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Thiel，這位矽谷的高科技金融家和知識分子煽動家，他的一些想法可能並不討你喜歡。然而，沒有人可以抹殺他所取得的商業成就，這也是為何矽谷總要認真聆聽他又說了什麼。

數位世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在現實世界卻乏善可陳

「你不需要殺死一頭豬一頭牛，就能得到皮革，這真是讓人驚嘆，」Thiel基金會的一名官員Lindy Fishburne說道。她說的是讓人有點毛骨悚然的「生物製造」產品，由Thiel基金會投資了350,000美元的創業公司製造。這家公司叫做Modern Meadow（現代牧場），能夠從動物身上提取皮膚和肌肉樣本，再通過體外培養制得皮革和肉。Modern Meadow只是過去兩年內得到Thiel基金會資助的19家公司之一，這19家致力於未來科技的創業公司則是Thiel基金會旗下「Breakout Labs（突破實驗室） 」的冰山一角。慈善基金會投資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向來罕見，反過來說，Thiel基金會本就不是普通的慈善機構。它成立於2006年，由億萬富翁投資者Peter Thiel設立，他這樣為Fortune雜誌介紹自己的出發點，「你要挑選那些自身能產生價值，同時又有助於讓人們意識到更廣泛的問題的企業。」

Breakout Labs 聚焦的是Thiel 自2008 年以來在論文、講座和辯論中一直強調的理念，這些與主流認知相左的理念核心是「技術停滯」。Thiel 認為，我們在電腦科學和通訊領域取得的驚人進步掩蓋了我們在能源、交通、生物技術、疾病預防和太空旅行的停滯不前。他強調，這就是1973 年以來我們的實際收入幾乎原地踏步的原因，也是財富分配日益兩極化的罪魁禍首。

「在過去的40年裡，我們在數位世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在現實世界卻乏善可陳。」這種認識在Thiel的風投Founders Fund的宣傳語裡也有所體現——「我們想要能夠飛翔的汽車，結果得到的只是140個字符。」

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的Breakout Labs 只支持「硬技術」創業公司——而非專注於網站、社交媒體或訊息技術的企業——和那些太過前沿吸引不到天使投資和政府補助的公司。他給這些公司注入一筆啟動資金，用以證明這些技術確實可行，並在後續吸引到傳統的風險投資基金。Modern Meadow 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創業家、投資者，更是公共知識份子

作為一位天才的雄辯家和煽動者，有著深不見底的錢袋，又在哲學、歷史、經濟、人類學和文學方面涉獵廣泛，Thiel 已經成為了當今美國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接替了一度為Thorstein Veblen 和Norman Mailer 佔據的位置。然而他們有一處顯著的不同，即Thiel——一個自由主義者，同性戀基督徒——信奉的觀點更難以預測，並且，他贏得自己的擁躉主要是透過商業，而非文學和學術著作。

1998年，Thiel以共同創辦人的身份創建了電子商務支付公司PayPal，它在2002年以15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eBay。PayPal為人所知，主要不是因為它自身的成功，而是因為它的創辦團隊成員後來的成就。這些人，現在被稱為「PayPal幫」，陸續創立了一系列家喻戶曉的公司，包括至少七個估值超過10億美金的公司：Tesla和SpaceX（由Elon Musk共同創立）、LinkedIn、YouTube、Yelp 、Yammer和大數據挖掘公司Palantir。

儘管Thiel 共同創辦了兩個估值十億美元的公司，然而他最知名的身份依然是投資者。2004 年，他給了一位還從來沒有正式工作過的哈佛大二學生，20 歲的佐克伯（Mark Zuckerberg）50 萬美元，以交換當時稱為Facebook 的公司10.2% 的股權。目前，這項投資已經為Thiel 帶來了10 億美元的現金；他保有2 億美元的股份，仍然是Facebook 的董事。Thiel 其他著名的投資包括LinkedIn、Spotify、SpaceX，還有最近的Airbnb。

2010 年，Thiel 的知名度不再局限於矽谷，當時，David Fincher的電影《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名噪一時，人們知道了他。今年，HBO 的影集《矽谷群瞎傳》(Silicon Valley)又向世界介紹了另一位名叫Peter Grogory 的離經叛道者，眾所周知，他曾深受Thiel 啟發。在第一集裡，Gregory 發表演講，推出的項目與Thiel 備受爭議的「20 Under 20」計劃幾乎毫無二致，即為20 位輟學創業的青年科技新秀每年提供10 萬美金，用作項目經費。

這個月，隨著Thiel的新書《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出版，他還會為更多人所知。該書標題指涉的是革命性的「垂直」變化（從0到1），和增量性的「水平」變化（從1到N）的不同。「如果你有一台打字機，你打出100個字，這就是水平性的進步，如果你有一台打字機，又開發出了一款文字處理器，那麼你取得的就是垂直性的進步。」

「這本書名義上是在講企業，」佐克伯在Fortune 的一次採訪中說道，「但我認為它實際上是在講你如何為世界創造價值。」

《Zero to One》的緣起是矽谷的電腦專家們都知道的「CS183」——這是Thiel 2012年春季在史丹佛開課的科目代號。當時25歲的史丹佛法律系學生Blake Masters，將每一節課都整理後發佈到自己的Tumblr帳號——最初未經許可——這一連載不打緊，Thiel的課程迅速引起了轟動。

連載的第四部分成了紐約時報專欄作者David Brooks 的主題後，Masters 回憶道，他決定聯繫一下Thiel 看看他的態度。「沒事，接著發佈貼文吧！」Thiel 回覆。Masters 的貼文頁面訪問量至今已達240 萬，訪問者56 萬。

「這些課程筆記產生的影響不小，」風險投資家Marc Andreessen說，「我們遇到的每一位企業家都看過這些筆記。」Andreessen曾參與了第一個現代Web瀏覽器網景的程式設計工作，也是風投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共同創辦人。

當Thiel 決定著手寫作這本《Zero to One》時（對相同材料做過處理的簡化版本，有增補），他向Masters 尋求幫助，後者被列為這本書的合著者。Masters 現在也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用軟體來做法律分析，在種子輪融資時Thiel 領投了200 萬美元。

為矽谷文化帶來了積極影響

Thiel 今年46 歲，真人比他的螢幕形像還要年輕、更有活力、也更健康。初次採訪見面，他穿一件黑色V 領毛衣，卡其褲，和一雙高檔運動鞋。他邀請我共進早餐，我的是蔬菜煎蛋捲，他的則只是新鮮漿果——這是他的御用廚師在他通風良好的現代宅邸製作的，地處舊金山瀰漫桉樹香味的小山之間。觀景窗外，舊金山藝術宮映襯著金門大橋、天使島和惡魔島。

雖說Thiel 已經成了矽谷的活象徵，但其實他自2002 年底就在舊金山生活、工作了。賣掉PayPal 之後，他從山景城搬到這裡，重新開始。

「非常成功的企業家總是試圖與過去的自己競爭；如果你得了一塊奧運金牌，你就應該在那天退役。」這句話從一個靠競爭致富的人嘴裡說出來，真是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離我們聊天的地方10 碼遠，立著一對象棋棋盤。這可不是一個收藏家精雕細刻的裝飾紀念品，而是大師級別玩家的裝備，旁邊還有定時器。

不管怎麼樣，貶低競爭是Thiel新書的中心主題。他聲稱，「資本主義與競爭是對立的，」因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所有的利潤都被抵消了。」 他勸誡企業家尋求壟斷，並總結道，「所有幸福的企業都是不同的：每一個都是通過解決某一特殊問題找到壟斷點。所有不幸的企業都是相同的：他們沒能逃脫競爭。」

Andreessen 作為Thiel 的朋友和經常合作的投資者，說他正好同意Thiel 所說的「一半內容」，Thiel 對競爭的貶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在這點上是對的，即你應該做一些沒人與你競爭的事情，但他接下來就錯了，要是這是個好點子，一定也會有其他人這樣做。那我們該怎麼辦？放棄嗎？嗯，不。你應該與之競爭。」

Andreessen 充分肯定Thiel 為矽谷文化帶來的積極影響。「你天天與Thiel 在一起，很難不想『我必須得再聰明點，』」他說道。「一談到哲學、歷史、政治和人類命運，Thiel 總能滔滔不絕。在他之前，沒有多少人思考這些話題。人們只是在想，『最新的晶片出了嗎？』」

天生的離經叛道者

1967 年10 月出生於西德法蘭克福的Thiel，是個有天賦的「局外人」：他的父親是位工程師，因工作需要常常搬家——全家搬到美洲、再到非洲、又搬回來——這讓Thiel 單是小學就轉了七次學。1977 年他們終於在灣區紮下根，當時Thiel 十歲。

Thiel 從6 歲開始下棋，12 歲時，他在全美13 歲以下級別裡排名第七位。（他又繼續玩國際象棋錦標賽，直到30 歲，現在還在網上玩「「閃電棋」，這遊戲只有五分鐘。）他還擅長數學，在全加州數學考試上名列第一，當時他就讀的是San Mateo 公立學校。

（照片：1975年，Peter Thiel八歲，攝於南非）

高中的時候，Thiel 非常崇拜雷根總統的樂觀主義，這給了他「久在尋找的答案，而且是正確的答案。」

1985 年，當他作為大一新生進入史丹佛的時候，這座學校正在抵制修建雷根圖書館。它也改變了傳統的大書（Great Books）課程，以適應當時方興未艾的多元文化。1987 年，作為「政治正確」的反叛者，Thiel 與別人共同創立了Stanford Review——一本保守派和自由派觀點兼具的雜誌——並擔任其首位總編輯。

在大學裡，Thiel被法國人類學哲學家Rene Girard的教學深深吸引。Girard曾就他所謂的「模仿慾望」（mimetic desire）做了大量論述——我們的潛意識傾向於與鄰居的願景保持一致。在Girard的字典裡，模仿催生了競爭，而競爭又醞釀了模仿。

作為一個天生的離經叛道者，後來又做過對沖基金經理、創業者和風險投資家——所有這些職位都需要杜絕從眾心態，迴避市場泡沫，並抓住被忽視的機遇。在Thiel 看來，Girard 對於人類潛意識要模仿他人的分析非常有說服力。

現在，Thiel 又找出了自己在大學深受Girard 吸引的更加個人的原因：他自己對周圍人的潛意識模仿。因為對他人的模仿，Thiel 被動地登上了一條傳送帶，將他從大學帶往史丹佛法學院，又從那裡出發，成為了紐約蘇利文·克倫威爾（Sullivan & Cromwell）一名年輕的事務律師，這是這一行的頂峰位置。「這是我人生中最不快樂的時期，」Thiel 回想他在蘇利文的時光，「這段時期持續了七個月零三天。」離開律師事務所後，Thiel 在瑞士信貸集團的子公司CS 金融產品部成為了一名交易員。

1994年聖誕節期間，Thiel在拜訪西海岸的家人時，與自己的大學朋友Reid Hoffman見了一面。儘管在史丹佛時Hoffman將Thiel認定為「極端右翼分子」，而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兩人還是成為了非常親密的朋友，經常在哲學、道德和政治上進行討論。

Hoffman 曾立志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當哲學教授著書立言，然而現在他改變了自己的計劃。「我意識到，公共知識對媒體產生影響，你創辦一家軟體公司，也可以產生這影響，它還有商業模式的力量，能讓一個人有經濟方面的好處，就是賺錢。」

Thiel 回憶這次會面，「我們把能夠創立的不同科技公司盤算了個遍，我們隱隱感覺到，這裡正在發生重要的事情，我們也該做點什麼，」這裡說的就是，矽谷。

1996 年是Thiel 的轉折點，他離開紐約來到門羅帕克。從親戚朋友那裡籌得100 萬美金，開辦了自己的對沖基金，Thiel Capital。

一年後，他遇到了當時21 歲的Luke Nosek，他是剛剛離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IUC）的幾位工程師之一，追隨Marc Andreessen 的腳步來到矽谷。Nosek 希望推出一個基於Web 的日曆，向Thiel 諮詢有關融資的事。令他驚訝的是，Thiel 表示願意從自己的基金裡面為他投資10 萬美元。他也這樣做了。

這家公司最終夭折了。Nosek 為失掉Thiel 的錢而內疚不已。「我想，『我的天哪。我的朋友。他主動提出要投資。我竟然辜負了他。』」

Nosek 的朋友Max Levchin，另一位UIUC 工程師，請Nosek 把自己介紹給Thiel，這樣他可以推銷自己那個主營加密業務的Fieldlink 公司。Nosek 這會兒還是覺得沒臉和Thiel 說話，因此Levchin 繞過他，在Thiel 的一次史丹佛講座​​之後逮住機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Thiel。Thiel 很喜歡他的點子，並提出希望成為他的共同創辦人。Thiel 和Levchin 又邀請Nosek 加入。

「這就是Thiel 了不起的地方，」Nosek 說道。「他很看重友誼。這是比永遠還要持久的東西。當時我的反應是，『哦，我曾把事情搞砸了。』但是這並不重要。他當然不喜歡失敗，他也很抓狂，但到頭來這並不重要。」

Fieldlink 幾經轉向，名字也數次更迭，最後成為了PayPal。在挑選團隊成員時，Thiel 和Levchin 秉承的原則是他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對這人非常熟悉。Thiel 說服Reid Hoffman 成為董事會成員，他也把David Sacks 挖來當營運長，David 曾在Thiel 之後擔任史丹佛評論的總編輯。

「Thiel 從來不是個事無鉅細一板一眼的傢伙，」Sacks 在郵件中寫道。「但他就是有竅門，能識別出所有的重大戰略問題，並將它們一一擺平。」在2000 年三月份，PayPal 正在進行一項1 億美元的融資。人們被網路泡沫的昇平假象沖昏了頭，非要等市場再利好些才肯收手。「Thiel 當機立斷，把這輪融資完成了。幾天后市場就崩潰了。要是我們當時再等一周，公司就死定了。」

不畏外界眼光，持續前進

2002 年，eBay 以15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PayPal。Thiel 獲得5500 萬美元。然後，他開始計劃自己的二次創業，包括三個部分：重開自己的對沖基金，成為一名風險投資家，以及成立一個新的市值十億美元的公司。

2003 年，Thiel 又遇到了點麻煩事。他告訴一些朋友同事自己是同性戀，消息迅速傳開。「在當今社會，這仍然是人們覺得事關重大的幾件事之一。」Thiel 提起來言辭間頗帶惱怒。

一些批評人士認為，他的同性戀身份暴露了Thiel 早年某些著作的虛偽。Thiel 於史丹佛評論任職期間，他一直對「身份政治」」持深切的懷疑態度。1995 年，他和Sacks 發表了一本名為《Diversity Myth》（多樣性神話）的書，他們在書裡聲稱，單就在校園環境中，「那些抱怨壓迫的人一般並沒有親身經歷過壓迫。」在書裡的一章，他們為一位法律系的學生辯護，1992 年這位學生曾在一位同性戀的宿舍外面叫囂反同性戀的言論。

2011 年當被問及這一事件時，Thiel 告訴New Yorker 他很後悔這樣寫。「所有與身份有關的事情在我腦海裡要微妙得多，並不是非黑即白。我認為存在作為同性戀的獨特體驗，存在作為黑人的體驗，存在作為女性的體驗。它們非常獨特。我也覺得人們傾向於將這種獨特的體驗誇大並劃進意識形態的範疇。」

在我們的訪談中，Thiel 說在寫那本書時他並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會兒應該知道的，只是當時非常困惑，難以置信。」現在，Thiel 已經有了交往多年的男友，不過並沒透露更多的細節。

（有意思的是，當年那個誹謗同性戀的前法律系學生，最近也公開了自己的同性關係。他怎樣看待那個發生在1992 年的事件呢？「我才不往後看呢？那可是22 年前啊。」）

Thiel 將他在PayPal 所掙的其中1000 萬美元投入對沖基金，改名叫做Clarium 資本。「我們在Clarium 發展出來的宏觀思維便是石油峰值理論，基本內容是全球的石油正變得越來越稀缺，對此我們並沒有簡單的替代方案。」這也就是他的技術停滯理論的雛形，第一道乍現的靈光。

在風險投資方面，他開始與Hoffman 一起進行天使投資。他們兩個投資社交網絡創業公司，從2003 年投資Hoffman 自己的LinkedIn 開始，到2004 年投資Facebook 時達到頂點。

同樣在2004 年，Thiel 創立了一家新公司——它的商業模式看上去太不可靠了，最初沒有吸引到任何矽谷投資。起初，它唯一的支持者除了Thiel，還有一家叫做In-Q-Tel 的非盈利機構，這是美國CIA 的風險投資部門。

明確的樂觀主義者

「基本上，我認為一些PayPal 用來對抗欺詐的辦法，都可以擴展到其他領域，比如打擊恐怖主義。」在911 之後，「你會陷入類似副總統錢尼與ACLU（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對峙的思想論辯：即我們是犧牲隱私來保證安全，還是犧牲安全以保證隱私？而我擔心的是，每當恐怖襲擊發生時，ACLU 一定是輸掉的那一方。」

Thiel 認為，這場辯論沒有顧及到的是，隨著技術的進步，「我們可以在不犧牲那麼多隱私的情況下保證安全。」

因此，Thiel創立了Palantir，為政府情報機構提供數據挖掘服務，他強調，這些服務會做到最大限度的非侵入和可追溯。十年後，這個市場已被證明比許多人預測的大得多，去年其營收超過60%來自於私營部門客戶。Palantir最後一輪融資後，其估值達到90億美金。

在建立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Founders Fund後，2006年，Thiel又創立了Thiel Foundation，開啟了他探索式的慈善捐贈。目前它每年捐出1300萬美元到1500萬美元。

基金會的早期受益者是Aubrey de Grey，他是創立SENS（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抗衰老戰略工程）研究基金會的極具爭議的生物遺傳學家。De Grey 正在努力開發一種能夠延緩衰老（或許是無限期延緩）的再生療法。在電子郵件中，De Grey 稱他依然相信，未來能夠活到1000 歲的第一人或許已經降生了。

Thiel 對抗衰老研究的支持，也許是他作為一名「明確的樂觀主義者」（definite optimist）最極端的體現。Thiel 在《Zero to One》中這樣定義這些樂觀主義者，他們相信「如果他做出規劃，並努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那麼未來就會比現在更好。」Thiel 將這種人與「不明確的樂觀主義者」（indefinite optimist）區分開，後者認為「未來會變好，但他不知道會以怎樣的方式變好，因此他不做任何具體計劃。」Thiel 痛恨後者的世界觀，在他眼裡，這種觀點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

Thiel第二個頗有爭議性的慈善項目是海洋家園協會（Seasteading Institute），2008年他與別人共同創立該學院，旨在現有政府之外建立一座漂流城（floating city）。然而，在我們的談話中，Thiel提到這個項目用的是過去時，他指出，「這件事做起來非常難，無論是從技術上講還是文化上。」

而Thiel最具爭議性的慈善項目估計就是他的「20 Under 20 」了，即為18到20歲之間的資優學生提供10萬美金，讓他們自己創業。這個項目讓那些「明確的樂觀主義者」有了資源掌控力，但這同時也凸顯了Thiel的觀點，即我們正處於一個「教育泡沫」中，大學本科教育欺騙學生們，使其高估學位的價值，從而深陷不必要的教育貸款。

坊間對他此舉也有抵觸情緒，前哈佛大學校長Larry Summers 將這一項目稱之為「這十年中最不當的慈善事業」，同時，Slate 集團董事長Jacob Weisberg 在新聞周刊寫道，「受Thiel 贊助的學生們將有機會效法他們的資助者，在成年之初即放棄自己的智力發展，一心一意地專注於發財致富，並且越年輕越好，以此消除了為自己的長遠打算而去求知的必要。」

對所有的反對者來說，這是個狹隘的項目。「這就是典型的Thiel 啊！」Andreessen 說道，「你把學院派的人們都嚇破膽了，彷彿是敲響了組織性教育的喪鐘。現在還只是一年20 個孩子，等一年2萬個孩子的時候再來跟我說。」

由於Thiel 作為一名公共知識者的信譽部分建立在其經濟成就上，2008 年經濟危機也威脅到了他所創造的一切。不過最後他還是挺過來了。他的對沖基金沒有受到重挫。在Clarium，直到2008 年中期，Thiel 的石油峰值理論一直都很適用。油價從大約每桶40 美元一路飆升，2002 年達到近140 美元。在這一時期，基金市值從1000 萬美元膨脹到60 億美金，股票估值直線上升，新投資者紛紛湧到他的大門口。

但到了2009 年2 月份，油價又回落到了40 美元。儘管Thiel 已經預見到了泡沫，他還是低估了它。「我們並不完全相信我們自己的理論對壞事的預測；還是懷有僥倖之心。」更糟的是，他反應過度，錯過了反彈，這導致2009 年和2010 年Clarium 的股票運作嚴重弱於一般市場。大多數機構投資者出逃。今天的Clarium，管理的只是Thiel、朋友和家人，以及少數特定投資者的2 億美金。

另一方面，他的Founders Fund，已經成長得相當好。其管理的基金從2005 年的5000 萬美元增長到瞭如今的20 億美元。據一位2007 年以來一直參與歷次Founders Fund 募資的有限合夥人講，在所有的風險投資基金裡，Founders Fund 的表現如果不是最好的，也至少是前四分之一了，年回報在35% 到45% 之間。

發揮影響力，鼓勵科技創新繼續向前

儘管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使Thiel 的事業備受衝擊，但這也讓人們更容易接受他的「高科技放緩理論」。不過，曾與Thiel 在牛津辯論過這個問題的哈佛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 寫道，「「現在，我的大多數頂尖大學的科學家同事們，對自己的項目充滿了極大信心，他們的項目分佈在奈米技術、神經科學和能源等前沿領域。他們認為自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世界，就像發生在科技領域的那麼快。」

乍一看，Thiel 這本《Zero to One》是在勸誡企業家們踏上變革性的創新之路，這與他「科技停滯論」的悲觀情緒似乎是相違背的。然而，後者實際上是前者的激勵性背景，因此，他們才策馬前行。

當談及未來時，人們一致認為全球化會順其自然，發展中國家會慢慢變成發達國家。然而人們沒有註意到馬爾薩斯（Malthusian）現實的黑暗面，即目前還沒有重大的技術突破解決隨之而來的問題。

「如果中國每人都有一輛燃油車的話，油價到時候就是每加侖10 美元，並伴隨著巨大的污染。」

但這僅僅是開始，因為即使沒有經濟增長也會有越來越多的政治動盪。不穩定會導致全球衝突，這反過來又會導致他在2007 年一篇文章裡提到的「secular apocalypse」（世俗啟示）——人類種族的滅絕，無論是通過核武戰爭、生物傳染、失控的氣候變化，還是那聖經中的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

「這也是為什麼」，Thiel 以他一貫的輕描淡寫和沈著口吻說道，「我認為此間的重大利益不僅僅在於『我們又有一些新玩意兒了嗎？』」

本文出自36氪，原文出自fortu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