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榮] 華郵的Talent Network對新聞從業者是毒藥還是解藥

2015.06.29 by
曹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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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資訊社會研究者,相信人與科技的關係是反思當代社會的重要核心,希望能透過簡白的書寫分享相關知識。

[曹家榮] 華郵的Talent Network對新聞從業者是毒藥還是解藥
(圖說:華郵的Talent Network首頁,數位時代翻拍)《華盛頓郵報》這個老牌的媒體近日推出了一個名為「Talent Netwo...

圖說:華郵的Talent Network首頁,數位時代翻拍
(圖說:華郵的Talent Network首頁,數位時代翻拍)

《華盛頓郵報》這個老牌的媒體近日推出了一個名為「Talent Network」的計畫。

在這個計畫網站的首頁,寫下了這麼一段話:「We want the best freelance talent to help us tell the stories. Join the Talent Network and become part of a great freelance journalist network.」。簡單來說,這個計畫試圖提供一個媒合的平台,打造一個連結起自由媒體工作者與新聞媒體業者的網絡

在〈華盛頓郵報做媒體界Uber,變革再起〉這篇文章中,作者將華盛頓郵報這個平台看作是Uber商業模式的應用。並認為這個意圖要打造媒體界Uber的計畫,會帶來一場新聞媒體的全面變革。

圖說:Facebook Instant Article手機介面,外媒翻拍
(圖說:Facebook Instant Article手機介面,外媒翻拍)

晚近幾年來,隨著網路、行動網路、社群媒體等數位潮流的發展,傳統的新聞產業早已在一波又一波的挑戰中,或自願或被迫地尋求突破與改變。例如,Facebook在幾個月前正式宣佈推出「Instant Articles」這個功能,雖然看起來這個功能像是要提供用戶更快速、更好的閱讀經驗。但實際上,Facebook所做的正是要將自身打造為一個廣泛地聚集各媒體、新聞內容的平台。為了達到此一目的,Facebook還拋出了內容廣告收益全歸媒體所有的大塊牛肉。據聞,連《紐約時報》這個老牌媒體也考慮買單。此外,就在前幾天(6月22日),Google也發佈了「News Lab」這個新專案,它讓新聞工作者們可以透過Google所提供的各種工具與數據,生產出更「數位」的新聞內容。此舉,更是試圖徹底改造媒體與新聞產製的過程。

圖說:Google News Lab發佈時的附圖,數位時代翻攝
(圖說:Google News Lab發佈時的附圖,數位時代翻攝)

因此,回過頭來看,《華盛頓郵報》這次的Talent Network計畫,自然也是晚近幾年來傳統媒體產業尋求突破與生存的一部分。而其作法,就像上述那篇文章的作者所說,試圖引入Uber模式的變革。透過提供一個網絡平台,讓編輯與自由媒體工作者能夠在其中媒合,以冀達到最快速、專業的新聞產製。而這個計畫中,最關鍵的當然就是這個進行媒合作用的網絡平台。因為我們都知道,自由媒體工作者並不是新鮮事。新鮮的在於,這一Uber模式的網絡平台將改變新聞的產製過程,以及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模式。

在〈華盛頓郵報做媒體界Uber,變革再起〉這篇文章的作者看來,這一變革對於傳統媒體工作者將帶來正面的影響。他認為,相較於傳統媒體工作者面對的新聞產製過程,要求截稿時間、又得勞苦奔波, Uber模式則提供了一種新的機會,讓未來的媒體工作將變得更加自由與輕鬆,也將吸引更多傳統媒體工作者加入。我不確定這樣的評價在已是自由媒體工作者的眼中看來是否正確。但若是我們更進一步地從Uber本身所隱含的問題來反思的話,我懷疑我們真能如此樂觀?

所謂Uber的商業模式,其實就建立在一種共享或合作的網絡經濟之上,透過這個網絡的連結,人們可以便利地取得或是供給所需的服務與商品。因此,相較於傳統的計程車營運模式,司機必須要加入一個車行,並在其管理下工作,Uber所提供的則是一個平台,讓消費者與Uber司機可直接透過行動電話應用程式媒合。

這種立基於共享網絡之上而形成的生產模式,相較於過去以「公司」這類管理組織為中心的生產模式來說,便因網絡所具有的彈性與開放性使其更快速也更有效率。《華盛頓郵報》想要透過Talent Network平台獲得的就是這種彈性與便利。換言之,有了這個平台,編輯們就不用再煩惱某個專題在公司中找不到適合的專業人才,或是必須要派一組記者遠赴異地取得新聞素材。只要透過這個平台,新聞編輯者不僅可以找到各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在時空上也能夠突破過去的阻礙,即時獲得遠處異地的相關資訊與專業報導

這樣看起來,以共享網絡為基礎的商業模式似乎百利而無一害?如果我們暫且先不討論Uber與各國法律規定衝突所引發的爭議,似乎人們對於Uber的評價也是相當正面。那麼,問題到底在哪裡?首先,一個比較多人已開始憂慮、也跟法律相關的陰暗面是:出了事誰來負責?近年來被網友們戲稱為「翟神」的翟本喬,在去年底Uber初進軍台灣市場時,就在其臉書上提出「打臉」聲明,認為Uber在發生事故時的處理上令人疑慮。換言之,以共享網絡為基礎的商業模式中,由於缺乏過去那種明確的中心組織,這使得發生事故時責任的歸屬上便產生灰色地帶。

圖說:Uber公開招募個人司機帶自家車加入Uber。圖片來源:網友提供。
(圖說:Uber公開招募個人司機帶自家車加入Uber。圖片來源:網友提供。)

另一方面,灰色地帶不僅產生在消費者權益這端,作為以共享網絡為基礎的新興經濟模式之下的勞動者,同樣也面臨了看不清楚的風險。簡言之,當Uber這類服務將自身定位僅為提供媒合平台時,這意味著它否認了與Uber司機間的僱傭關係。這樣的政策最近在美國加州踢到了鐵板。加州勞工委員會判定,Uber司機與Uber之前乃是正式的僱傭關係。然而,由於此一判決僅為個案,並無法套用在所有Uber司機身上。這意味著,現在多數的Uber司機並不受到各國的勞動法規的保護。

循此,至少從這兩點來看,《華盛頓郵報》的Talent Network計畫似乎不是全然那麼樂觀的,不是嗎?美其名有了「自由」的工作機會,但卻可能是犧牲了各種「安全」的保障。甚至,當這樣的模式真的成為各大媒體仿效的對象時,當媒體老闆們可以「輕輕鬆鬆」從這個網絡平台中得到各種專業──且更快──的新聞報導時,媒體工作者的過去以僱傭關係為基礎的勞動環境勢必受到衝擊。

近年來,諸如派遣人員這類「非典型」的工作型態已不斷惡化勞動者的處境。如今,倘若我們又放任以共享網絡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以「自由」之名行過往剝削之實的話,恐怕所謂的「創新」也不過是數位化這個新瓶子裡裝進了資本主義的舊酒罷了。而所謂「共享」的美好宣言,其實只是在掩蓋著不僅是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受剝削,整個共享網絡的「關係」、與「信任」等無形資本也都被資本家利用來再生產利益。

科技的發展一直以來都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模式。工業革命後帶來的機械大量生產,瓦解了傳統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生產。也進一步讓男人在掌握經濟大權之外,更進一步佔據了支配的位階。而隨著全球化的運輸與通訊技術的發達,跨國性的生產、消費與生活模式,不僅成了二十一世紀各大都市的面貌,也造就了一種新興的「移動菁英」。

如今,在數位浪潮之下,(數位)科技的發展究竟會帶來更公義、良善的社會,還是只是以一種「創新」的方式再製剝削與不平等?也許,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能注意到這些「創新」背後所隱含的更多的社會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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