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人物] 賀照緹:向世界丟出一個問題
[夢想人物] 賀照緹:向世界丟出一個問題
2014.12.18 | 人物

作品從全球化衝擊到台灣底層,涵蓋許多議題。賀照緹的作品充滿批判性,卻又很溫柔,是相當值得期待的導演。在十幾年的拋問題、找答案中,她自己也變得更堅定、強壯。

人活著,就是一趟找答案的旅程,我們永遠搞不懂自己,永遠在找答案。拍紀錄片也是如此,導演向世界丟出一個問題,然後出發去找答案,沿途會遇上很多人、很多事,聽到各式各樣的話語,拍著拍著,答案就浮現了。

賀照緹一天到晚向世界提問,影片特別細膩,讓她得到紐約電影電視節、日本野生動物影展等競賽肯定,也曾入選紐約當代博物館、倫敦獨立紀錄片影展等。作品中帶著批判與溫柔的她,卻說自己很平庸,是這些紀錄片的旅程改變了她。

「我從小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人家問我:『夢想是什麼?』我沒有夢想,我小時候最大的願望就是考上大學。」賀照緹說:「我有閱讀障礙,別人讀書很快,我卻很慢、很慢。大學放榜那天,我媽看到我上榜,激動得都哭了。」

大學念外文系,賀照緹對人生還是很迷惘,直到研究所念了傳播研究所,讀了文化評論,她才第一次讀懂課本,發現讀書這麼有樂趣。有些人非把生活跟學問兜攏了,才能夠明白課本的意思,死讀書是行不通的。

研究所畢業後,賀照緹進報社當記者。沒多久報社轉手,賀照緹莫名其妙變成工會一員,當上常務理事。她要與印刷廠工人協調罷工,但是說話小聲的她,面對工人常常不知道該說什麼。每天回家後,她總是哭泣:「我是相對優勢的白領階級,是得到利益比較多的人,我要怎麼說服工人聽我的?我要怎麼說服自己?」

挖掘更多人性深處故事

最後賀照緹離開報社,轉任《張老師月刊》主編,挖掘更多人性深處的故事。她說:「我不適合當運動者,我應該在對的位置貢獻社會。」無線電視頻道興起的年代,她到電視台工作,最後更從文字記者轉行成紀錄片工作者。

千禧年後,賀照緹拍《手風琴在路上》,到波蘭、捷克、巴西與阿根廷流浪。她以為她在拍別人的故事,卻在轉角遇見自己。她與離散的猶太人聊天,對方問她:「你為什麼做記者?你為什麼拍紀錄片?」賀照緹回看自己的家族,從中國離散來台灣的父母,讓家裡瀰漫著不安定感,讓賀照緹習慣成為「旁觀者」,她總是安安靜靜找個角落蹲著,不被發現比較安全。

她不斷向世界扣問,努力成為一個更好的導演。她拍了一系列《穿在中途島》,探討全球化的議題後,更在2010年推出《我愛高跟鞋》,成為她的代表作之一,獲邀到美國當代藝術館播映。這部電影從紐約的高跟鞋開始,光鮮亮麗的女人踩著名牌高跟鞋轉過街角,人們只看見美女,賀照緹卻想知道:「這些鞋從哪裡來?」

賀照緹到廣州做鞋台商的工廠,看台商被名牌廠商挑剔。她跟工廠裡的女工們去買鞋,在小舖子討價還價買便宜俗麗的鞋。最後她追到中俄邊境,看到春天剛出生的小牛,為了保持血清的純粹,才出生,一口水、一口奶都沒喝過,就被殺死,剝下的小牛皮,成為高級百貨公司裡的昂貴皮件。

邊拍邊找答案

拍小牛被殺死的那天,空氣中瀰漫著血腥味,她到外面吹風,讓自己暫時脫離:「我快要無法自我控制,我必須專注在工作,現場已經荒謬到毫無真實感。」回到牛舍,她看到小牛渴望活著的眼神。影片的結尾是一個好短的動畫,小牛回到母親身邊,吸了母奶,看見花開,邁開步子走路。那是好溫暖又細膩的結局,雖然離現實好遠。

也許是因為這一份細膩,賀照緹的作品被認為很有女性特質。但光是這麼看待她,也把她看小了。

她為國家地理頻道拍攝《蟑螂X檔案》時,穿著連身的青蛙裝到下水道找蟑螂,好處是以後看到蟑螂就不怕了。她跑到台東拍《炸神明》,跟黑道廝混,本來以為會被拒絕,沒想到也許是她太隨和無害,老大馬上答應,叫兄弟乖乖給她拍。

她也曾經碰到低潮:「拍那麼沈重的紀錄片到底可以改變什麼?」她一邊拍一邊找答案。2013年,她拍《台灣黑狗兄》,講述一個台灣襪子品牌的誕生,好像有些光亮、希望了。

2014年,她擔任《太陽,不遠》的製片。《太陽,不遠》記錄2014年3月的立法院占領運動,它公開募款,60天內有3,156人捐款,募得資金501萬元。總共有62名影像記錄者無償投入拍攝,每天分三班制共26人在現場輪值,光是後製的聽打員就高達26人。如此龐大的集體創作、集體集資,是台灣紀錄片史上第一次。

促成公共論壇的產生

影片8個月拍完,就紀錄片來說太短了,但是所有導演、攝影都無償撐得太久,他們必須擱下現有的工作。賀照緹說:「這部紀錄片我最遺憾的,除了資源有限,無法用更大的力量把故事說完,另一個就是是身為『工會』,我們卻讓導演無償工作。」

上映前她笑著說:「我已經做好被罵的心理準備。」果然責備很多,比如為什麼第一部紀錄片就是陳為廷?為什麼沒有NGO的故事?為什麼不談服貿?為什麼⋯⋯,有太多太多的議題,無法在《太陽,不遠》裡說盡。

讓賀照緹印象最深的是有個女孩看完後,憤怒到發抖,哽咽得無法完整提問,賀照緹心疼又感激:「太陽花運動有太多面相,《太陽,不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很感謝女孩的提問,台灣總是把問題私有化,能夠讓問題公開化,促成公共論壇的產生,才有對話的可能。」

責備多,眼淚也很多。許多人看《太陽,不遠》,總是淚流滿面,賀照緹說:「因為這部紀錄片召喚出大家的台灣經驗,家總是複雜,愛總是帶著憤怒。」

接下來,賀照緹要拍攝一部關於少女的紀錄片──《只要我長大》。片中的女孩在家庭中受到傷害,只想離家。這回賀照緹不只當個拍攝者,她要串連更多社會團體,從旁觀者變成主動介入者,她說:「《我愛高跟鞋》裡被殺死的小牛,因為結構太龐大,我救不了,但我一定要改變這些少女的處境。」

曾經說自己很平庸的賀照緹,在十幾年的拋問題、找答案中,變得更堅定、強壯。她對生命還會繼續有疑問,但是她知道只要願意啟程尋找,答案就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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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賀照緹的作品從全球化衝擊到台灣底層,涵蓋許多議題,充滿批判性,卻又很溫柔,是相當值得期待的導演。圖片來源:蔡仁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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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資料來源:《數位時代》第2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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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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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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