成多個城市職能中心,包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核心區、奧林匹克中心區、中央商務區(CBD)等中心。

**一場賽事改變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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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Beijing」,在市容煥然一新的同時,北京各地樹起英文標示,市民熱烈學習英語,為接待奧運會的八十萬外國遊客做準備。市區也增加無障礙設施,讓北京成為更方便通行和友善的城市。奧運對北京城市規劃非常重要,最吃緊的交通阻塞問題,正在動手術減壓。北京的地鐵到二○二○年將增加十五條到二十條,輕軌的條線也將增加。沙塵暴嚴重、空氣品質差的北京,是中國汽車擁有量最多的城市,交通公共化和地下化是合理解答。沒有奧運機會,這些改變不會來得這麼果斷。

大規模的拆遷和重建,幾年來爭議不斷,從原有住戶沒有得到合理賠償,到北京特色建築蕩然無存等。但北京告別歷史的速度,顯然比創造歷史要快得多。老外來到北京,想探訪的傳統中國風逐漸消失,老北京們住的胡同也拆得差不多,但北京的國際能見度跟著提高。

位於紫禁城旁的太廟,以前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前幾年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歌劇《杜蘭朵公主》在這裡上演,目前則是國際一線品牌辦文化活動的首選。去年底設計大師卡爾.拉格斐爾(Karl Lagerfeld)幫Fendi規劃的走秀活動,伸展台就選擇在長城上。

擴建完成的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是新的國家門面。這個施工期間造成旅客諸多抱怨的機場,完工後商業區每百萬旅客的平均商業面積為一千一百平方公尺,與香港赤鱲角機場、新加坡樟宜機場鼎立,能接待各國旅客和運輸大型國際活動人潮。

奧運使中國成為全球焦點,很大程度將改變世界對它的印象;同一時間,也讓中國成為靶子,各種反中國勢力和存心給中國下馬威的行動,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今年三月以來的西藏要求獨立聲浪,以及稍早前新疆東突份子在廣東的劫機,都是伴隨奧運而來的風險,中國無法避免。西方國家趁此落井下石,多少也反應他們對於和中國之間龐大貿易逆差的不滿,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擔憂。

中國社會怎麼思考這件事?「以前落後要挨打,現在崛起要挨罵,到底要中國怎麼樣?」這是普遍存在中國的「西方陰謀論」看法。許多平日不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的大陸朋友,都對這次聖火在倫敦、巴黎和舊金山的傳遞過程中,遭遇到抗議份子干擾,感到氣憤。奧運不只是中國政府的事,更是中國民眾的事。這一次,西方政府和輿論想把兩者切割開,但顯然撥錯算盤。北京奧運會前的聖火全球傳遞,是歷屆經過範圍最廣的一次。在聖火所經過的每一站,都有中國留學生和僑民在搖旗吶喊。

當中國越全球化,台灣就越邊緣化。這個自一九七一年對岸取代台灣,進入聯合國以來就無解的零和遊戲,隨著中國創造出更大的空間,屬於台灣的空間就被擠壓得越小。有無可能產生新的遊戲規則?這是更值得台灣思考的問題,而不只是去計算中華棒球隊在北京奪得金牌的機率。

台灣空間在哪裡?

台灣對北京奧運比較嚴肅的思考,僅有聖火能不能入境台灣,以及跟著西方後面再加碼喊出不排除抵制北京奧運。但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和法國總統薩科吉(Nicolas Sarkozy),可沒有人說要抵制。他們各國的企業在中國都有龐大投資,利潤的一大部分來自中國市場,讓中國難堪他們很擅長,逼中國下不了台則不至於。

面對北京奧運,台灣似乎不知該想什麼、該說什麼,只能見招拆招,就像長期以來的新台幣匯率政策,始終搞不清,究竟是繼續盯住美元,跟著貶值,還是與美元脫鉤盯緊人民幣,即便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國多年。

為了辦好奧運,中國投入六十億美元興建場館,外加三百億美元做市區改造重建,手筆之大再創歷屆奧運紀錄。不要懷疑中國政府有能力賺回來,那不是重點。這個大國已等得太久,終於等到向國內和世界證明自己的這一刻。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是北京奧運的口號,這更像講給內部自己聽的,雖然它的英文翻譯「One World, One Dream」更為出名。骨子裡,這是一場將「中國威脅論」扭轉為「中國崛起論」的競賽,而且是中國在自己家裡辦的這一屆奧運裡,唯一不能輸的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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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不是愈高階愈好!桃園產官資源如何賦能互宇向量,讓複雜技術真正「用得起、用得上」?
導航不是愈高階愈好!桃園產官資源如何賦能互宇向量,讓複雜技術真正「用得起、用得上」?

當無人機、無人船失去衛星定位訊號,還能繼續完成任務嗎?這道問題不只考驗導航設備的精度,更牽涉不同技術如何搭配,才能兼顧成本、可靠性與實際部署需求。

要理解自主載具如何在衛星訊號中斷時持續導航,得先認識「慣性導航」。互宇向量執行長鍾宏彬拿棒球作比喻:投手把球投出去後,球沒有GPS或遙控器,仍會依照出手角度、力量與旋轉向前運動。慣性導航則透過感測加速度與旋轉變化,持續推算載具的姿態、速度與位置。不過,慣性導航的誤差會隨時間累積,衛星定位訊號一旦中斷,位置推算也可能逐漸偏移。因此,自主載具需要不同定位與感測技術相互配合。2022年成立的互宇向量,便從這項需求切入,協助客戶選擇適合的導航技術,並將系統整合到產品中。

先定義任務,再決定導航規格

「以終點當起點。」鍾宏彬如此形容互宇向量的產品開發原則。相較於先提供設備、再由客戶自行整合,互宇向量在開發初期便參與討論,了解客戶要完成什麼任務,再決定性能、材料、演算法與預算。這套方法稱為「前端部署」。

以無人機精準投送為例,客戶希望載具不只抵達指定區域,還能接近建築物完成投送。飛行距離、定位精度、是否有人遙控,以及衛星訊號中斷後需要自主運作多久,都會影響系統設計。互宇向量必須先釐清這些條件,再選擇感測元件、調整導航架構,而不是直接套用既有產品。

互宇向量的技術涵蓋光纖陀螺儀(FOG)、慣性量測單元(IMU)、姿態與航向參考系統(AHRS),以及GNSS/INS融合導航方案。團隊曾與產業夥伴在實際水域驗證無人船導航系統,也透過觀音山隧道測試,觀察衛星訊號中斷時的導航表現。

對客戶而言,驗證的重點在於系統能否在任務要求的時間內維持足夠精度。互宇向量也不一定選用最高規格的零組件,而是依照需求調整演算法、材料與系統配置,必要時整合其他供應商的技術,減少客戶自行開發、測試與整合的時間及成本。

從光纖陀螺到系統整合,互宇向量把技術推向可部署的產品

鍾宏彬2010年投入光纖陀螺核心技術研究,2016年共同創辦極星光電。當時核心元件的客戶多具備自行整合能力,應用市場相對有限。他逐漸意識到,若想讓技術接觸更多使用者,就不能只停留在零件,還得往感測模組與完整系統發展。2022年成立互宇向量後,鍾宏彬延續過去累積的技術,採取合作設計製造(JDM)模式,讓團隊從產品開發初期便參與設計與驗證。

他把這種服務形容為「高階料理包」:客戶不必自行採購所有原料、研究怎麼煮,而是由互宇向量協助整合適合的技術,完成產品部署。公司不走低價、拚量路線,而是選擇與少數具有長期需求的專業客戶深入合作。目前團隊服務約12家核心客戶,透過持續參與產品開發,累積技術與合作經驗。

航太市場考驗的不只是技術,還有供應鏈與驗證能力

航太是互宇向量積極拓展的市場。目前約四成業務聚焦航太應用;2023年,團隊也與國家太空中心(TASA)展開策略性合作,推進MIOC與FOG技術的太空應用。

航太產業尤其重視「飛行履歷」(Flight Heritage)。鍾宏彬打趣地說,普通杯子就是杯子,但如果真的上過太空,「它就變成太空杯」。設備即使通過完整的地面測試,仍不等於經歷過發射與太空環境。對國際航太客戶而言,實際飛行驗證是評估設備可靠性的重要依據。鍾宏彬回憶,團隊過去花了兩、三年尋找海外企業客戶,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後來有國際業者得知互宇向量與國家太空中心合作,反而主動找上門。這段經驗讓他體會到,進入航太供應鏈除了技術能力,還需要讓國際客戶看見合作經驗與可信度。

從中央大學到蘆竹,桃園產官資源如何成為互宇的產業支點?

互宇向量與桃園的淵源,早在公司成立前就已開始。鍾宏彬從中央大學求學、攻讀博士到投入研究,一路留在桃園;第一次創業落腳楊梅,互宇向量則從青埔搬到蘆竹,建立廠辦空間。他笑稱,自己就像桃園「生出來的baby」。

桃園及北部地區聚集電路板、電子製造與機械加工等供應商,具備成熟的產業基礎。不過,部分業者長期專注既有市場,未必想過自身技術還能延伸至無人載具與航太應用。鍾宏彬舉例,互宇向量曾與傳統機械加工業者合作,協助對方了解航太供應鏈的品質驗證與製造要求,探索跨入新市場的可能。對這些業者而言,挑戰未必是技術能力不足,而是過去缺乏接觸航太應用的機會,不熟悉相關規格與驗證流程。

創業過程中,互宇向量也持續接觸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及相關局處、育成體系,參與創業交流與產業展會。鍾宏彬看重的是這些場合能讓團隊認識不同領域企業,拓展未來合作的可能。包括Meet桃園+在內的創業輔導與產業交流平台,也為在地新創提供接觸產業資源的機會。

從光纖陀螺核心元件走向完整導航系統,再延伸至航太合作與海外市場,互宇向量逐步建立從任務規劃、技術整合到系統驗證的能力。接下來,如何運用桃園既有的電子製造與精密加工基礎,找到更多能共同開發產品的夥伴,將是團隊拓展國際市場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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