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榮] 華郵的Talent Network對新聞從業者是毒藥還是解藥

(圖說：華郵的Talent Network首頁，數位時代翻拍)

《華盛頓郵報》這個老牌的媒體近日推出了一個名為「Talent Network」的計畫。

在這個計畫網站的首頁，寫下了這麼一段話：「We want the best freelance talent to help us tell the stories. Join the Talent Network and become part of a great freelance journalist network.」。簡單來說，這個計畫試圖提供一個媒合的平台，打造一個連結起自由媒體工作者與新聞媒體業者的網絡。

在〈華盛頓郵報做媒體界Uber，變革再起〉這篇文章中，作者將華盛頓郵報這個平台看作是Uber商業模式的應用。並認為這個意圖要打造媒體界Uber的計畫，會帶來一場新聞媒體的全面變革。

(圖說：Facebook Instant Article手機介面，外媒翻拍)

晚近幾年來，隨著網路、行動網路、社群媒體等數位潮流的發展，傳統的新聞產業早已在一波又一波的挑戰中，或自願或被迫地尋求突破與改變。例如，Facebook在幾個月前正式宣佈推出「Instant Articles」這個功能，雖然看起來這個功能像是要提供用戶更快速、更好的閱讀經驗。但實際上，Facebook所做的正是要將自身打造為一個廣泛地聚集各媒體、新聞內容的平台。為了達到此一目的，Facebook還拋出了內容廣告收益全歸媒體所有的大塊牛肉。據聞，連《紐約時報》這個老牌媒體也考慮買單。此外，就在前幾天（6月22日），Google也發佈了「News Lab」這個新專案，它讓新聞工作者們可以透過Google所提供的各種工具與數據，生產出更「數位」的新聞內容。此舉，更是試圖徹底改造媒體與新聞產製的過程。

(圖說：Google News Lab發佈時的附圖，數位時代翻攝)

因此，回過頭來看，《華盛頓郵報》這次的Talent Network計畫，自然也是晚近幾年來傳統媒體產業尋求突破與生存的一部分。而其作法，就像上述那篇文章的作者所說，試圖引入Uber模式的變革。透過提供一個網絡平台，讓編輯與自由媒體工作者能夠在其中媒合，以冀達到最快速、專業的新聞產製。而這個計畫中，最關鍵的當然就是這個進行媒合作用的網絡平台。因為我們都知道，自由媒體工作者並不是新鮮事。新鮮的在於，這一Uber模式的網絡平台將改變新聞的產製過程，以及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模式。

在〈華盛頓郵報做媒體界Uber，變革再起〉這篇文章的作者看來，這一變革對於傳統媒體工作者將帶來正面的影響。他認為，相較於傳統媒體工作者面對的新聞產製過程，要求截稿時間、又得勞苦奔波， Uber模式則提供了一種新的機會，讓未來的媒體工作將變得更加自由與輕鬆，也將吸引更多傳統媒體工作者加入。我不確定這樣的評價在已是自由媒體工作者的眼中看來是否正確。但若是我們更進一步地從Uber本身所隱含的問題來反思的話，我懷疑我們真能如此樂觀？

所謂Uber的商業模式，其實就建立在一種共享或合作的網絡經濟之上，透過這個網絡的連結，人們可以便利地取得或是供給所需的服務與商品。因此，相較於傳統的計程車營運模式，司機必須要加入一個車行，並在其管理下工作，Uber所提供的則是一個平台，讓消費者與Uber司機可直接透過行動電話應用程式媒合。

這種立基於共享網絡之上而形成的生產模式，相較於過去以「公司」這類管理組織為中心的生產模式來說，便因網絡所具有的彈性與開放性使其更快速也更有效率。《華盛頓郵報》想要透過Talent Network平台獲得的就是這種彈性與便利。換言之，有了這個平台，編輯們就不用再煩惱某個專題在公司中找不到適合的專業人才，或是必須要派一組記者遠赴異地取得新聞素材。只要透過這個平台，新聞編輯者不僅可以找到各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在時空上也能夠突破過去的阻礙，即時獲得遠處異地的相關資訊與專業報導。

這樣看起來，以共享網絡為基礎的商業模式似乎百利而無一害？如果我們暫且先不討論Uber與各國法律規定衝突所引發的爭議，似乎人們對於Uber的評價也是相當正面。那麼，問題到底在哪裡？首先，一個比較多人已開始憂慮、也跟法律相關的陰暗面是：出了事誰來負責？近年來被網友們戲稱為「翟神」的翟本喬，在去年底Uber初進軍台灣市場時，就在其臉書上提出「打臉」聲明，認為Uber在發生事故時的處理上令人疑慮。換言之，以共享網絡為基礎的商業模式中，由於缺乏過去那種明確的中心組織，這使得發生事故時責任的歸屬上便產生灰色地帶。

(圖說：Uber公開招募個人司機帶自家車加入Uber。圖片來源：網友提供。)

另一方面，灰色地帶不僅產生在消費者權益這端，作為以共享網絡為基礎的新興經濟模式之下的勞動者，同樣也面臨了看不清楚的風險。簡言之，當Uber這類服務將自身定位僅為提供媒合平台時，這意味著它否認了與Uber司機間的僱傭關係。這樣的政策最近在美國加州踢到了鐵板。加州勞工委員會判定，Uber司機與Uber之前乃是正式的僱傭關係。然而，由於此一判決僅為個案，並無法套用在所有Uber司機身上。這意味著，現在多數的Uber司機並不受到各國的勞動法規的保護。

循此，至少從這兩點來看，《華盛頓郵報》的Talent Network計畫似乎不是全然那麼樂觀的，不是嗎？美其名有了「自由」的工作機會，但卻可能是犧牲了各種「安全」的保障。甚至，當這樣的模式真的成為各大媒體仿效的對象時，當媒體老闆們可以「輕輕鬆鬆」從這個網絡平台中得到各種專業──且更快──的新聞報導時，媒體工作者的過去以僱傭關係為基礎的勞動環境勢必受到衝擊。

近年來，諸如派遣人員這類「非典型」的工作型態已不斷惡化勞動者的處境。如今，倘若我們又放任以共享網絡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以「自由」之名行過往剝削之實的話，恐怕所謂的「創新」也不過是數位化這個新瓶子裡裝進了資本主義的舊酒罷了。而所謂「共享」的美好宣言，其實只是在掩蓋著不僅是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受剝削，整個共享網絡的「關係」、與「信任」等無形資本也都被資本家利用來再生產利益。

科技的發展一直以來都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模式。工業革命後帶來的機械大量生產，瓦解了傳統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生產。也進一步讓男人在掌握經濟大權之外，更進一步佔據了支配的位階。而隨著全球化的運輸與通訊技術的發達，跨國性的生產、消費與生活模式，不僅成了二十一世紀各大都市的面貌，也造就了一種新興的「移動菁英」。

如今，在數位浪潮之下，（數位）科技的發展究竟會帶來更公義、良善的社會，還是只是以一種「創新」的方式再製剝削與不平等？也許，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能注意到這些「創新」背後所隱含的更多的社會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