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比一個國家逐漸對消費石油上癮這件事更愚蠢的，就是逐漸對販賣石油上癮。因為耽溺於石油販賣能讓國家變得奇笨無比，而一旦油價急遽下跌，民眾開始傾向於革命行動。以上是整個蘇聯（Soviet Union）興起與衰敗的真實故事，因為它過度倚重石油；如果美國夠聰明的話，伊朗最終將有可能上演相同的戲碼。
來到莫斯科很難不注意過去五年來狂飆的油價，對中產階級消費能力所造成的影響。五年前，從克林姆林宮一路開到莫斯科機場只花了我三十五分鐘，如今從莫斯科市中心到機場的路上，車子大排長龍，這段路耗掉我整整兩個半小時。因為這個當初設計可容納三萬輛汽車的都市，十年前就有三十萬輛車，今天更暴增到三百萬輛，以及一大圈的新興郊區。
俄國如何處理這筆由石油與瓦斯帶來的意外橫財，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大題目，但我現在想講的是：對石油的依賴如何成為終結蘇聯的一部份原因，以及美國可以利用伊朗現在對石油的依賴，縱橫開闔。
許多經濟學家早已長時間地研究這個現象，我則是在莫斯科與俄羅斯國民經濟科學院（Russia's Academy of Natioanl Economy）院長烏拉米爾茂（Vladimir Mau）談話後才開始留意。我告訴他，蘇聯之所以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chev）掌權後迅速瓦解，絕對是因為油價短時間內暴跌至一桶十美元，而與雷根（Ronald Reagan）的所作所為毫無瓜葛。茂卻指出，事實上，真正的元兇是那「暴漲的油價」。七○年代時油價的急速上升，誘使克林姆林宮對內過度擴張各項補助，對外侵略阿富汗。一直到八○年代的油價崩盤，才把這個透支的帝國搖醒。
茂對故事的介紹如下：感謝那些貧民在集體農場（collective farm）所生產的便宜農作物，以及灌注於國家工業建設的囚犯勞力，效率低落的蘇聯政府在早期尚能維持。然而在六○年代初期，上述資源早已無法滿足需求，克林姆林宮也被迫開始進口穀物等商品——這算是經濟解套的一個契機。可惜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與隨後而來的高油價，讓世界石油蘊藏量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蘇聯，有了長達十五年的生活津貼，來自第三種廉價資源——「油與瓦斯」。
這筆石油橫財讓布里茲涅夫（Brezhnev）政府，「有足夠的錢去獲得例如主張平均地權者之類利益團體們的支持，去進口貨物，去收買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茂說：「總出口項目中，石油的比率從一○％到一五％，增至四○％。」這只是讓整個蘇聯經濟更為僵化，「你有的石油愈多，你需要的政策就愈少。」茂特別強調。
七○年代，蘇聯出口石油與瓦斯，並「把錢拿來進口糧食、消費性商品、提煉石油瓦斯的設備。」茂說。但從八○年代初期油價開始下滑——有一部份也要歸功於美國的制衡動作。「蘇聯當時可以選擇降低消費，可是克林姆林宮卻走了另一條路，它已經太過長期地收買那些支持者。所以蘇聯開始向外國借款，然後把借來的錢花在消費品與補貼金上，以穩定民心與安定。」縱使戈巴契夫試著在油價與產量持續下滑時重建共產主義，然為時已晚。
茂說，目前的伊朗與昔日的蘇聯極為類似。伊朗的君王利用一九七三年後獲取的石油暴利，在仍舊傳統的伊朗社會推動大型現代化，所產生的反對力量使王室覆滅，讓阿亞圖拉（atatollahs，什葉派領袖的統稱）於一九七九年獲得政權。而阿亞圖拉則利用這些錢來鞏固權力。
二○○五年彭博網站（bloomberg.com）曾報導，伊朗政府每年的原油收入為四百四十六億美元，其中有兩百五十億元花在各種補助金上：房屋、工作、糧食，以及每加侖三十四分美元的超便宜石油，來攏絡各個利益團體。現任的伊朗人民黨總統更是進一步增加了所補貼的商品與勞務項目。
因此一旦油價再度劇跌，伊朗政權將如同舊蘇聯一般，被迫取消許多伊朗人享受的種種好處。對一個本來就不受愛戴的政權來說，這麼做絕對會衍生出各式各樣的問題，最後造就出屬於阿亞圖拉的戈巴契夫。你我都知道那代表什麼，「只消瞧瞧舊蘇聯的歷史。」茂說。
總的來說，美國遏止伊朗的最佳辦法並非圍堵（containment）或交往（engagement），而是長期致力於調降國際油價與開發替代能源。要想徹底利用伊朗依賴石油的弱點，我們必須先終結自己對後者的依賴。
七○年代時油價的急速上升，
誘使克林姆林宮對內過度擴張、對外侵略阿富汗，
一直到八○年代的油價崩盤，
才把這個透支的帝國搖醒。
一旦油價劇跌，伊朗政權將如同舊蘇聯一般，
被迫取消許多伊朗人享受的種種好處。
對一個本來就不受愛戴的政權來說，
這麼做絕對會衍生出各式各樣的問題。
湯瑪斯．佛理曼 Thomas L. Friedman
現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最新著作為《世界是平的》（2005年出版）。1953年出生，1981年加入《紐約時報》，1983年和1988年分別獲得普利茲國際報導獎。著作包括《凌志汽車與橄欖樹》（2000年出版）、《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1989年出版）。其中，《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在2000年時獲得了海外出版商俱樂部的最佳外交政策非小說獎項，並被翻譯成27種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