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Thiel，這位矽谷的高科技金融家和知識分子煽動家，他的一些想法可能並不討你喜歡。然而，沒有人可以抹殺他所取得的商業成就，這也是為何矽谷總要認真聆聽他又說了什麼。
數位世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在現實世界卻乏善可陳
「你不需要殺死一頭豬一頭牛，就能得到皮革，這真是讓人驚嘆，」Thiel基金會的一名官員Lindy Fishburne說道。她說的是讓人有點毛骨悚然的「生物製造」產品，由Thiel基金會投資了350,000美元的創業公司製造。這家公司叫做Modern Meadow（現代牧場），能夠從動物身上提取皮膚和肌肉樣本，再通過體外培養制得皮革和肉。Modern Meadow只是過去兩年內得到Thiel基金會資助的19家公司之一，這19家致力於未來科技的創業公司則是Thiel基金會旗下「Breakout Labs（突破實驗室） 」的冰山一角。慈善基金會投資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向來罕見，反過來說，Thiel基金會本就不是普通的慈善機構。它成立於2006年，由億萬富翁投資者Peter Thiel設立，他這樣為Fortune雜誌介紹自己的出發點，「你要挑選那些自身能產生價值，同時又有助於讓人們意識到更廣泛的問題的企業。」
Breakout Labs 聚焦的是Thiel 自2008 年以來在論文、講座和辯論中一直強調的理念，這些與主流認知相左的理念核心是「技術停滯」。Thiel 認為，我們在電腦科學和通訊領域取得的驚人進步掩蓋了我們在能源、交通、生物技術、疾病預防和太空旅行的停滯不前。他強調，這就是1973 年以來我們的實際收入幾乎原地踏步的原因，也是財富分配日益兩極化的罪魁禍首。
「在過去的40年裡，我們在數位世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在現實世界卻乏善可陳。」這種認識在Thiel的風投Founders Fund的宣傳語裡也有所體現——「我們想要能夠飛翔的汽車，結果得到的只是140個字符。」
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的Breakout Labs 只支持「硬技術」創業公司——而非專注於網站、社交媒體或訊息技術的企業——和那些太過前沿吸引不到天使投資和政府補助的公司。他給這些公司注入一筆啟動資金，用以證明這些技術確實可行，並在後續吸引到傳統的風險投資基金。Modern Meadow 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創業家、投資者，更是公共知識份子
作為一位天才的雄辯家和煽動者，有著深不見底的錢袋，又在哲學、歷史、經濟、人類學和文學方面涉獵廣泛，Thiel 已經成為了當今美國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接替了一度為Thorstein Veblen 和Norman Mailer 佔據的位置。然而他們有一處顯著的不同，即Thiel——一個自由主義者，同性戀基督徒——信奉的觀點更難以預測，並且，他贏得自己的擁躉主要是透過商業，而非文學和學術著作。
1998年，Thiel以共同創辦人的身份創建了電子商務支付公司PayPal，它在2002年以15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eBay。PayPal為人所知，主要不是因為它自身的成功，而是因為它的創辦團隊成員後來的成就。這些人，現在被稱為「PayPal幫」，陸續創立了一系列家喻戶曉的公司，包括至少七個估值超過10億美金的公司：Tesla和SpaceX（由Elon Musk共同創立）、LinkedIn、YouTube、Yelp 、Yammer和大數據挖掘公司Palantir。
儘管Thiel 共同創辦了兩個估值十億美元的公司，然而他最知名的身份依然是投資者。2004 年，他給了一位還從來沒有正式工作過的哈佛大二學生，20 歲的佐克伯（Mark Zuckerberg）50 萬美元，以交換當時稱為Facebook 的公司10.2% 的股權。目前，這項投資已經為Thiel 帶來了10 億美元的現金；他保有2 億美元的股份，仍然是Facebook 的董事。Thiel 其他著名的投資包括LinkedIn、Spotify、SpaceX，還有最近的Airbnb。
2010 年，Thiel 的知名度不再局限於矽谷，當時，David Fincher的電影《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名噪一時，人們知道了他。今年，HBO 的影集《矽谷群瞎傳》(Silicon Valley)又向世界介紹了另一位名叫Peter Grogory 的離經叛道者，眾所周知，他曾深受Thiel 啟發。在第一集裡，Gregory 發表演講，推出的項目與Thiel 備受爭議的「20 Under 20」計劃幾乎毫無二致，即為20 位輟學創業的青年科技新秀每年提供10 萬美金，用作項目經費。
這個月，隨著Thiel的新書《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出版，他還會為更多人所知。該書標題指涉的是革命性的「垂直」變化（從0到1），和增量性的「水平」變化（從1到N）的不同。「如果你有一台打字機，你打出100個字，這就是水平性的進步，如果你有一台打字機，又開發出了一款文字處理器，那麼你取得的就是垂直性的進步。」
「這本書名義上是在講企業，」佐克伯在Fortune 的一次採訪中說道，「但我認為它實際上是在講你如何為世界創造價值。」
《Zero to One》的緣起是矽谷的電腦專家們都知道的「CS183」——這是Thiel 2012年春季在史丹佛開課的科目代號。當時25歲的史丹佛法律系學生Blake Masters，將每一節課都整理後發佈到自己的Tumblr帳號——最初未經許可——這一連載不打緊，Thiel的課程迅速引起了轟動。
連載的第四部分成了紐約時報專欄作者David Brooks 的主題後，Masters 回憶道，他決定聯繫一下Thiel 看看他的態度。「沒事，接著發佈貼文吧！」Thiel 回覆。Masters 的貼文頁面訪問量至今已達240 萬，訪問者56 萬。
「這些課程筆記產生的影響不小，」風險投資家Marc Andreessen說，「我們遇到的每一位企業家都看過這些筆記。」Andreessen曾參與了第一個現代Web瀏覽器網景的程式設計工作，也是風投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共同創辦人。
當Thiel 決定著手寫作這本《Zero to One》時（對相同材料做過處理的簡化版本，有增補），他向Masters 尋求幫助，後者被列為這本書的合著者。Masters 現在也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用軟體來做法律分析，在種子輪融資時Thiel 領投了200 萬美元。
為矽谷文化帶來了積極影響
Thiel 今年46 歲，真人比他的螢幕形像還要年輕、更有活力、也更健康。初次採訪見面，他穿一件黑色V 領毛衣，卡其褲，和一雙高檔運動鞋。他邀請我共進早餐，我的是蔬菜煎蛋捲，他的則只是新鮮漿果——這是他的御用廚師在他通風良好的現代宅邸製作的，地處舊金山瀰漫桉樹香味的小山之間。觀景窗外，舊金山藝術宮映襯著金門大橋、天使島和惡魔島。
雖說Thiel 已經成了矽谷的活象徵，但其實他自2002 年底就在舊金山生活、工作了。賣掉PayPal 之後，他從山景城搬到這裡，重新開始。
「非常成功的企業家總是試圖與過去的自己競爭；如果你得了一塊奧運金牌，你就應該在那天退役。」這句話從一個靠競爭致富的人嘴裡說出來，真是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離我們聊天的地方10 碼遠，立著一對象棋棋盤。這可不是一個收藏家精雕細刻的裝飾紀念品，而是大師級別玩家的裝備，旁邊還有定時器。
不管怎麼樣，貶低競爭是Thiel新書的中心主題。他聲稱，「資本主義與競爭是對立的，」因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所有的利潤都被抵消了。」 他勸誡企業家尋求壟斷，並總結道，「所有幸福的企業都是不同的：每一個都是通過解決某一特殊問題找到壟斷點。所有不幸的企業都是相同的：他們沒能逃脫競爭。」
Andreessen 作為Thiel 的朋友和經常合作的投資者，說他正好同意Thiel 所說的「一半內容」，Thiel 對競爭的貶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在這點上是對的，即你應該做一些沒人與你競爭的事情，但他接下來就錯了，要是這是個好點子，一定也會有其他人這樣做。那我們該怎麼辦？放棄嗎？嗯，不。你應該與之競爭。」
Andreessen 充分肯定Thiel 為矽谷文化帶來的積極影響。「你天天與Thiel 在一起，很難不想『我必須得再聰明點，』」他說道。「一談到哲學、歷史、政治和人類命運，Thiel 總能滔滔不絕。在他之前，沒有多少人思考這些話題。人們只是在想，『最新的晶片出了嗎？』」
天生的離經叛道者
1967 年10 月出生於西德法蘭克福的Thiel，是個有天賦的「局外人」：他的父親是位工程師，因工作需要常常搬家——全家搬到美洲、再到非洲、又搬回來——這讓Thiel 單是小學就轉了七次學。1977 年他們終於在灣區紮下根，當時Thiel 十歲。
Thiel 從6 歲開始下棋，12 歲時，他在全美13 歲以下級別裡排名第七位。（他又繼續玩國際象棋錦標賽，直到30 歲，現在還在網上玩「「閃電棋」，這遊戲只有五分鐘。）他還擅長數學，在全加州數學考試上名列第一，當時他就讀的是San Mateo 公立學校。
（照片：1975年，Peter Thiel八歲，攝於南非）
高中的時候，Thiel 非常崇拜雷根總統的樂觀主義，這給了他「久在尋找的答案，而且是正確的答案。」
1985 年，當他作為大一新生進入史丹佛的時候，這座學校正在抵制修建雷根圖書館。它也改變了傳統的大書（Great Books）課程，以適應當時方興未艾的多元文化。1987 年，作為「政治正確」的反叛者，Thiel 與別人共同創立了Stanford Review——一本保守派和自由派觀點兼具的雜誌——並擔任其首位總編輯。
在大學裡，Thiel被法國人類學哲學家Rene Girard的教學深深吸引。Girard曾就他所謂的「模仿慾望」（mimetic desire）做了大量論述——我們的潛意識傾向於與鄰居的願景保持一致。在Girard的字典裡，模仿催生了競爭，而競爭又醞釀了模仿。
作為一個天生的離經叛道者，後來又做過對沖基金經理、創業者和風險投資家——所有這些職位都需要杜絕從眾心態，迴避市場泡沫，並抓住被忽視的機遇。在Thiel 看來，Girard 對於人類潛意識要模仿他人的分析非常有說服力。
現在，Thiel 又找出了自己在大學深受Girard 吸引的更加個人的原因：他自己對周圍人的潛意識模仿。因為對他人的模仿，Thiel 被動地登上了一條傳送帶，將他從大學帶往史丹佛法學院，又從那裡出發，成為了紐約蘇利文·克倫威爾（Sullivan & Cromwell）一名年輕的事務律師，這是這一行的頂峰位置。「這是我人生中最不快樂的時期，」Thiel 回想他在蘇利文的時光，「這段時期持續了七個月零三天。」離開律師事務所後，Thiel 在瑞士信貸集團的子公司CS 金融產品部成為了一名交易員。
1994年聖誕節期間，Thiel在拜訪西海岸的家人時，與自己的大學朋友Reid Hoffman見了一面。儘管在史丹佛時Hoffman將Thiel認定為「極端右翼分子」，而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兩人還是成為了非常親密的朋友，經常在哲學、道德和政治上進行討論。
Hoffman 曾立志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當哲學教授著書立言，然而現在他改變了自己的計劃。「我意識到，公共知識對媒體產生影響，你創辦一家軟體公司，也可以產生這影響，它還有商業模式的力量，能讓一個人有經濟方面的好處，就是賺錢。」
Thiel 回憶這次會面，「我們把能夠創立的不同科技公司盤算了個遍，我們隱隱感覺到，這裡正在發生重要的事情，我們也該做點什麼，」這裡說的就是，矽谷。
1996 年是Thiel 的轉折點，他離開紐約來到門羅帕克。從親戚朋友那裡籌得100 萬美金，開辦了自己的對沖基金，Thiel Capital。
一年後，他遇到了當時21 歲的Luke Nosek，他是剛剛離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IUC）的幾位工程師之一，追隨Marc Andreessen 的腳步來到矽谷。Nosek 希望推出一個基於Web 的日曆，向Thiel 諮詢有關融資的事。令他驚訝的是，Thiel 表示願意從自己的基金裡面為他投資10 萬美元。他也這樣做了。
這家公司最終夭折了。Nosek 為失掉Thiel 的錢而內疚不已。「我想，『我的天哪。我的朋友。他主動提出要投資。我竟然辜負了他。』」
Nosek 的朋友Max Levchin，另一位UIUC 工程師，請Nosek 把自己介紹給Thiel，這樣他可以推銷自己那個主營加密業務的Fieldlink 公司。Nosek 這會兒還是覺得沒臉和Thiel 說話，因此Levchin 繞過他，在Thiel 的一次史丹佛講座之後逮住機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Thiel。Thiel 很喜歡他的點子，並提出希望成為他的共同創辦人。Thiel 和Levchin 又邀請Nosek 加入。
「這就是Thiel 了不起的地方，」Nosek 說道。「他很看重友誼。這是比永遠還要持久的東西。當時我的反應是，『哦，我曾把事情搞砸了。』但是這並不重要。他當然不喜歡失敗，他也很抓狂，但到頭來這並不重要。」
Fieldlink 幾經轉向，名字也數次更迭，最後成為了PayPal。在挑選團隊成員時，Thiel 和Levchin 秉承的原則是他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對這人非常熟悉。Thiel 說服Reid Hoffman 成為董事會成員，他也把David Sacks 挖來當營運長，David 曾在Thiel 之後擔任史丹佛評論的總編輯。
「Thiel 從來不是個事無鉅細一板一眼的傢伙，」Sacks 在郵件中寫道。「但他就是有竅門，能識別出所有的重大戰略問題，並將它們一一擺平。」在2000 年三月份，PayPal 正在進行一項1 億美元的融資。人們被網路泡沫的昇平假象沖昏了頭，非要等市場再利好些才肯收手。「Thiel 當機立斷，把這輪融資完成了。幾天后市場就崩潰了。要是我們當時再等一周，公司就死定了。」
不畏外界眼光，持續前進
2002 年，eBay 以15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PayPal。Thiel 獲得5500 萬美元。然後，他開始計劃自己的二次創業，包括三個部分：重開自己的對沖基金，成為一名風險投資家，以及成立一個新的市值十億美元的公司。
2003 年，Thiel 又遇到了點麻煩事。他告訴一些朋友同事自己是同性戀，消息迅速傳開。「在當今社會，這仍然是人們覺得事關重大的幾件事之一。」Thiel 提起來言辭間頗帶惱怒。
一些批評人士認為，他的同性戀身份暴露了Thiel 早年某些著作的虛偽。Thiel 於史丹佛評論任職期間，他一直對「身份政治」」持深切的懷疑態度。1995 年，他和Sacks 發表了一本名為《Diversity Myth》（多樣性神話）的書，他們在書裡聲稱，單就在校園環境中，「那些抱怨壓迫的人一般並沒有親身經歷過壓迫。」在書裡的一章，他們為一位法律系的學生辯護，1992 年這位學生曾在一位同性戀的宿舍外面叫囂反同性戀的言論。
2011 年當被問及這一事件時，Thiel 告訴New Yorker 他很後悔這樣寫。「所有與身份有關的事情在我腦海裡要微妙得多，並不是非黑即白。我認為存在作為同性戀的獨特體驗，存在作為黑人的體驗，存在作為女性的體驗。它們非常獨特。我也覺得人們傾向於將這種獨特的體驗誇大並劃進意識形態的範疇。」
在我們的訪談中，Thiel 說在寫那本書時他並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會兒應該知道的，只是當時非常困惑，難以置信。」現在，Thiel 已經有了交往多年的男友，不過並沒透露更多的細節。
（有意思的是，當年那個誹謗同性戀的前法律系學生，最近也公開了自己的同性關係。他怎樣看待那個發生在1992 年的事件呢？「我才不往後看呢？那可是22 年前啊。」）
Thiel 將他在PayPal 所掙的其中1000 萬美元投入對沖基金，改名叫做Clarium 資本。「我們在Clarium 發展出來的宏觀思維便是石油峰值理論，基本內容是全球的石油正變得越來越稀缺，對此我們並沒有簡單的替代方案。」這也就是他的技術停滯理論的雛形，第一道乍現的靈光。
在風險投資方面，他開始與Hoffman 一起進行天使投資。他們兩個投資社交網絡創業公司，從2003 年投資Hoffman 自己的LinkedIn 開始，到2004 年投資Facebook 時達到頂點。
同樣在2004 年，Thiel 創立了一家新公司——它的商業模式看上去太不可靠了，最初沒有吸引到任何矽谷投資。起初，它唯一的支持者除了Thiel，還有一家叫做In-Q-Tel 的非盈利機構，這是美國CIA 的風險投資部門。
明確的樂觀主義者
「基本上，我認為一些PayPal 用來對抗欺詐的辦法，都可以擴展到其他領域，比如打擊恐怖主義。」在911 之後，「你會陷入類似副總統錢尼與ACLU（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對峙的思想論辯：即我們是犧牲隱私來保證安全，還是犧牲安全以保證隱私？而我擔心的是，每當恐怖襲擊發生時，ACLU 一定是輸掉的那一方。」
Thiel 認為，這場辯論沒有顧及到的是，隨著技術的進步，「我們可以在不犧牲那麼多隱私的情況下保證安全。」
因此，Thiel創立了Palantir，為政府情報機構提供數據挖掘服務，他強調，這些服務會做到最大限度的非侵入和可追溯。十年後，這個市場已被證明比許多人預測的大得多，去年其營收超過60%來自於私營部門客戶。Palantir最後一輪融資後，其估值達到90億美金。
在建立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Founders Fund後，2006年，Thiel又創立了Thiel Foundation，開啟了他探索式的慈善捐贈。目前它每年捐出1300萬美元到1500萬美元。
基金會的早期受益者是Aubrey de Grey，他是創立SENS（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抗衰老戰略工程）研究基金會的極具爭議的生物遺傳學家。De Grey 正在努力開發一種能夠延緩衰老（或許是無限期延緩）的再生療法。在電子郵件中，De Grey 稱他依然相信，未來能夠活到1000 歲的第一人或許已經降生了。
Thiel 對抗衰老研究的支持，也許是他作為一名「明確的樂觀主義者」（definite optimist）最極端的體現。Thiel 在《Zero to One》中這樣定義這些樂觀主義者，他們相信「如果他做出規劃，並努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那麼未來就會比現在更好。」Thiel 將這種人與「不明確的樂觀主義者」（indefinite optimist）區分開，後者認為「未來會變好，但他不知道會以怎樣的方式變好，因此他不做任何具體計劃。」Thiel 痛恨後者的世界觀，在他眼裡，這種觀點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
Thiel第二個頗有爭議性的慈善項目是海洋家園協會（Seasteading Institute），2008年他與別人共同創立該學院，旨在現有政府之外建立一座漂流城（floating city）。然而，在我們的談話中，Thiel提到這個項目用的是過去時，他指出，「這件事做起來非常難，無論是從技術上講還是文化上。」
而Thiel最具爭議性的慈善項目估計就是他的「20 Under 20 」了，即為18到20歲之間的資優學生提供10萬美金，讓他們自己創業。這個項目讓那些「明確的樂觀主義者」有了資源掌控力，但這同時也凸顯了Thiel的觀點，即我們正處於一個「教育泡沫」中，大學本科教育欺騙學生們，使其高估學位的價值，從而深陷不必要的教育貸款。
坊間對他此舉也有抵觸情緒，前哈佛大學校長Larry Summers 將這一項目稱之為「這十年中最不當的慈善事業」，同時，Slate 集團董事長Jacob Weisberg 在新聞周刊寫道，「受Thiel 贊助的學生們將有機會效法他們的資助者，在成年之初即放棄自己的智力發展，一心一意地專注於發財致富，並且越年輕越好，以此消除了為自己的長遠打算而去求知的必要。」
對所有的反對者來說，這是個狹隘的項目。「這就是典型的Thiel 啊！」Andreessen 說道，「你把學院派的人們都嚇破膽了，彷彿是敲響了組織性教育的喪鐘。現在還只是一年20 個孩子，等一年2萬個孩子的時候再來跟我說。」
由於Thiel 作為一名公共知識者的信譽部分建立在其經濟成就上，2008 年經濟危機也威脅到了他所創造的一切。不過最後他還是挺過來了。他的對沖基金沒有受到重挫。在Clarium，直到2008 年中期，Thiel 的石油峰值理論一直都很適用。油價從大約每桶40 美元一路飆升，2002 年達到近140 美元。在這一時期，基金市值從1000 萬美元膨脹到60 億美金，股票估值直線上升，新投資者紛紛湧到他的大門口。
但到了2009 年2 月份，油價又回落到了40 美元。儘管Thiel 已經預見到了泡沫，他還是低估了它。「我們並不完全相信我們自己的理論對壞事的預測；還是懷有僥倖之心。」更糟的是，他反應過度，錯過了反彈，這導致2009 年和2010 年Clarium 的股票運作嚴重弱於一般市場。大多數機構投資者出逃。今天的Clarium，管理的只是Thiel、朋友和家人，以及少數特定投資者的2 億美金。
另一方面，他的Founders Fund，已經成長得相當好。其管理的基金從2005 年的5000 萬美元增長到瞭如今的20 億美元。據一位2007 年以來一直參與歷次Founders Fund 募資的有限合夥人講，在所有的風險投資基金裡，Founders Fund 的表現如果不是最好的，也至少是前四分之一了，年回報在35% 到45% 之間。
發揮影響力，鼓勵科技創新繼續向前
儘管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使Thiel 的事業備受衝擊，但這也讓人們更容易接受他的「高科技放緩理論」。不過，曾與Thiel 在牛津辯論過這個問題的哈佛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 寫道，「「現在，我的大多數頂尖大學的科學家同事們，對自己的項目充滿了極大信心，他們的項目分佈在奈米技術、神經科學和能源等前沿領域。他們認為自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世界，就像發生在科技領域的那麼快。」
乍一看，Thiel 這本《Zero to One》是在勸誡企業家們踏上變革性的創新之路，這與他「科技停滯論」的悲觀情緒似乎是相違背的。然而，後者實際上是前者的激勵性背景，因此，他們才策馬前行。
當談及未來時，人們一致認為全球化會順其自然，發展中國家會慢慢變成發達國家。然而人們沒有註意到馬爾薩斯（Malthusian）現實的黑暗面，即目前還沒有重大的技術突破解決隨之而來的問題。
「如果中國每人都有一輛燃油車的話，油價到時候就是每加侖10 美元，並伴隨著巨大的污染。」
但這僅僅是開始，因為即使沒有經濟增長也會有越來越多的政治動盪。不穩定會導致全球衝突，這反過來又會導致他在2007 年一篇文章裡提到的「secular apocalypse」（世俗啟示）——人類種族的滅絕，無論是通過核武戰爭、生物傳染、失控的氣候變化，還是那聖經中的世界末日善惡大決戰。
「這也是為什麼」，Thiel 以他一貫的輕描淡寫和沈著口吻說道，「我認為此間的重大利益不僅僅在於『我們又有一些新玩意兒了嗎？』」
本文出自36氪，原文出自fortu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