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年輕創業家喜歡開咖啡館、複合式餐廳、民宿，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店，它們像一顆顆小珍珠，為城市點亮了風情，我的台商朋友說：這樣的小店、這樣的閒散幽情，北京就是找不著一家。但也大有人對它們不以為然，郭台銘就說這些年輕人「島國思維」，以開咖啡店為滿足，不可思議。
20到35歲憂鬱的世代
和上兩代比較起來，廿到卅五歲這一代可說是「憂鬱的世代」，他們從小在自由、寬裕的空氣中長大，早早明白「自己做決定」的重要性，問題是台灣的教育系統並沒有跟著時代改變，它的專長仍是「打造產業預備軍」、「研發考試技術」，對大學畢業生來說，這集體化的學校教育與個體化社會標舉的世界觀間之落差，便正好催生了「憂鬱」這種世代特徵。
「憂鬱」是一種進退維谷的心靈狀態，有憂鬱感受的人清楚知道「不要什麼」，卻不清楚「要什麼」。過往，父母那一代認命地接受社會所派任的「角色」，全力以赴，即便中年或有那麼一絲迷惘，但社會給予其角色完成的評價與肯認，終使得他們仍能穩定自信地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這世代的年輕人則不同，社會已經擺明了「你應該成為你自己———那個獨一無二又特別的人」，問題是「那個特別的『自我』是什麼？」而「我們又如何感受到『自我』的召喚」，如果「『自我』遲遲不現身，那該怎麼辦？」
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許多研究都指出，從來都沒有「原初自 我」（authentic self）這種東西，「自我」是在一次次的遭遇中、事件中，靠著自身與人們、社會、際遇的互動而逐步形成的，這也是為什麼西方社會把青春期的高中教育視為一系列「事件化自我」的過程，學校應創造出各種遭遇，幫助學生穿進事件，於事件中洗禮並建構起一片片的「自我」，而我們都明白，台灣的高中和大學都很少作這些事情（實踐大學建築系是少見例外）。
「我追尋」創業家
從某個角度看來，咖啡館和小店因而是一種中介性的「救贖」，它們多半是「憂鬱者」所創，也大部分由「憂鬱者」消費所支持，他們在此等待著「事件」的出現，期待某一時刻裡「自我」得以湧現，在那一刻，你清楚地想做某一件事，而且感受到那一件事對整個生命的意義（馬克思、Steve Jobs與魏德聖都在某個青年轉折點上，知道了「那件事」）。
咖啡館和小店的風行是合理的，它們規模小、門檻低、技術風險不高，川流著各種可能改變命運的社會關係，最重要的是：經營者擁有高度自主性，大企業中泯滅自我的生活恰好是他們「不要的」，他們渴求的，是一種蘇格拉底所說的「被檢驗過之人生」（an examined life）。
以「自我的追尋」為根基的創業家，即將成為台灣下一波經濟成長的主力，對於他們而言， 「想成為什麼」（to be someone）的身分焦慮遠大於金錢利益，你可能想不到，這種由「認同」所產生的特別創造力，正是蘋果、任天堂、維京航空、Google和Pixar的魅力來源，它們的老闆都「島國」過、也憂鬱過……。（原載於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