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伊朗宛如昔日的蘇聯

2007.03.01 by
數位時代
今日的伊朗宛如昔日的蘇聯
唯一比一個國家逐漸對消費石油上癮這件事更愚蠢的,就是逐漸對販賣石油上癮。因為耽溺於石油販賣能讓國家變得奇笨無比,而一旦油價急遽下跌,民眾開始...

唯一比一個國家逐漸對消費石油上癮這件事更愚蠢的,就是逐漸對販賣石油上癮。因為耽溺於石油販賣能讓國家變得奇笨無比,而一旦油價急遽下跌,民眾開始傾向於革命行動。以上是整個蘇聯(Soviet Union)興起與衰敗的真實故事,因為它過度倚重石油;如果美國夠聰明的話,伊朗最終將有可能上演相同的戲碼。

來到莫斯科很難不注意過去五年來狂飆的油價,對中產階級消費能力所造成的影響。五年前,從克林姆林宮一路開到莫斯科機場只花了我三十五分鐘,如今從莫斯科市中心到機場的路上,車子大排長龍,這段路耗掉我整整兩個半小時。因為這個當初設計可容納三萬輛汽車的都市,十年前就有三十萬輛車,今天更暴增到三百萬輛,以及一大圈的新興郊區。

俄國如何處理這筆由石油與瓦斯帶來的意外橫財,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大題目,但我現在想講的是:對石油的依賴如何成為終結蘇聯的一部份原因,以及美國可以利用伊朗現在對石油的依賴,縱橫開闔。

許多經濟學家早已長時間地研究這個現象,我則是在莫斯科與俄羅斯國民經濟科學院(Russia's Academy of Natioanl Economy)院長烏拉米爾茂(Vladimir Mau)談話後才開始留意。我告訴他,蘇聯之所以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chev)掌權後迅速瓦解,絕對是因為油價短時間內暴跌至一桶十美元,而與雷根(Ronald Reagan)的所作所為毫無瓜葛。茂卻指出,事實上,真正的元兇是那「暴漲的油價」。七○年代時油價的急速上升,誘使克林姆林宮對內過度擴張各項補助,對外侵略阿富汗。一直到八○年代的油價崩盤,才把這個透支的帝國搖醒。

茂對故事的介紹如下:感謝那些貧民在集體農場(collective farm)所生產的便宜農作物,以及灌注於國家工業建設的囚犯勞力,效率低落的蘇聯政府在早期尚能維持。然而在六○年代初期,上述資源早已無法滿足需求,克林姆林宮也被迫開始進口穀物等商品——這算是經濟解套的一個契機。可惜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與隨後而來的高油價,讓世界石油蘊藏量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蘇聯,有了長達十五年的生活津貼,來自第三種廉價資源——「油與瓦斯」。

這筆石油橫財讓布里茲涅夫(Brezhnev)政府,「有足夠的錢去獲得例如主張平均地權者之類利益團體們的支持,去進口貨物,去收買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茂說:「總出口項目中,石油的比率從一○%到一五%,增至四○%。」這只是讓整個蘇聯經濟更為僵化,「你有的石油愈多,你需要的政策就愈少。」茂特別強調。

七○年代,蘇聯出口石油與瓦斯,並「把錢拿來進口糧食、消費性商品、提煉石油瓦斯的設備。」茂說。但從八○年代初期油價開始下滑——有一部份也要歸功於美國的制衡動作。「蘇聯當時可以選擇降低消費,可是克林姆林宮卻走了另一條路,它已經太過長期地收買那些支持者。所以蘇聯開始向外國借款,然後把借來的錢花在消費品與補貼金上,以穩定民心與安定。」縱使戈巴契夫試著在油價與產量持續下滑時重建共產主義,然為時已晚。

茂說,目前的伊朗與昔日的蘇聯極為類似。伊朗的君王利用一九七三年後獲取的石油暴利,在仍舊傳統的伊朗社會推動大型現代化,所產生的反對力量使王室覆滅,讓阿亞圖拉(atatollahs,什葉派領袖的統稱)於一九七九年獲得政權。而阿亞圖拉則利用這些錢來鞏固權力。

二○○五年彭博網站(bloomberg.com)曾報導,伊朗政府每年的原油收入為四百四十六億美元,其中有兩百五十億元花在各種補助金上:房屋、工作、糧食,以及每加侖三十四分美元的超便宜石油,來攏絡各個利益團體。現任的伊朗人民黨總統更是進一步增加了所補貼的商品與勞務項目。

因此一旦油價再度劇跌,伊朗政權將如同舊蘇聯一般,被迫取消許多伊朗人享受的種種好處。對一個本來就不受愛戴的政權來說,這麼做絕對會衍生出各式各樣的問題,最後造就出屬於阿亞圖拉的戈巴契夫。你我都知道那代表什麼,「只消瞧瞧舊蘇聯的歷史。」茂說。

總的來說,美國遏止伊朗的最佳辦法並非圍堵(containment)或交往(engagement),而是長期致力於調降國際油價與開發替代能源。要想徹底利用伊朗依賴石油的弱點,我們必須先終結自己對後者的依賴。 

七○年代時油價的急速上升,
誘使克林姆林宮對內過度擴張、對外侵略阿富汗,
一直到八○年代的油價崩盤,
才把這個透支的帝國搖醒。 

一旦油價劇跌,伊朗政權將如同舊蘇聯一般,
被迫取消許多伊朗人享受的種種好處。
對一個本來就不受愛戴的政權來說,
這麼做絕對會衍生出各式各樣的問題。 

湯瑪斯.佛理曼 Thomas L. Friedman 
現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最新著作為《世界是平的》(2005年出版)。1953年出生,1981年加入《紐約時報》,1983年和1988年分別獲得普利茲國際報導獎。著作包括《凌志汽車與橄欖樹》(2000年出版)、《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1989年出版)。其中,《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在2000年時獲得了海外出版商俱樂部的最佳外交政策非小說獎項,並被翻譯成27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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