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大中] 我反對，所以我存在|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全世界前三名最危險的核能發電廠，台灣佔了兩座，請大家好好想想，我們有必要繼續往核能發電這條路走下去嗎？」歌手信在現場直播的跨年晚會上，毫無保留地宣示反核的立場。

「媒體應該是為真相發言的平台，而不是企圖去壟斷，或把你、把我們當作是被利用的東西。」蘇打綠主唱青峰在旺中集團轉播義大晚會的場子，公開呼籲反媒體壟斷，他唱「沒有菸抽的日子」，送給每個勇敢的人，清醒的你們。

創作才女張懸在演唱會上感性說出自己對媒體壟斷的看法：「通常控制我們的其實是財團和超級企業，每一個人其實都在某個機器下面被運作或被要求服務與工作。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一個站出來就去死的英雄，我們要停止覺得某個人好勇敢，而是要相信多數人如果有同樣的意見而且敢於發聲，我們就不是一個人。」，她希望反超級企業的新興概念，被更多人聽見，並且開始反思。

羅大佑在保守壓抑的八〇年代，用一首一首抗議歌曲，鏗鏘有力地昭示他對社會問題和威權體制的反抗和不滿，歌曲被禁成為家常便飯，他則成為人們眼中的憤怒青年、抗議歌手。

而抗議歌曲並不是從羅大佑開始的，貝多芬在1805年完成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齣歌劇 「費德里奧」 ， 就是一個反叛的故事，內容影射當時混亂無度的政局，讓執政者冷汗直流，最後佈下禁令。

從Blowing In The Wind開始，六〇年代的Bob Dylan用大量的民歌創作，發出反戰、反核武、反種族不平等的激越之鳴，他是反叛力量的代表，抒發年輕人面對時代的困頓，對抗一切傳統權威。

John Lennon的第一首個人熱門單曲Give Peace A Chance，也是一首著名的反戰歌曲，反對戰爭對全人類的生命造成不必要的迫害與犧牲，而每當Imagine的樂聲響起，你都會想起他，一個性格反骨又倔強，反對一切暴力活動的可愛的和平主義者。

天團U2的主唱Bono，更是將他的創作、演出，他的搖滾樂，與他的政治關注緊密結合，Sunday Bloody Sunday、In The Name Of Love、One…，反暴力、反恐怖主義、反美帝、反全球化…，三十多年來不停思考著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戰爭與和平、人權、環境、貧窮等等，他說：「如果搖滾樂不敢質問大的問題，那還是搖滾嗎？」。

反對，真是個迷人的字眼，充滿力量的動詞。不只上述的舉證歷歷，有沒有發現，許許多多的詩人、畫家、表演者、導演…，傑出的創作人，往往會發展出某種鮮明的反對立場；又或者是，具有一定程度反對性格的人，經常會成為傑出的創作人。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很難說，但反對和創作之間，似乎確切存在著很微妙的正相關。

如果反對的極致叫做革命，那麼在我心中，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監獄的巴黎市民，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切格瓦拉這些革命家，就是最有膽識才情的另類創意人。廣告教父孫大偉說過：「創意的本質就是顛覆，威力更大的就是革命。」，就算革不了命，也別忘了反對，我想鼓勵大家，從事「反對運動」（很抱歉我借用了一個也許並不恰當的既有名詞，因為如果去Google一下，你會發現這可能褻瀆了某些人眼中非常神聖的政治語彙），把反對當成一種對身心靈有益的運動，有事沒事都要找個事動一動，好好反對反對。沒錯，就是為反對而反對！我必須解釋，這可不是唯恐天下不亂，而是我們有必要這樣充實自身的血肉。

所謂反對，或者反抗一件事情，那件事情肯定是某種趨向、某種勢力，甚至是某種主動或被動的共識，某種堅實而固執的存在。它之於你，就像大之於小、多之於少、強之於弱，於是你不得不使出身上所有的力氣跟它鬥爭，那會讓你綻放出熱情、勇敢和生命力，感覺到自己是如此真實地活著，如此明確地存在，這些，正好是創作心智不可或缺的能量和養分。

「你是那種會挺身而出，反對某件事情的人嗎？」前些時候朋友這樣問我，他覺得自己不是，我跟他說，也許不是敢不敢、會不會，而是有感無感的問題，雖然那跟敏銳度和批判性有關，但重點還是你願不願意，有沒有努力去找到一件你真正在乎，完全無法妥協的事情，找到了，你自然會站出來，用你所有的力氣反對它。就像純樸的農民，可以激烈到甚至付出性命，也要反對WTO和ECFA對農產品進口的開放，因為那切身關乎他們的生計。就像一但關乎到人民的健康，反美牛的巨大聲浪，連政府也得乖乖讓步。就像那一年，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走上街頭的善良百姓，竟然前仆後繼地加入紅衫軍反貪腐的行列。而如果像陳昇說的，把號稱安全無虞的核廢料通通運到總統府，我想，府方可能會立刻成為堅定反核的一方。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我們有天賦的反對潛能，只要我們找到標的物。

記得小時候，媽媽常說我是個愛唱反調的壞孩子；國中老師說，我的青春期可能比正常人叛逆一百倍；在家，在學校，甚至在部隊，在公司，我一直是讓人頭痛的反對黨。曾幾何時，隨著年歲漸長，越來越融入所謂的社會，所謂的主流，頭上的角卻慢慢磨掉了，變得溫和而欠缺熱情，世故卻不再勇敢，當被問到現在的我，反對什麼？竟有種啞口無言的尷尬鬱悶。

反對，永遠比贊成來得有個性。從今天起，我要站回反對的一方，我反對，我抗議，我叛逆，因為我反對，所以我存在。(本文同步刊載於數位時代2013年3月號雜誌 )

當GPU不再是唯一主角，記憶體為何躍上AI舞台中央？

過去，半導體的焦點多圍繞在晶片，例如CPU、GPU跟AI加速器等，市場普遍認為，晶片運算能力是左右科技產業發展速度的關鍵，但在進入生成式AI世代後，產業逐漸發現另一個事實：真正限制AI效能的瓶頸不是運算，而是資料能否快速被存取與傳輸。

從大型語言模型訓練，到AI推論、代理式工作流程（Agentic Workflow），甚至未來的機器人與自駕車，龐大的資料流量正持續推升對高頻寬、低延遲、高容量記憶體的需求，讓記憶體產業從過去相對標準化、以價格競爭為主的市場，逐漸轉變為AI基礎建設的重要核心。

「仔細觀察AI應用服務會發現，大多數工作負載都被頻寬限制。」美光科技全球業務執行副總裁Mike Cordano認為，記憶體是突破（頻寬）瓶頸的關鍵，也讓AI競賽從晶片算力升級到記憶體與儲存架構的系統級競爭。這樣的產業洞察，也正是Mike在歷經二十餘年的儲存產業資歷，加上四年半的創投生涯後，選擇加入美光的核心原因之一：在AI重塑產業結構的浪潮下，記憶體將成為這波成長最直接的動能所在。

從零組件供應商到策略夥伴，記憶體共創時代來臨

AI的崛起，正在改變記憶體廠商與客戶的關係。

過去，記憶體產品多是標準化元件，客戶關注的是價格、供貨與規格；合作模式也偏向短期採購與交易導向。然而隨著AI系統規模愈來愈大，從資料中心、雲端平台到終端裝置，記憶體已經成為決定系統效能的重要關鍵，也因如此，越來越多企業將記憶體視為「策略性資產」，而非單純零組件。

Mike表示：「現在，我們跟客戶合作的時間跨度改變了，在產品正式上市前三到四年便開始合作，從系統架構階段就共同規劃未來需求。」例如，美光科技與NVIDIA共同研發的資料中心所使用的低功耗記憶體，便是雙方提前多年展開深度合作（co-design）的成果。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美光科技除從技術層面與晶片製造商等夥伴共創產品，也在需求層面與客戶進行密切合作，例如，將過去較無約束力、期限僅一年的長期協議（LTA）轉變成為期五年、條款更具約束力的策略性客戶協議（SCA），藉此掌握客戶的未來需求，進而在技術層面做更深度的合作。Mike坦言，深度協同設計是高成本的投入，美光的做法是先廣泛進行市場感知，理解不同場域的需求方向，再與生態系統中的夥伴們展開客製化合作。

從裝置導向轉為Token導向，AI浪潮重寫記憶體成長模式

除了合作模式改變，更大的典範轉移是需求的改變。

Mike解釋，過去記憶體需求跟PC、手機跟伺服器出貨量息息相關，但在AI新世代，推動記憶體需求成長的核心不再是設備數量，而是AI模型所產生的運算與資料消耗量。「AI產業逐漸走向以『Consumption』或『Token』為主的新經濟模式，每一次的模型運算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記憶體跟儲存資源，這意味著，即使設備銷量成長趨緩，記憶體需求仍可能持續上升。」

更重要的是，AI應用正從資料中心外擴至手機、PC、自駕車與機器人等場域，儘管不同場域對記憶體的需求不盡相同，但是，Mike認為：所有AI裝置都存在三項共同需求：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容量，以及更高的能源效率。

正如Mike在受訪時提到的：「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與客戶和整個生態系保持高度一致，一方面創造供給與產能，另一方面持續推動技術創新。」可以預期，在接下來的五年，記憶體產業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擴展產能，而是如何與客戶共同規劃需求、同步投入技術創新，而這也是美光科技積極經營AI生態體系的原因。

總的來說，AI帶來的改變，不只是算力提升，而是重新定義整個運算架構：過去，記憶體被視為支援運算的基礎元件；現在，則是決定AI效能、能源效率與創新速度的關鍵資源；當產業競爭從晶片性能延伸到資料流動效率，從裝置數量轉向Token消耗量，記憶體的重要性也將隨之水漲船高，對美光科技來說，這將是其從供應商走向AI生態系核心夥伴的關鍵角色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