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宜振] 來去上太空?硬體創業的浪漫
[朱宜振] 來去上太空?硬體創業的浪漫

有多少人的小時候,夢想是未來要當太空人呢?

至少我記得我曾經在小時候許下的長大後的志願:太空人、科學家都在我的志願之列。當然,往往到了年紀越長,當年的夢想就漸行漸遠。例如我自己當我到了國中就發現我當不了科學家了。我想,如果我可以當科學家應該很早就跳級了,但這件事情沒有發生,所以只好來做工程師。

NASA 火星科學實驗室的好奇號 (Curiosity),數位時代翻攝於 NASA
(圖片說明:NASA 火星科學實驗室的好奇號 (Curiosity),數位時代翻攝於 NASA)

但是,我也想想,或許是因為我留在台灣吧!出生在本土真的想當太空人,大概真的就得去歐美日才有機會了。出社會後,這些夢想又離我越來越遠,除了過往曾經因為身處在嵌入式裝置產業中,很間接地接觸了國防與航空相關的應用。

過往的這些夢想,卻又在踏入創新創業的路上時開始發現離自己近了起來...當我發現,原來台灣有 ARRC 的火箭團隊,心中的那股熱血開始燃燒起來。當我發現,身邊的優秀年輕人所寫的程式被用在 NASA 衛星上太陽能風帆的容錯機制,就突然開始覺得世界很浪漫。當看到,水道橋重工要和美國 Megabot 進行世紀機器人大戰,瞬間鋼彈魂都開始爆發,感覺一年後的戰爭很快就即將要開始了。而這些熱情在過往工作時都只能深埋心中。直到最近...

這幾年,從好奇號上了火星,到最近剛傳回冥王星照片的新視野號,於是開始有很多人因為這樣探討起這些太空設備的各種規格及技術。

其中,我還記得2012年好奇號開始掀起討論時,很多人問著為何該是想像中最先進技術的 NASA,在好奇號上花了25億美金,為何使用的CPU卻是 IBM Power PC 750 一個十多年前的 CPU、而且使用的數位相機鏡頭竟然只有兩百萬像素。如果這發生在台灣,恐怕就先被我們偉大的立法院拿出來大大的檢討了。討論這個之前,我們先來拿一個我們身邊比較貼近的例子來舉例。或許有人還記得台北市的 Ubike 曾經被拿出來檢討,為何一台看似普通的腳踏車,需要花到上萬元,是否是圖利捷安特?鄉民也很多人贊同,對啊!我家的淑女車也大概是這規格,甚至變速還多了好幾段。

這些問題都必須回歸到「使用情境」,Ubike 設計必須考量到每天可能會有多人次的變換情境,每個人的騎乘方式和強度不一,各種地形都可能會有人使用(例如,網路上就有人用 Ubike 環台。)。如果又具備複雜、高級的變速系統,在這樣的高壓使用下,其實非常容易損壞,所以最後選擇設計內變速,而非使用傳統的外變速。這些設計,在這樣的公共運具都必須被徹底考量的;耐用度就成了非常大的設計重點,所以花了一萬元以上一點都不意外。事實上,以這樣的強度要求設計,恐怕你要花一萬在市場上都還買不到的。

回到好奇號,這也是在「使用情境」上得先考慮的。沒有人上過火星,所以所有的情境都必須用更嚴苛的方式來考慮。為什麼這些太空科技用到的電腦怎麼都是過時的 Low tech?事實上是考慮完全不同。這就是為什麼在那個你我的手機動輒七八百萬像素的年代,上火星的好奇號竟然只有兩百萬像素。

太空飛機 X-30 想像圖,數位時代翻攝自 NASA
(圖片說明:太空飛機 X-30 想像圖,數位時代翻攝自 NASA)

很多時候,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台灣,就可能質疑難道 NASA 的人都是笨蛋嗎?還是其中必然有弊案,錢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美帝就是個裡面一堆亂七八糟的組織才會什麼都貴。我們來做,馬上成本省一半以上,然後我還可以賺 30%。如果繼續做出類似推論的,那就只是證明我們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

同樣都是看成本,只是人家看到的是真正的 Total cost,而不是只有 Material cost。那為何這麼貴,因為能夠經過「千錘百鍊」(完整測試驗證)系統的成本就是這麼貴。而也因為太貴才會開始有 COTS (Commercial off the shelf)方案的出現。因為確實民間的技術發展太強大;以前電腦都是軍方或者NASA才開發出來的,但多虧IBM、Microsoft、Intel 或這十幾年 Open Source 的推進,美國軍方/NASA 都不可能再開發出比民間更優良的電腦/電子系統了。所以才會 leverage 民間的系統,但官方的單位要使用,就會把重點放在測試驗證的部份及改良成能夠上外太空,抵抗「把 Dr. Bruce 變成 Hulk」的珈瑪射線.

所以,前幾年會有說法,可以直接讓手機上太空變成小衛星。但是,可千萬不要覺得隨便就可以上太空了。很多時候,專業上要考量的變因真的太多太多了。

想做硬體的Startup,怎麼不來試試搞搞這個,來成為亞洲的 Elon Musk呢?而如果能夠上太空,不正是做硬體創業的夥伴的人生中,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嗎?

原文出處:Entrepreneur Adventure

關鍵字: #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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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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