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人才地能愈跑愈快|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二○○一年年底，中國在加入ＷＴＯ後頒布《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隨後正式開放保險產業，但是其中的五三二條款（即外資保險公司得具備五十億美元的資產、三十年經營經驗及大陸代表處設立必須滿二年），卻卡死一大批台灣有意進軍中國的保險公司，因為當時符合這個條件的台灣壽險公司屈指可數。

但是台灣的保險市場當時已趨於飽和，同時成長幅度有限，因此所有人都知道中國是下一個決勝戰場。

具備同文同種的優勢，外加台灣保險從業人員在各方面的經驗優勢，既然公司過不來，即便是以個人身分，如果能來，也將義無反顧。因此，在二○○五年國泰人壽正式取得進軍大陸的台灣首家壽險公司之前，台灣壽險人員實際上就曾經有一波遠征中國的紀錄，只是那是一段相當慘烈的過往。

挖角風破壞市場
二○○二年，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推出「龍騰計畫」，徵召超過五百位的台灣壽險業精英至中國發展。五年後，根據現為宏利人壽總經理的王天運預估，「目前還留在大陸的僅約十多人。」這也等於九成五以上當時遠赴中國的台灣壽險業精英，都在這次遠征中陣亡。

「因為挖角其實對這個市場是種破壞，」國泰人壽上海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經理張發得認為，中國保險市場最大的問題就是發展過快，本土公司不僅沒有足夠的管理人才因應，外資公司也沒有足夠了解中國市場的人才，所以如果這些公司不靠挖角的話，就沒有人能主持。而就近的台灣保險人才由於質量俱佳，又同文同種，因此從台灣挖角也是必然的結果。

「但是這些從別的公司挖角過去的人才，文化整合就是一大考驗，」張發得認為，這些公司最後將同時面臨到缺人甚急與用人磨合的雙重嚴重問題，「這就造成公司營運的空轉，也浪費了人才。」張發得說。
正因為這種急就章又單槍匹馬的失敗經驗，即使於二○○五年一月首先取得台灣第一家壽險公司獲准進軍中國的殊榮，國泰人壽並沒有出現急速擴展的大頭症狀。

「因為台灣壽險業最大的優勢就在於人才庫充足，這是外資與中國本土保險公司最欠缺的部份。不過，台灣壽險公司一定要以大兵團的方式作戰才有機會。」張發得說。因此，國泰人壽為了能迅速搭建公司組織架構，並讓業務與企業文化能順利跨海移轉，決定不計成本採用整廠輸出的方式，由台灣派駐平均年資高達十二年以上的各類行銷管理幹部遠赴中國。

堅持自己培育人才
「因為壽險是人的公司，沒有這些人，公司就沒有辦法動，」張發得透露，包括人事行政、財會投資、精算、法務、業管、核保、審查、醫療專業、培訓人員與ＩＴ系統等主管，國泰人壽調往中國的台籍幹部，一出手就多達八十六位，堪稱是台灣金融服務業跨海遠赴中國經營的最大手筆。

再來就是透過這些台灣資深幹部在中國進行招募與人才培訓的打地基工程。「保險業就像堆積木一樣，一開始都是很慢的，但一旦基礎到位，往上堆就很快，」張發得常舉其辦公室隔壁正在興建中的未來上海第一高樓──環球金融中心為例，「當初國泰人壽進駐上海金茂大廈（現為上海最高大樓）三十二樓時，隔壁還沒蓋這麼高，沒想到兩年之內，它已經超過三十二層。不過，人家當初光是打地基就打了好幾年，才會蓋這麼快的。」

張發得認為許多公司面對如此龐大成長的市場大餅，都會禁不起誘惑，而透過挖角來達到擴展業績的目的，但是國壽絕對不挖角，一定是自行招募人才，「通常一千個人裡才面試進來三、四十個，然後經過培訓，剩下的可能只有十來位而已，但是壽險業的成功就是靠人才累積才行，」張發得表示，雖然一開始的業績拓展速度很慢、很辛苦，但是透過過往台灣經驗知道，「唯有透過自己培訓的人才慢慢累積，才會有業績爆發的一天，挖角是不可靠的。」

「因為金融服務業其實是一場比氣長、比人才的戰爭，」張發得認為，國泰人壽不計成本，從台灣大舉調兵遣將，同時自主培訓人才，就是為了打持久戰，因為台灣壽險業的人才優勢，在這幾年之間仍非常明顯，「只要穩紮穩打，雖然一開始進展甚慢，但最後絕對大有可為。」

經過兩年鍛鍊基本功後，今年起，國泰人壽將開始大舉擴增一倍的營銷人員，達到一千位的規模，並至少再成立兩家分公司。就像張發得舉上海未來第一高樓環球金融中心為例，看來國泰人壽地基工程已完成，如今正開始加速向上發展。

台灣金融機構赴中國設點概況

保險11家（除國泰人壽取得公司資格外，其他僅為代表處）：
國泰人壽（北京、成都）、國泰世紀產物（上海）、國泰人壽上海有限責任公司、富邦產險（北京、上海）、富邦人壽（北京）、新光人壽（北京、上海）、新光產物（蘇州）、明台產險（上海）、友聯產險（北京）、中央產物（廣州、上海）、台灣人壽（北京）、中國人壽（北京）

銀行7家（僅為代表處）：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上海）、彰化銀行（昆山）、合作金庫（北京）、華南商業銀行（深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北京）、台灣土地銀行（上海）、第一商業銀行（上海）

證券13家（僅為代表處）：
群益證券（上海）、元大京華證券（北京、上海）、寶來證券（上海、北京）、倍利國際證券（上海、深圳、北京）、統一證券（上海）、建華證券（上海）、金鼎證券（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日盛證券（上海）、元富證券（上海、深圳）、京華山一（北京）、大華證券（上海）、太豐行證券（上海）、富邦證券（上海）

透過過往台灣經驗知道，唯有透過自己培訓的人才慢慢累積，
才會有業績爆發的一天，挖角是不可靠的。

從AI模型到AI經濟，企業競爭焦點轉向算力與Token調度能力

過去市場談AI，焦點多半放在模型參數、推論效能與模型能力，但在大型語言模型推論需求暴增的現下，AI Infra早已從單純GPU採購演變成涵蓋機櫃、網路、儲存、散熱與電力的整體工程；企業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GPU、而是如何更有效率地調度與利用算力。

尤其在NVIDIA提出Token Factory概念後，全球AI產業正逐步從模型競賽轉向「AI經濟」，亦即，影響企業AI決策的再也不是使用哪個模型、部署多少GPU，而是消耗多少Token、產生多少AI服務，以及算力是否能被有效共享與調度。

換言之，在AI新世界，算力調度能力的重要水漲船高。對此，陳文裕十分認同的說：「企業想要提升AI競爭力，不僅要掌握模型與應用，還必須進一步思考如何有效切割GPU資源、讓不同部門甚至集團子公司共享算力、延長舊世代GPU的使用壽命，甚至是如何將閒置算力轉變成可交易的資源等。」

事實上，這也是大量AI資料中心（AIDC）跟新世代AI雲端服務（Neo Cloud）業者出現的原因，包括CoreWeave、Nebius、Lambda Labs、GMI Cloud等業者皆試圖以更具彈性的方式，提供企業所需的GPU服務與AI算力平台。

看準這波趨勢，數位無限除透過AI-Stack提供GPU切片、模型部署、模型管理與MLOps等服務，協助客戶提升GPU使用率，更進一步推出ixCSP平台，讓雲端服務供應商與新世代AI雲端業者，能從過去單純販售GPU資源轉型為提供GPU as a Service、Token as a Service與Model as a Service等創新AI服務。

以Software Defined AI Infrastructure助企業以「通用化、鬆耦合」迎戰瞬變AI世代

因應AI新世代帶來的挑戰：模型快速升級、算力需求攀升、GPU世代交替迅速，企業在追逐AI落地的同時，勢必得面臨基礎建設更新速度過快、硬體投資壓力升高，以及資源利用效率難以最佳化等挑戰。

為協助企業在AI快速演進與基礎建設投資之間取得平衡，數位無限的作法是，透過AI-Stack將底層硬體抽象化，以Token或模型服務形式提供，讓企業客戶、AIDC與Neo Cloud業者可以延長不同世代與不同品牌的AI硬體設備的生命週期、創造更高的使用價值、甚至是展開更多元的營收模式。

例如，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便透過數位無限的AI-Stack解決GPU資源調度效率不彰問題，加速39項AI模型進入臨床應用階段，成功建立起「從模型開發到臨床落地」的完整生態系統。而日本精密製造大廠–Union Tool Co.–則是透過AI-Stack簡化GPU資源共享、加速AI模型的開發與測試腳步，為提升生產效率做最佳準備。

「如果大型企業或AIDC業者擁有閒置資源，也可以透過ixCSP平台，把算力共享或調度給集團內部團隊、子公司，甚至上下游合作夥伴使用，進一步提升整體資源利用率。」數位無限執行長陳文裕如是說道。

隨著AI從工具演變成企業核心基礎建設，企業真正需要的，也不再只是單一模型，而是一套能持續適應AI快速演進的AI Infra，而這與數位無限近年來的重要轉型方向一致：從AI管理軟體提供者轉型為軟體定義AI基礎建設供應商，更好協助客戶打造具備「通用化」與「鬆耦合」特性的AI基礎建設。

除以AI-Stack與ixCSP協助客戶提升算力使用效率與價值，數位無限亦計畫與硬體合作夥伴推出Agentic AI一體機方案，協助企業快速建立可驗證、可部署、可切割、可共享的AI運算環境，降低企業從PoC走向實際導入的門檻，加速AI落地。

總的來說，隨著AI競爭從模型能力延伸到算力治理，企業比拚的不僅是導入速度，而是能否建立一套足夠彈性、可持續演進的AI Infra，而這與數位無限的發展目標一致，將持續不斷優化產品服務，化身企業搶進AI新世代的關鍵合作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