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新生] 綠黨從草根走進人群
[品牌新生] 綠黨從草根走進人群
2015.01.22 | 行銷

2014年終台灣被翻轉了無數次,次次驚心動魄。從3月學運、4月反核,一直累積到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引發青年參政風潮,一時間清新參選成為主流。事實上,所謂的清新參政、青年問政,綠黨早已坎坷經營多年。

台灣綠黨在1996年由環保運動先鋒高成淵成立,在年輕志工紛紛出國求學時,綠黨沉寂了數年,直到2006年在美國學成歸國的彭渰雯、溫炳源召集下,綠黨重新活躍於台灣的社運圈。

儘管綠黨在歐洲是強勢政黨,在台灣卻一直受限於過高的參政門檻,一直無法壯大,更無法透過參政,實現社會改革之夢。台灣在社會改革的路上,大量倚重社運團體,但是社會運動最終的決戰場都不在街頭,而是立法院的法案攻防,以及地方議會的預算審議。社運團體必須依靠特定的立法委員、議員,長此以往很容易成為政黨附庸,缺少自主性。

綠黨用直接參政改變這一切。召集人李根政說:「上層結構不改變,地方就永遠要抗爭。況且依靠他黨委員,像是從天花板放一個繩索下來,繩索不知何時會來、何時鬆掉。綠黨把人送進國會,則是在天花板打一個洞,讓陽光流洩進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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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長期關注環保議題的李根政,接手綠黨共同召集人的工作後,積極進行組織改造與跨社團連結,帶領綠黨挑戰更多公職選舉。圖片來源:林衍億攝)

在台灣想要投入公職選舉,遠比想像中艱難。歐洲許多國家實施「公費選舉」、「低門檻政黨補助票」,讓許多有理念的人可以從政。台灣一場議員選舉動輒數百到上千萬的經費,一般人根本無法負擔,更值得探究的是:一個議員年薪不過500萬,還要聘請助理。當他投入上千萬競選經費後,他要從哪裡賺回這麼多錢?

導入新技術改造

16年來,只要有選舉,綠黨就推出候選人,除了第一年選上一位國代之外,沒有選上任何一席。網路的崛起,加上2014年的翻轉,讓綠黨終於可以打破宣傳限制,利用Facebook「每個人都是一個新聞站」的特性進行宣傳。終於在成立15年後,再度把兩位議員送進議場。

綠黨這次的突破不是憑空而降,相反的卻是經過品牌改造,加上新技術導入、新風氣吹起,才能夠突圍。

2013年,李根政擔任綠黨召集人,他首先著手進行體質改造。他接手時,綠黨只有1名專職工作人員,他除了擴充成5個專職人員,積極把綠黨氣氛打造得更溫暖、正向,並加強與其他公民團體的連結。

前不久綠黨搬家,跟民主陣線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在同一棟大樓,不只合作方便,缺鹽缺油,探個頭就可以借到。中執委吳銘端開玩笑地說:「我現在都捨不得回家,因為在辦公室很快樂。」李根政也非常積極地拜會更多公民團體,他深知綠黨要壯大,必須與其他團體有更深刻的連結。

穩固內部、串連外部的同時,綠黨進行了更大的「產品改造」──改變候選人的提名方式。以往綠黨想要找人參選,總是要苦苦相求,才能求到一個候選人。「台灣人對政治的印象非常負面,參選更得把自己完全攤在陽光下被檢視,投入許多金錢、時間,甚至犧牲工作。選上還好,有錢有人;萬一落選,人財兩失。中年人有點社會經驗了,不會願意放下工作,更不願把一切都攤給別人看。」李根政說。

為了徹底改變過去幾年的競選策略,2014年九合一選舉時,綠黨明確地將自己定位為「參政平台」,只要想投入政黨選舉,又符合綠黨的條件,綠黨就以黨的力量來協助。

綠黨新的提名規則很像過五關,也像集點遊戲,必須集滿社群與在地的支持,然後簽署同意書,才能夠成為綠黨參選的代表。社群的部分,必須有5個公民團體的連署或代表人的推薦。候選人還要證明自己有在地鄉親的支持,得到當地1%居民的推薦。

結合社群力

當兩樣連署都得到後,就得跟綠黨簽訂政治代理人公約。李根政強調:「不要相信無黨無派的候選人,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背後是誰支持的。政黨則會約束候選人,綠黨規範候選人必須保證選後會落實政策,比如財務公開透明、定期上傳問政報告。更重要的是,助理的聘用必須與黨中央討論,如此才能關注到問政的細節,同時培養新的接班人。」

2014年綠黨提名了10個候選人,從台北、基隆、桃園、新竹、高雄一直到澎湖,都有候選人參選。議題則從環保、性別、原住民、民主推動等都有,除了符合綠黨本來的六大核心訴求,還增加很多候選人本身的特質與特色,百花齊開,好不熱鬧。

往年綠黨打選戰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要一直重複喊:「綠黨不是民進黨。」喊了16年,終於社會大眾漸漸了解綠黨不等於民進黨。2014年綠黨更跳脫綠色的緊箍咒,用鮮豔的橘黃色當代表色,喊出明亮的「挺好的政黨」,來建立新的「品牌形象」。更舉辦「綠黨民主戰鬥營」,透過「全員選舉中」的活動,培訓年輕志工。甚至有應援團的巴士,載著應援團志工全省助選。

長期投入環保運動的李根政,面對這些活潑的點子,也忍不住笑了:「現在的抗爭不那麼苦了,甚至有點潮,還結合小確幸,有種苦中作樂的味道。4月28日的反核遊行,方仰寧用水車驅趕反核人士時,有些人大喊『方仰寧選總統』,現場很多人都笑了,氣氛緩解不少。」

經過一整年的「品牌改造」之路,綠黨終於把兩位候選人送進議會,分別是桃園中壢選區的王浩宇,以及新竹縣第八選區的周江杰。26歲的王浩宇經營網路社群「我是中壢人」4年,從幫忙找走失的小狗到抓肇事逃逸者,簡直是24萬人的里民辦公室;周江杰則是在政黨輪替後,仍然看不到希望,乾脆自己跳進來追求民主,靠著長久以來被忽略的新住民議題脫穎而出。

儘管遺憾有很多優秀候選人無法當選,但這已經是台灣綠黨最好的成績了。李根政強調:「綠黨不追求政治明星,綠黨要的是從草根來、願意扎根的候選人。」

台灣的民主樣態越來越活潑,「市場」上的選擇也越來越多,除了老態龍鍾的國民黨與民進黨之外,「第三勢力」也越來越龐大。公民組合挾著太陽花運動崛起,綠黨則脫胎換骨,彷如新生品牌,精神奕奕。因為有這些小黨,2016年的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將燦爛多元,充滿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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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綠黨老人帶新人,環保老將帶著滿腔熱血的年輕小將到處拜票。圖片來源:綠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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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資料來源:《數位時代》第2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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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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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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