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大中] 我反對，所以我存在|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全世界前三名最危險的核能發電廠，台灣佔了兩座，請大家好好想想，我們有必要繼續往核能發電這條路走下去嗎？」歌手信在現場直播的跨年晚會上，毫無保留地宣示反核的立場。

「媒體應該是為真相發言的平台，而不是企圖去壟斷，或把你、把我們當作是被利用的東西。」蘇打綠主唱青峰在旺中集團轉播義大晚會的場子，公開呼籲反媒體壟斷，他唱「沒有菸抽的日子」，送給每個勇敢的人，清醒的你們。

創作才女張懸在演唱會上感性說出自己對媒體壟斷的看法：「通常控制我們的其實是財團和超級企業，每一個人其實都在某個機器下面被運作或被要求服務與工作。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一個站出來就去死的英雄，我們要停止覺得某個人好勇敢，而是要相信多數人如果有同樣的意見而且敢於發聲，我們就不是一個人。」，她希望反超級企業的新興概念，被更多人聽見，並且開始反思。

羅大佑在保守壓抑的八〇年代，用一首一首抗議歌曲，鏗鏘有力地昭示他對社會問題和威權體制的反抗和不滿，歌曲被禁成為家常便飯，他則成為人們眼中的憤怒青年、抗議歌手。

而抗議歌曲並不是從羅大佑開始的，貝多芬在1805年完成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齣歌劇 「費德里奧」 ， 就是一個反叛的故事，內容影射當時混亂無度的政局，讓執政者冷汗直流，最後佈下禁令。

從Blowing In The Wind開始，六〇年代的Bob Dylan用大量的民歌創作，發出反戰、反核武、反種族不平等的激越之鳴，他是反叛力量的代表，抒發年輕人面對時代的困頓，對抗一切傳統權威。

John Lennon的第一首個人熱門單曲Give Peace A Chance，也是一首著名的反戰歌曲，反對戰爭對全人類的生命造成不必要的迫害與犧牲，而每當Imagine的樂聲響起，你都會想起他，一個性格反骨又倔強，反對一切暴力活動的可愛的和平主義者。

天團U2的主唱Bono，更是將他的創作、演出，他的搖滾樂，與他的政治關注緊密結合，Sunday Bloody Sunday、In The Name Of Love、One…，反暴力、反恐怖主義、反美帝、反全球化…，三十多年來不停思考著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戰爭與和平、人權、環境、貧窮等等，他說：「如果搖滾樂不敢質問大的問題，那還是搖滾嗎？」。

反對，真是個迷人的字眼，充滿力量的動詞。不只上述的舉證歷歷，有沒有發現，許許多多的詩人、畫家、表演者、導演…，傑出的創作人，往往會發展出某種鮮明的反對立場；又或者是，具有一定程度反對性格的人，經常會成為傑出的創作人。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很難說，但反對和創作之間，似乎確切存在著很微妙的正相關。

如果反對的極致叫做革命，那麼在我心中，法國大革命攻佔巴士底監獄的巴黎市民，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切格瓦拉這些革命家，就是最有膽識才情的另類創意人。廣告教父孫大偉說過：「創意的本質就是顛覆，威力更大的就是革命。」，就算革不了命，也別忘了反對，我想鼓勵大家，從事「反對運動」（很抱歉我借用了一個也許並不恰當的既有名詞，因為如果去Google一下，你會發現這可能褻瀆了某些人眼中非常神聖的政治語彙），把反對當成一種對身心靈有益的運動，有事沒事都要找個事動一動，好好反對反對。沒錯，就是為反對而反對！我必須解釋，這可不是唯恐天下不亂，而是我們有必要這樣充實自身的血肉。

所謂反對，或者反抗一件事情，那件事情肯定是某種趨向、某種勢力，甚至是某種主動或被動的共識，某種堅實而固執的存在。它之於你，就像大之於小、多之於少、強之於弱，於是你不得不使出身上所有的力氣跟它鬥爭，那會讓你綻放出熱情、勇敢和生命力，感覺到自己是如此真實地活著，如此明確地存在，這些，正好是創作心智不可或缺的能量和養分。

「你是那種會挺身而出，反對某件事情的人嗎？」前些時候朋友這樣問我，他覺得自己不是，我跟他說，也許不是敢不敢、會不會，而是有感無感的問題，雖然那跟敏銳度和批判性有關，但重點還是你願不願意，有沒有努力去找到一件你真正在乎，完全無法妥協的事情，找到了，你自然會站出來，用你所有的力氣反對它。就像純樸的農民，可以激烈到甚至付出性命，也要反對WTO和ECFA對農產品進口的開放，因為那切身關乎他們的生計。就像一但關乎到人民的健康，反美牛的巨大聲浪，連政府也得乖乖讓步。就像那一年，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走上街頭的善良百姓，竟然前仆後繼地加入紅衫軍反貪腐的行列。而如果像陳昇說的，把號稱安全無虞的核廢料通通運到總統府，我想，府方可能會立刻成為堅定反核的一方。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我們有天賦的反對潛能，只要我們找到標的物。

記得小時候，媽媽常說我是個愛唱反調的壞孩子；國中老師說，我的青春期可能比正常人叛逆一百倍；在家，在學校，甚至在部隊，在公司，我一直是讓人頭痛的反對黨。曾幾何時，隨著年歲漸長，越來越融入所謂的社會，所謂的主流，頭上的角卻慢慢磨掉了，變得溫和而欠缺熱情，世故卻不再勇敢，當被問到現在的我，反對什麼？竟有種啞口無言的尷尬鬱悶。

反對，永遠比贊成來得有個性。從今天起，我要站回反對的一方，我反對，我抗議，我叛逆，因為我反對，所以我存在。(本文同步刊載於數位時代2013年3月號雜誌 )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