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機火紅,誰受惠?誰受苦?
山寨機火紅,誰受惠?誰受苦?
2009.02.01 |

在中國廣東深圳市華強北的電子商場裡,手機就像蘿蔔、青菜一樣地叫賣著,這些全都是拼裝而成的手機,其與國際品牌手機外貌相近、功能相仿,價格卻少一個零。此外,更有的形狀獨特,有手錶造型的、光學變焦的、香煙盒狀的,還有BMW、賓士與法拉利等車模手機。不管是LV還是Gucci、Armani,一旦被看上,無一倖免地都被這些仿冒手機拉上山寨,成為壓寨夫人。而做出這些質押各大品牌,成為自家寶貝的土匪行徑,徒有其表、品質毫無保障的手機,就被統稱為山寨機。
山寨機真的是另一項中國的經濟奇蹟嗎?

光華商場模式手機版

還記得什麼是光華牌的電腦嗎?就是在台北市光華商場裡找一家業者,開出你要的規格與零組件品牌,然後店家就會幫你安裝外加測試,OK之後,就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了。這種拼裝電腦,就是光華牌電腦,而許多人的第一台電腦就是這樣的組裝電腦。
這項過去在台灣生根三十多年的電腦組裝經驗,如今卻一夕在對岸爆紅,成為新的商業模式,甚至成為一門足以在商學院開課的顯學:山寨手機。殊不知這在三十年前的台灣市場就已經發生過了。
事實上,當所有電子產品朝向零件模組化、價格平民化、技術一般化,以及需求普及化時,就有可能在各種電子產品領域裡,衍生出像台灣電腦賣場重鎮光華商場的商業模式。
但是為何台灣有組裝電腦的產業,卻沒有衍生出組裝手機的次產業呢?這是由於過去電腦產業一直與手機產業屬性不同。
電腦產業包括產品效能及各項零組件的價格資訊,都非常普及且透明;而手機產業裡的種種,對一般消費者而言,就像雲端上的世界,外界根本無從窺探手機內部的全部樣貌。外加無線通訊產品幾乎都是每個國家特別管制與要求檢驗的產品,因此台灣有以組裝電腦聞名於全球的光華商場,卻不見相同模式在手機上被複製。
但是為何中國卻可以做到?並非中國政策允許山寨手機的存在,而是由於中國政府急於拉近城鄉之間的生活水準落差,因此在二○○八年開始推出一系列關於電子產品下鄉的政策,鼓勵業者以低價策略,積極將通路與產品販售到鄉村等三、四級城市,讓中國普羅民眾也能享有現代化的生活體驗。
就是在這樣一個政策性的鼓勵環境下,擁有超低成本、超強功能的山寨機,有了一片廣大的沃土可以成長。

**成為台灣電子廠避風港 **

然而,山寨機的出現對中國本地與外國品牌手機業者可說是重傷害。看看二○○六年位居中國本土第一大手機品牌的聯想,或是其他老字號的手機品牌:波導、夏新等,都在山寨機的圍堵下,從二○○七年開始,業績一路下滑。
聯想二○○八年第二季業績比前一年平均掉了三成、波導虧損了五億元人民幣,而夏新更是虧損超過六億元人民幣,有些企業甚至因此退出中國手機市場。
因為品牌手機要保持固定的利潤,就必須支付生產、研發的人力及管理成本,之後還得投入廣告費用,外加代理商還要再賺一手,這當中還有一級、二級,甚至三級經銷商也得分一杯羹。層層加碼之下,品牌手機呈現在消費者面前的價位自然不會便宜。即使中國政府已經補貼一三%的費用,來推展手機的下鄉業務,但是品牌手機的價格依舊高於山寨機。
市場研究機構In-Stat中國分析師劉伯豐先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占中國絕大多數的非精英階層和未受過高等教育者,至少有十億人口,是山寨機的消費主力軍。他們願意支付六百元人民幣購買山寨機,而不是諾基亞的手機,是因為過去手機商所強調的品牌價值,對這些消費族群根本沒有意義。
不過,山寨機對於台灣電子產業而言,卻像是一個景氣寒冬裡的突圍窗口。
儘管在以低價為訴求的山寨機模式裡,都只是賺小利,但這中間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平台提供者。從個人電腦產業的發展歷史來看,Wintel(微軟+英特爾)迄今在個人電腦產業裡仍然屹立不搖。而山寨機的平台,當然就是台灣的IC設計龍頭——聯發科。
劉伯豐就認為,即使各界一直給予聯發科「山寨機之父」的稱號,但是卻無法否認其研發的平台解決方案、使用者介面的完整軟體系統,以及提供完整產業鏈供應與技術支援的服務,已經大大降低手機製造的門檻,打開過去手機產業不為人知的潘朵拉之盒,讓先前壟斷手機產業的所有業者,包括晶片、設計、製造與品牌的產業鏈成員,徹底進行大洗牌。
因此,過去一直打不進主流手機供應鏈的台灣業者,也藉著山寨機找到春天。
例如凌巨的中小尺寸面板、奇致的觸控面板、柏承的印刷電路板、宏齊的LED、聯發科、威盛、義隆等的晶片、普立爾與華晶的鏡頭模組,以及大聯大的電子零件通路服務,都打破了過去由高通(Qualcomm)、英飛凌(Infineon)、博通(Broadcom)、德儀(TI)等外商所主導的手機零組件市場。
手機,這曾讓全球晶片龍頭英特爾棄兵卸甲,至此不再接觸的傷心玩意,卻讓台灣兵團在一年之內就一舉攻下了一.五億支的市場。

**
比一時更比一世**

然而,看著山寨機不斷地在中國市場攻城掠地,品牌手機又該何去何從?
「這一點倒不用擔心!」聯想移動通信的執行長呂岩表示,山寨機是留不住客戶的,因為這些機種的故障返修率高達六成,而且廠商也沒有實驗室、沒有測試工廠、手機的幅射大,只是能打電話而已,根本對健康有很大的危害,所以他並不認為山寨機能走到主流市場上。但不可否認,山寨機在功能上的創新思維,以及供應鏈的超高效率,的確非常值得其他品牌手機業者借鏡。
姑且不論山寨機與品牌手機未來的成敗,光看兩者問世的速度,就知道山寨機有多令人瘋狂!自二○○七年下半年到二○○八年上半年,三星是中國市場推出最多新機型的手機大廠,共有四十七款,平均一個月推出近四款,緊隨其後的是諾基亞的三十四款、索尼愛立信的十九款,及摩托羅拉的十八款。
可是在深圳的華強北,新款機型面世的速度是以天來計算的。據當地賣場人士估計,每天都會有三至五款新手機送達賣場,保守估計山寨機一年的新款手機高達到一千款以上。
此外,博通台灣研發中心總經理高榮新也認為,山寨機或許一時間會成為市場上受人矚目的焦點,但是手機市場非並以價格決定一切,品牌力、穩定性以及安全性,這些都是山寨手機所達不到的。外加違法的疑慮,讓山寨機妾身不明,遊走在法律邊緣,「這些產品或許爭得一時,但要能長久經營,卻有所疑問,」高榮新說。
山寨機的魅力,就如同十九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鄧寧(T. J. Dunning)形容資本運用的一段話:「一旦有適當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如果有一○%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二○%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五○%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一○○%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三○○%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被斷頭的風險。」即便這段話時已過了二百年之久,但是用在山寨機席捲整個中國,甚至海外新興市場的風潮裡,依舊非常貼切!

**山寨機的浪潮,台灣產業是最大贏家
台灣山寨機供應鏈:
晶片:聯發科、聯陽、晶豪科、巨虹、系微、義隆電
面板:勝華、凌巨(中小尺寸)、奇致(觸控面板)
印刷電路板:柏承、健鼎
LED:宏齊、佰鴻
石英元件:晶技
線材:樺晟
相機模組:普立爾、華晶、原相
通路服務:大聯大

往下滑看下一篇文章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開啟專屬自己的主題內容,

每日推播重點文章

閱讀會員專屬文章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看更多獨享內容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開啟收藏文章功能,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開啟訂閱文章分類功能,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我還不是會員, 註冊去!
追蹤我們
代理式商務連動百兆商機
© 2026 Business Next Media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網站內容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106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2號9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