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婉如一道彩虹》~面臨種種考驗，出走、活出愛，就是找到更好生活的方法|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採訪南非，奠定服務基礎

《婉如一道彩虹》從黃婉秋2007年受電視台委派，隨「世界宣明會」（台灣稱『世界展望會』）到南非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有著世界最大貧民窟之稱的索偉托（Soweto）進行有關愛滋議題的採訪開始寫起。談起這趟經歷，黃婉秋說，自己最忘不了的是當地小孩的天真與熱情。小孩子不怕生，擁抱是他們示好的直接表達方式。

而問起採訪貧民窟前的心理準備，黃婉秋說，因為自己知道愛滋病的傳染途徑以及防疫觀念，所以在接觸當地患者時，是不會感到擔心害怕的。而唯一讓自己感到畏懼的，只有探訪愛滋臨終患者時的情景。也許是因為醫療條件不足的緣故，病人臨終前的狀況並不好，與其實是畏懼疾病，或許更是因為赤裸地面對死亡了緣故。

因為南非歷史上長期的種族隔離政策緣故，貧窮成了索委託最大的問題。在貧富差距的基礎上，失業率、各項犯罪、吸毒、醫藥衛生……等，都是當地的尚待解決的社會問題。黃婉秋說，對她而言，此行最大的收穫，是讓她了解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在進行人道援助是從哪些方面著手，而當自己準備投身服務行列時，又有哪些組織與管道可以接洽進行。

追隨泰瑞莎修女的腳步前往印度

印度是黃婉秋義工之行的第一站，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泰瑞莎修女犧牲奉獻的精神一直是她心目中的榜樣。除了信仰的召喚外，問起什麼樣的契機使得婉秋下定決心成為一名義工，她說，當時工作與生活上遭遇的瓶頸，也是促使她傾聽內心聲音，積極向外尋求自我完成的原因之一。那麼當時家人反對嗎？黃婉秋調皮地說：「當然是先斬後奏囉。」

貧窮，是黃婉秋到達印度後所受到最大的衝擊。她在書中描寫露宿街頭的貧民，以及因為階級與奴隸制度下,被剝削的女性與農工階層。她說，要親眼見到之後，才真正了解所謂的貧窮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問她，在印度這個對女性還充滿歧視的國家裡當義工是否會感到害怕？她說，其實在印度服務的過程中，她沒有遇到太多不愉快的經驗。倒是因為一位基督教團體的男性工作人員的好意提醒，倘若有遇到任何騷擾與侵犯，可以向他們團體尋求協助。這番話才讓她意識到，女性身份在當地其實是危機四伏的。那麼是否有宗教上的衝突？黃婉秋說，因為加爾各答每天都有許多從世界各地到來的志工，而當地居民長年來也早已習慣了Mother House的修女們的裝扮，所以並不會排擠外國人與不同宗教。

在Mother House，黃婉秋選擇了稍長兒童啟智中心，開始了第一次的義工經驗。黃婉秋替孩童們清洗衣物、尿布，餵食孩童，陪伴照顧孩童，以耐心和謙卑理解他人的需求。在書中她是這樣描寫的：「這次短暫的服務讓我學會了很多年來一直無法學懂的事。什麼是付出、不抱怨、耐性、責任感、體諒、觀察別人的需要、感動和感激，最重要的事我也弄懂了怎麼愛。謝謝你，孩子們。」

台灣玉里，另一個天堂

談起花蓮玉里，黃婉秋在電話那頭興奮地說：「那裡真的很漂亮，空氣氣候都好，簡直就像天堂一樣，很懷念那裡。」

在台灣的日子，黃婉秋多待在玉里天主堂跟隨著劉一峰神父（Yves Moal）做服務。談起神父，黃婉秋尊敬地說，劉神父與潘世光神父（Maurice Poinsot）都是她心目中的聖人，每天默默地犧牲奉獻，對她而言就像是基督一樣。兩位外籍神父大半輩子待在台灣，對於社區發展以及弱勢關懷有著極大的幫助，然而近年願意像他們一樣到海外奉獻的年輕修士漸少，這些上了年紀的老神父，仍舊獨自一人扛起吃重且繁瑣的服務工作。

問起婉秋，對台灣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她回答，食物與濃厚的人情味。例如台灣的原住民手工香腸，就是她一直念念不忘的好滋味。還有她在書中描寫的，玉里居民知道她來自馬來西亞，為了讓她一解鄉愁，還特地煮了咖哩請她吃。這樣的體貼與關懷，讓她始終銘感在心。

仍在服務奉獻的路上

在回到馬來西亞後，除了如書中描寫的照顧家人，黃婉秋仍持續發揮自己的力量於公益活動。書本結尾在她又重返加爾各答的Mother House，關於此次的義工行，她在電話裡說，這次在Mother Housew，她選擇了上次還不敢挑戰的垂死之家來做服務。這次的服務讓她對於生命有了更多體悟，她在垂死之家裡了解到，人的生命每一個過程都同等重要，只有平等與無私的陪伴關懷，才有足夠的能力陪伴垂死之人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除此之外，黃婉秋也在馬來西亞成立了非營利組織《粉紅鞋》。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有志於成為義工的朋友，能接受培訓與服務管道資訊平台。若讀者有興趣，或可上臉書搜尋「粉紅鞋」尋找粉絲頁面，或者上黃婉秋個人BLOG 也能找到相關資訊。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