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大中] 我反對，所以我存在|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全世界前三名最危險的核能發電廠，台灣佔了兩座，請大家好好想想，我們有必要繼續往核能發電這條路走下去嗎？」歌手信在現場直播的跨年晚會上，毫無保留地宣示反核的立場。

「媒體應該是為真相發言的平台，而不是企圖去壟斷，或把你、把我們當作是被利用的東西。」蘇打綠主唱青峰在旺中集團轉播義大晚會的場子，公開呼籲反媒體壟斷，他唱「沒有菸抽的日子」，送給每個勇敢的人，清醒的你們。

創作才女張懸在演唱會上感性說出自己對媒體壟斷的看法：「通常控制我們的其實是財團和超級企業，每一個人其實都在某個機器下面被運作或被要求服務與工作。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一個站出來就去死的英雄，我們要停止覺得某個人好勇敢，而是要相信多數人如果有同樣的意見而且敢於發聲，我們就不是一個人。」，她希望反超級企業的新興概念，被更多人聽見，並且開始反思。

羅大佑在保守壓抑的八〇年代，用一首一首抗議歌曲，鏗鏘有力地昭示他對社會問題和威權體制的反抗和不滿，歌曲被禁成為家常便飯，他則成為人們眼中的憤怒青年、抗議歌手。

而抗議歌曲並不是從羅大佑開始的，貝多芬在1805年完成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齣歌劇 「費德里奧」 ， 就是一個反叛的故事，內容影射當時混亂無度的政局，讓執政者冷汗直流，最後佈下禁令。

從Blowing In The Wind開始，六〇年代的Bob Dylan用大量的民歌創作，發出反戰、反核武、反種族不平等的激越之鳴，他是反叛力量的代表，抒發年輕人面對時代的困頓，對抗一切傳統權威。

John Lennon的第一首個人熱門單曲Give Peace A Chance，也是一首著名的反戰歌曲，反對戰爭對全人類的生命造成不必要的迫害與犧牲，而每當Imagine的樂聲響起，你都會想起他，一個性格反骨又倔強，反對一切暴力活動的可愛的和平主義者。

天團U2的主唱Bono，更是將他的創作、演出，他的搖滾樂，與他的政治關注緊密結合，Sunday Bloody Sunday、In The Name Of Love、One…，反暴力、反恐怖主義、反美帝、反全球化…，三十多年來不停思考著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戰爭與和平、人權、環境、貧窮等等，他說：「如果搖滾樂不敢質問大的問題，那還是搖滾嗎？」。

反對，真是個迷人的字眼，充滿力量的動詞。不只上述的舉證歷歷，有沒有發現，許許多多的詩人、畫家、表演者、導演…，傑出的創作人，往往會發展出某種鮮明的反對立場；又或者是，具有一定程度反對性格的人，經常會成為傑出的創作人。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很難說，但反對和創作之間，似乎確切存在著很微妙的正相關。

如果反對的極致叫做革命，那麼在我心中，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監獄的巴黎市民，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切格瓦拉這些革命家，就是最有膽識才情的另類創意人。廣告教父孫大偉說過：「創意的本質就是顛覆，威力更大的就是革命。」，就算革不了命，也別忘了反對，我想鼓勵大家，從事「反對運動」（很抱歉我借用了一個也許並不恰當的既有名詞，因為如果去Google一下，你會發現這可能褻瀆了某些人眼中非常神聖的政治語彙），把反對當成一種對身心靈有益的運動，有事沒事都要找個事動一動，好好反對反對。沒錯，就是為反對而反對！我必須解釋，這可不是唯恐天下不亂，而是我們有必要這樣充實自身的血肉。

所謂反對，或者反抗一件事情，那件事情肯定是某種趨向、某種勢力，甚至是某種主動或被動的共識，某種堅實而固執的存在。它之於你，就像大之於小、多之於少、強之於弱，於是你不得不使出身上所有的力氣跟它鬥爭，那會讓你綻放出熱情、勇敢和生命力，感覺到自己是如此真實地活著，如此明確地存在，這些，正好是創作心智不可或缺的能量和養分。

「你是那種會挺身而出，反對某件事情的人嗎？」前些時候朋友這樣問我，他覺得自己不是，我跟他說，也許不是敢不敢、會不會，而是有感無感的問題，雖然那跟敏銳度和批判性有關，但重點還是你願不願意，有沒有努力去找到一件你真正在乎，完全無法妥協的事情，找到了，你自然會站出來，用你所有的力氣反對它。就像純樸的農民，可以激烈到甚至付出性命，也要反對WTO和ECFA對農產品進口的開放，因為那切身關乎他們的生計。就像一但關乎到人民的健康，反美牛的巨大聲浪，連政府也得乖乖讓步。就像那一年，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走上街頭的善良百姓，竟然前仆後繼地加入紅衫軍反貪腐的行列。而如果像陳昇說的，把號稱安全無虞的核廢料通通運到總統府，我想，府方可能會立刻成為堅定反核的一方。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我們有天賦的反對潛能，只要我們找到標的物。

記得小時候，媽媽常說我是個愛唱反調的壞孩子；國中老師說，我的青春期可能比正常人叛逆一百倍；在家，在學校，甚至在部隊，在公司，我一直是讓人頭痛的反對黨。曾幾何時，隨著年歲漸長，越來越融入所謂的社會，所謂的主流，頭上的角卻慢慢磨掉了，變得溫和而欠缺熱情，世故卻不再勇敢，當被問到現在的我，反對什麼？竟有種啞口無言的尷尬鬱悶。

反對，永遠比贊成來得有個性。從今天起，我要站回反對的一方，我反對，我抗議，我叛逆，因為我反對，所以我存在。(本文同步刊載於數位時代2013年3月號雜誌 )

以 AI 賦能核保，審查時間省六成

開始一張保單的旅程，核保是第一步，攸關保戶是否能儘速取得保障。投保過程中，若涉及既有病史或體況，核保便須介入評估，綜合審視商品條款、投保規則與法律規範，以決定是否承保，可說是一項高度專業的決策工程。

「以一份新契約為例，客戶的病歷資料可能厚達百頁。核保員得逐頁翻找診斷紀錄、用藥史與手術紀錄，判斷其對承保的影響。但大多數核保人員並不具備醫護背景，這方面的專業判斷力全靠長期經驗積累，導致傳統作業十分耗時。」蔡佳蓉解釋。

為此，富邦人壽建構「核保智能助理」，運用生成式 AI 摘要病歷，解決過往判讀大量專業英文病歷的痛點。這可不是把資料丟進 AI 資料庫就好——蔡佳蓉分享，導入過程中的挑戰之一，是為特種個資去識別化，需先透過個資遮罩工具處理病歷；此外，針對 AI 常見的「幻覺」風險，團隊也反覆調校提示詞，讓摘要報告力求精準正確。

她強調， AI 定位為「初篩與重點整理」的助手，最終決策權仍歸於核保員。透過 AI 摘要、核保員決策的人機協作模式，體況審查平均作業時間成功從 40 分鐘縮短至 15 分鐘，核保效率提升六成，讓核保同仁能將心力集中於高風險案件與例外處理。

以 AI 輔助判讀，加速理賠條款今昔對照

同樣面對大量資料判讀挑戰的，還有理賠。理賠是保險公司實踐承諾、展現服務價值的重要時刻，但隨著醫療技術不斷進步，許多保單條款當年訂定的手術項目，到了今天可能已發展出全新的治療方式。理賠人員需要從大量醫療資料中，判斷新技術是否符合條款約定，過程相當耗時，也需要高度的醫療專業知識。

對此，富邦人壽導入「理賠智能助理」，整合醫療資訊與內部顧問醫師的專業意見，協助理賠人員快速比對保單條款與客戶所接受治療的對應關係。例如，當醫療科技演進產生新的手術方式時，AI 可協助理賠人員快速了解該疾病與手術的進行方式，並檢索相關條款與內部規則，提供理賠判斷建議，縮短過去需逐一查找資料的時間。此外，系統亦能協助摘錄擷取診斷書、病理報告及醫療費用單據等理賠文件審核重點，大幅縮短人工判讀比對時間，讓理賠人員更專注於專業判斷與保戶溝通，加速理賠服務效率與一致性。

客戶服務處處主管張婉茹指出：「AI 除了加速理賠作業，也能將資深理賠人員的專業經驗與判斷邏輯濃縮為高效吸收的知識庫，協助新進同仁快速掌握案件重點與判斷依據，縮短學習曲線，並提升理賠判斷的一致性與品質。」透過 AI 助理減輕資料整理的負擔，理賠人員得以將精力回歸專業決策與客戶溝通。

以 AI 客服加速分流，前線服務更到位

在核保與理賠之外，最大量的服務場景是客服。張婉茹表示，隨著數位原生世代逐漸成為保戶主力，客戶傾向先自主操作解決問題，不會直接撥打電話；一旦選擇撥打電話，就代表問題已超出自助服務能處理的範圍。

對此，AI 客服的導入，不只是回答問題，更是協助客戶找到最適合服務管道的「智慧導航員」。「我們是第一線面對客戶，因此 AI 客服最重要的不是回答得多，而是回答得正確。」張婉茹表示，富邦人壽在設計上特別重視回答來源的可信度，透過既有知識庫與 FAQ 資料治理機制，讓 AI 優先扮演「理解需求、引導服務」的角色，確保保戶獲得正確且一致的資訊。

事實上，富邦人壽的文字客服早於大型語言模型盛行前便已上線，目前文字客服平均每月處理超過六萬則訊息，智能助理能即時理解客戶需求，將保單查詢、資料變更等簡易服務導引至 App 或線上平台快速完成；面對理賠、保單變更或保障內容等較複雜的需求，則由真人客服接手提供專業協助。讓簡單問題快速解決、複雜問題由專人服務，將有限的人力資源投入最需要專業與溫度的服務情境，讓分流機制發揮實際成效。

從核保員手中的病歷、理賠人員桌上的單據，到線上客服的迅速回應，富邦人壽的 AI 布局，始終緊貼第一線作業現場。張婉茹表示，科技發展不一定要一次 end to end 全到位，應該是不停小步快跑，慢慢把應用場景擴大。去年底推出的全新富邦人壽 App，將「簡單、貼心、隨行」的理念落實在使用者介面體驗上，就是一次階段性集大成的成果。

但無論 AI 如何加速資料判讀、優化流程，專業判斷與服務溫度仍是機器無法取代的核心。「要有專業，才能判斷 AI 的產出品質。」富邦人壽兩位主管也強調，科技迅速發展下，富邦人壽導入 AI，不是要取代核保員、理賠人員或客服人員，而是希望讓每一位同仁把時間花在最有價值的地方。當AI承接了流程中繁瑣的資料負荷，人員就能更專注在判斷、溝通與服務，讓同仁的專業與心力回歸到最需要判斷力與人情味的溝通之上，這才是真正以客戶為中心的 AI 轉型。也是富邦人壽實現「AI Everywhere」的旅途上不忘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