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榮] 要服務還是要隱私?「資訊透明」下的難題
[曹家榮] 要服務還是要隱私?「資訊透明」下的難題

Your Timeline:Google Maps的新玩意

七月底的時候,我注意到 Google 又為 Google Maps 開發了一個新服務:Your Timeline。從負責這項服務的 Gerard Sanz 的部落格介紹來看,這項服務簡單來說就是要更進一步地利用手機的定位功能。藉由 GPS 定位記錄我們曾經移動的軌跡,Your Timeline 可以讓我們查看曾經走過的路、到過的地方。

坦白說,這項新服務對於路痴如我的人來說,有著相當程度的吸引力。雖然現在透過搜尋、導航,我們也可以到達想要去的地方。但有些時後,我們根本不知道從何搜尋起。不記得店名、也不記得路名,只隱隱約約記得「上次」是這樣那樣走的。這時候 Your Timeline 就可以派上用場。當然更不用說它對於「旅行」來說潛在具有的商業價值。

圖說:Google Maps 新服務 Your Timeline,數位時代翻攝
(圖說:Google Maps 新服務 Your Timeline,數位時代翻攝)

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好事,不是嗎?這要看你怎麼想。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討論了「資訊透明」這件事背後的意義。在這裡,我想要換一個角度來談「透明」之下的隱私問題。

「被看見」不是新鮮事

我們都知道「隱私」問題在這個時代並不是新鮮事。我還記得在好幾年前,當時人們還很流行將照片放在部落格(例如,無名小站)上時,就經常發生「私密照流出」這種侵犯隱私的事件。而受害苦主往往都認為,他只是將私密照上傳至「私人」的部落格空間,卻沒想到那個地方如此「公開」。

甚至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在有了電視之後的那些年,原本以為是私人、私密的事情,也都早已暴露在有著偷窺狂性格的消費者眼前。只是在當時,需要憂慮隱私問題的大概只有一些政商名流與明星這類具「消費價值」的人物。

但就像我在「資訊透明」一文的討論裡所說的,資訊透明大爆炸帶來的不僅是量的、更是一種質性的改變。在隱私問題的討論上,這意味的是:不只是有更多人需要擔心隱私的問題,而是,隱私問題的定義產生了根本上的改變。

電影《愛愛上雲端》的情節是這種改變的最佳例證。男女主角將他們一夜瘋狂的性愛過程用 iPad 記錄了下來,卻沒想到影片就這麼同步上傳到了雲端。更不巧的是他們又經常將用不到的 iPad 轉送給親朋好友(甚至上司)。於是男女主角便面臨了私密影片可能將隨著雲端同步公諸於人前的窘境。

換言之,我所說的質變在於,相較於過去人們對於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有著清楚的界線,資訊透明大爆炸導致的是這條界線越趨模糊化。因而,在整個電影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公開與私密之間的混淆。在「家裡」用iPad自拍性愛錄影帶,這應該是私密的事情吧?但是當它同步被上傳到雲端,甚至向他人開放觀賞可能性時呢?

我在哪裡?成了一個難題

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說明這種質變,就是「我在哪裡」如今成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粗略地說,人類文明進入現代社會以後,公開與私下這組區分成為人們日常生活行動的一個重要參照。這跟大都市的興起有關。也就是說,相較於家庭裡面是由親人、朋友所構成的私人生活,「外面」的各種城市空間中則是充滿了互不相識的陌生人。而與這些陌生人互動則是公共生活的面向。

在網際網路、行動電話這類資訊科技出現之前,「我在哪裡」通常有個明確、清楚的答案,也因此人們能夠依照「公共空間/私人空間」這組區分來決定其行為舉止。但是隨著網路與手機普及後,這條界線便越來越模糊。

圖說明
g4ll4is 分享於 flickr,CC by 2.0)

一方面,我們要如何界定像是部落格、或今天的臉書、Twitter 這類「空間」?它們既是「個人的」,卻也經常都是向陌生人公開展示的空間。另一方面,更複雜的是,我們今天有了行動電話與可隨時連結的行動網路。許多研究手機文化的學者們就認為,手機讓過去的公共空間越來越呈現被「私人」佔據的傾向。例如,不少人都有過在公車或火車上想休息,卻被迫聽隔壁乘客與手機那頭的人吵架的經驗吧?反過來說,《愛愛上雲端》的男女主角們則面臨了私人空間公開化的問題。

同樣地,未來當我們在使用類似 Your Timeline 的服務時(假設它真的能夠普及),會不會也面臨潛在的私人空間公開化問題?雖然在 Your Timeline 的介紹中,宣稱這完全是「私人」的服務。

回到脈絡!隱私的重新定義

因此,在我看來,如果說資訊透明大爆炸確實讓某些能掌握「速度」的人得利,那麼在公開與私密界線模糊的難題上,它則是一視同仁地對待著所有的人。而如此一來,在這個所有人都暴露在隱私風險的時代中,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關於「隱私」的問題。

不再有必然公開或私密的空間。換言之,在資訊的全面透明化之下,過去由水泥磚牆或其他物質(例如,你藏在抽屜裡的日記本)所阻隔起來的「私人空間」已不復存在。因此,紐約大學的 Helen Nissenbaum 建議我們必須改從「脈絡」重新理解公開與私密的區別。

Nissenbaum 的意思是,既然不再有必然的界線,那麼如今一項資訊私密與否,就只能依其當下情境脈絡來判斷。例如,一對明星男女在公園約會被路人拍到照片,上傳 Facebook 後又被媒體公開報導。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中,一方面,在「公園」裡約會的明星男女,是否因處於「公共空間」中就沒有隱私?另一方面,將照片上傳 Facebook 的路人,是否就是要「公開」這些照片?在 Nissenbaum 看來,這都沒有必然的答案,而是必須依賴當下的脈絡來判斷。

圖說:在公眾場所約會究竟是不是隱私權的一部分呢?Thomas Leuthard 分享於 Flickr,CC by 2.0
(圖說:在公眾場所約會究竟是不是隱私權的一部分呢?Thomas Leuthard 分享於 Flickr,CC by 2.0)

換言之,雖然公園是開放的空間,但對於明星男女來說,他們可能並無意將自身行為展示給「不在場」的他人看,而且與所有一般人一樣,認為在場的他人應「有禮貌地」不打擾自己(在社會學,這叫做「有禮貌地不注意」),更不應拍照。因此,拍下照片又上傳臉書的路人,擅自將這項「資訊」(明星男女在約會)傳遞出去,等同於侵犯了他們的隱私。而上傳照片的路人可能也並不預期媒體會將其臉書上的照片翻拍報導,因此媒體同樣也侵犯了他的隱私。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在最近才判決: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蒐集手機使用者的位置資訊是侵犯其「合理隱私權」的行為。這裡所謂的合理隱私權也就正是從「情境脈絡」來理解的。換言之,手機使用者並「無意」要讓電信公司記錄其位置,如此一來,美國政府調閱此記錄的行為便侵犯了用戶的隱私。

被服務還是被監看?

以這樣的方式理解隱私問題,再回過頭來看,像是 Your Timeline 這類服務之所以讓我們身陷於隱私的威脅中,也就是源自於這種無法預期的「情境破壞」。換言之,這類服務的提供者往往會以使用者「預期之外」的方式利用其被記錄的資訊。

拿 Facebook 設計的「按讚」來說好了。對於使用者而言,「按讚」被期待僅是一種與朋友之間的互動。但對於 Facebook 來說,顯然不只是如此,他們偷偷收集了這些資訊以作他用(據稱可能還與美國國安局的情資調查有關)。為此,一位奧地利使用者 Max Schrems 在去年8月還向 Facebook 發起了集體訴訟,控告臉書侵犯了個人隱私權,監控用戶的「按讚」行為。當然,這不是第一次(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Facebook因為侵犯用戶隱私權而惹上麻煩。

那麼,對於資訊透明時代的使用者來說,問題是否已然變成:

要服務?還是要隱私?或者,換一種方式來說,今天,也許我們享受越多「便利」的服務,就意味著我們被「看」得越是更徹底,越沒有隱私

我個人是不希望走向如此的未來。雖然 Vinton Cerf(網際網路創建者之一、曾任 Google 副總裁)曾說,隱私權只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但對我來說,這樣的「異例」卻與現代國家中的「個人自由」息息相關,因此也值得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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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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