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情況下需要技術型CEO重出江湖?
什麼情況下需要技術型CEO重出江湖?
2014.10.19 | 技能

編者按:本文為著名投資機構GRP Partners合夥人Mark Suster所著。

什麼時候應當讓一個專門的執行長來打理公司?

這個問題已經有太多人在談論了。矽谷眾多的創辦人在發現自己淺薄的經驗將直接限制公司的發展時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那麼,什麼時候應當讓一個技術型執行長來打理公司?

似乎沒有多少人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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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你對最近幾年市場上的變化敏感一些的話,你會發現技術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Larry Page 回歸Google,擔任執行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問題是,Google 明明已經有了Eric Schmidt。為什麼還需要Larry Page?

我覺得,Google 是受了矽谷的技術型新領袖——Mark Zuckerberg 的刺激。

世界變化的太快了,網路領域的快速發展讓Mark Zuckerberg 有機會劃著自己輕盈的小舟超過身邊一艘艘笨重的、官僚的、傳統網路行業的大遊輪。Larry Page 的回歸,似乎是Google 在簡化機構、增強創新力和競爭力方面的一次努力。

Larry Page 的回歸並不是矽谷唯一的案例。Steve Jobs 或許是最知名的一個例子了。但Steve Jobs 不太算「技術型CEO」的回歸,因為他代替的人——John Scully,本身就技術能力十足。

近來我們越來越多的看到類似Matte Mullenweg(WorldPress 的創辦人)8 年之後繼任公司執行長 這樣的情況。

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慢慢成型的模式:先是專業的企業管理在推進著公司的快速發展,而技術領袖則專心研究如何成為行業翹楚,一直等到技術領袖經驗稍長時,再繼任執行長職位。

之所以有這些想法,是因為我最近正在處理Nick Halstead 重新擔任DataSift執行長一職的事情。

整個故事的發展是這樣的:

2009 年我第一次見到Nick Halstead,那時他正運營著一家叫做Tweetmeme(也就是DataSift 的前身)的公司,並且幫推特開發了早期版本的API。他向我介紹了許多Twitter的技術基礎,以及為什麼Twitter的數據特別有價值。

他不僅關注Twitter本身的數據,還關注其他一些諸如哪些用戶看到了這條發文、這條發文是在哪裡推送的、用什麼設備推送的、哪個時間段推送的等等。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些數據之外的可能性推斷。他指出,Twitter這種發送鏈接給粉絲,粉絲通過鏈接找到被分享的原文進行閱讀的數據,其中隱含的數據價值比推文本身要大得多。

他就是那種讓你覺得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人,每次和他有過一些交流,就覺得自己對科技行業的未來又有了新認知。

這種交流我們一直持續了18 個月。等到時機成熟時,我們正式開始了合作。我和Roger Ehrenberg 決定投他的首輪VC 融資時,他正在英國的公司擔任執行長的職位。

在融資過程中,我們問他是否同意在北美市場僱一個新CEO 來幫他管理運營北美的市場銷售方面的業務,他很開放地同意了,並且覺得這樣做對於公司利益來說是最好的。

於是他在英國負責技術和戰略方面的事情,同時擔任公司董事會成員兼技術長。

接著我們請來來了Rob Bailey 擔任執行長。在那時,這是我們可以做的、最好的決定。

Rob Bailey 也帶領公司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在他領導下,公司的企業客戶數量增長超過了1000,獲得了超過6000 萬美元投資,也成為SaaS 行業成長最快的公司。同時我也向Rob Bailey 學習到了許多東西。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和他一直合作下去。

那,為什麼Nick Halstead 又要重新回來擔任CEO?

我們的行業發展得太快了,也因此技術型領袖能為公司帶來的成長和財富是不容疏忽的。如果在這方面稍有失誤,公司很有可能一蹶不振。John Sculley 在放走賈伯斯這件事情上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I did not have the breadth of experience at that time to really appreciate just how different leadership is when you are shaping an industry, as Bill Gates did or Steve Jobs did, versus when you're a competitor in an industry, in a public company, where you don't make mistakes because if you lose, you're out.”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詞,shaping an industry,重塑一個行業。

這就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機遇。

在過去的階段我們公司確實發展得不錯,但是你不得不承認,行業已經開始發生改變了。

十八個月前,Nick Halstead 正在研究一個被我稱之為Manhattan Project 的項目,這個項目極有可能成為公司成長史上的一大飛躍,因為它重新定義了企業客戶的公共、社交、大數據方面的內部和外部數據管理模式。

同時Nick 不僅僅滿足於為客戶提供內部數據管理、內外部數據整合這些事情,他認為開發出一個具有機器學習能力的可以自主識別、整合不同數據類型的管理引擎,才是最好的選擇。他把這個項目稱為擁有自主性的VEDO。

在Topsy 和GNIP 分別被蘋果和Google 收購之後,我們目前只剩下一個即時數據流獨立供應商。在Nick 擔任技術長時期,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足夠強大的企業數據管理平台,並且這個平台在不同數據量級的企業客戶身上都有很強的移植和改造能力,同時在對大數據的分析理解上又行之有效。

我們相信,基於這樣一種情況下,Nick 已經做好準備,重新回歸執行長一職,將帶領公司獲得一個質的飛躍。

本文出自36氪,原文出自bothsidesofthetable.com

關鍵字: #企業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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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揭打詐盲點:截圖難當證據,AI加b-JADE讓數位足跡可驗證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揭打詐盲點:截圖難當證據,AI加b-JADE讓數位足跡可驗證

重點一:數位詐騙生命週期極短,打完一波就轉移陣地,「下架」只處理了眼前的內容,處理不了事後追查。

重點二: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以AI蒐集、分類詐騙廣告,九成以上工作可由AI完成,最終判斷仍保留人工背書。

重點三:透過司法聯盟鏈b-JADE,只把資料的「數位指紋」上鏈存證,原始資料另行保存,目標是降低被害人的訴訟舉證成本。

一則可疑的投資廣告被檢舉、下架,帳號也停權了,多數人以為事情就此結束。真正麻煩的是,廣告消失的那一刻,追查詐騙集團的線索也可能跟著消失。

為了補上這個缺口,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正與司法聯盟鏈「b-JADE」合作,替詐騙相關資料做存證。b-JADE是一套以區塊鏈為基礎的司法存證機制,只有通過程序認證的單位才能提供上鏈服務;資料一旦上鏈,任何改動都會留下痕跡。白話說,就是替數位證據貼上「封條」,讓證據從蒐集到進入法庭,都能驗證有沒有被動過手腳。

詐騙廣告下架,為什麼還不夠?

原因在於數位詐騙的生命週期太短,下架只能處理眼前的內容。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指出,傳統電話詐騙一套劇本可以拉長到半年、甚至一年;數位詐騙則像打游擊,一波結束就移往下一個平台,從廣告、社群到另一個App,一路跨平台引導被害人。

更大的問題是證據跟著斷線。被害人發現受騙時,可能已是半年後,手上通常只留得住最末端的匯款與聯絡紀錄,最初看過哪則廣告、點進哪個網站,早已消失。等到一、兩年後警方抓到詐騙集團,對方就能在法庭上反問「你怎麼證明我投過這則廣告?」劉彥伯以假設情境說明,一個集團原本可能詐騙了30億元,最後因證據不足,認定金額只剩幾千萬甚至幾百萬元。

不過,詐騙活動都會留下數位足跡,包括投放帳號、代理商、投放時間、運作國家與網址註冊紀錄,只要事先保存,日後調閱就「有憑有據」。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
圖/ 數位時代

AI都這麼強了,為什麼還要先做資料治理?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核心主張是:好的資料分析,從好的資料治理開始。所謂資料治理,就是把散落在各平台、格式不一的碎片資料,整理成來源清楚、格式一致、可以互相比對的資料。協會先確認每筆公開資料的來源、時間、權限、版本與隱私,再標上事件分類、風險評估、曝光平台、投放者與網址等標籤,才能找出彼此關聯、還原詐騙網絡。

根據協會的實證簡報,系統在一段監測期間內掃描309.5萬則廣告,通報62.8萬則(約占20%),投放當日偵測率達99.21%。劉彥伯也提到,協會與資安院、數位發展部在打詐通報查詢網的合作中,判斷率接近百分之百。

那還需要人嗎?答案是需要。現行法律仍要求有人為判斷結果背書負責,加上詐騙劇本會隨被害人的回應即時調整,因此協會讓AI處理九成多的工作,最後由人做判斷。

截圖不能當證據?b-JADE如何替詐騙證據貼上「封條」

在AI改圖越來越容易的今天,單純截圖很難在法庭上證明自己沒被竄改過。劉彥伯的比喻是:截圖比較像「我那天真的看過,還拍了一張照片」;可信存證則是把證物放進有封條、有時間、有編號、有保管紀錄的證物袋,「重點不是有沒有留下東西,而是未來能不能驗證這是不是當時那一份」。

這也是b-JADE派上用場的地方,但並不是把所有資料都放上區塊鏈。協會把原始資料與AI分析結果,保存在權限受管控的系統裡,只把每份資料的「數位指紋」交給b-JADE存證。數位指紋的特性是,內容只要有任何改動,指紋就會完全不同,因此能證明資料沒被動過;需要時,再經授權調閱原始資料,兼顧隱私與驗證。依b-JADE規範盤點,協會既有流程已符合19項要求,其餘7項缺口也逐步補強,例如存證時間改採具公信力的標準時間來源,不再依賴電腦本機。

防詐能從事後追查走向事前預警嗎?

可以,協會正把存證從被害人受騙後,往前推到「主動式上鏈」:AI判定高風險的內容,先一步蒐集存證,不必等到有人受害。

小農是第一個場景。許多消費者在網路上支持小農,錢最後卻流進冒名的詐騙集團。協會因此與農業部合作推出「農本人」系統,讓小農自行登錄銷售管道與社群帳號形成白名單,再結合AI蒐集的黑名單,一旦遭冒名就能第一時間發現並報案。這套模式未來也可延伸至網路霸凌、性私密影像等案件。

制度面也在加速。2026年8月,司法聯盟已開設認證專班,邀集司法院、法務部、高檢署、調查局與警政署相關人員受訓,相關存證應用預計明年正式推出,時程仍待聯盟拍板。

劉彥伯坦言,目前從蒐集、分案到下架的流程仍然冗長,技術正好能在保留人為背書的前提下縮短流程。他在《數位關鍵字》節目尾聲留給聽眾的一句話是:「數位安全不只是技術工具,也涉及資料的可信、法遵治理與跨領域合作。」當AI幫人更快找到線索,經得起驗證的資料,將讓每一位被害人在法庭上多一分底氣。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認為,可信存證的重點不是留下東西,而是未來能被驗證。
圖/ 數位時代

常見問答
Q1:詐騙廣告被下架後,還能當作證據嗎?
A:若事前沒有保存,下架後就很難追溯。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建議在內容消失前,保存投放帳號、代理商、投放時間、運作國家與網址等數位足跡,日後才能據以向平台請求調閱。

Q2:手機截圖可以當作詐騙證據嗎?
A:截圖只能證明「看過」,難以證明未被竄改。在AI改圖越來越容易的情況下,透過數位指紋與具公信力的時間紀錄進行可信存證,才能在日後驗證資料是否為當時的原始版本。

Q3:什麼是b-JADE司法聯盟鏈?
A:b-JADE是以區塊鏈為基礎的司法存證機制,只有通過程序認證的單位才能提供上鏈服務。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做法是只將資料的數位指紋上鏈,原始資料另行保存在權限受管控的系統,兼顧隱私與驗證,目標是降低訴訟舉證成本。

Q4:AI可以完全取代人工判斷詐騙嗎?
A:目前不行。依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做法,九成以上的蒐集與分類工作可由AI完成,但現行法律仍要求由人做最終判斷,並為結果背書負責。

Q5:小農要如何預防被冒名詐騙?
A:可登錄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與農業部合作的「農本人」系統,自行提交銷售管道、粉絲專頁與LINE帳號建立白名單,搭配AI主動蒐集的黑名單,遭冒名時能第一時間發現並報案。

完整對談請收聽《數位時代》Podcast《數位關鍵字》E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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