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電影30年了，伴隨著時空移轉，如今告別了鎢絲燈光，迎來了數位時代，一個新的影像時代，因為網路與科技加乘之後，釋放出新的力量，讓電影拍攝方式更具想像，甚至從不可能變得可能，再一次催生台灣新電影，帶動新的創作形式，打破了創作邊界，昇華了電影產製與觀看體驗。但一切只是更逼真、更身歷其境、更多令人驚訝的細節嗎？什麼才是電影的未來？跟科技又有什麼關係？
《數位時代》客座主編張鐵志、導演侯孝賢在問答之間，細說他們的觀察與改變，朝著未知的將來探索前進。或許有一天當我們回顧現在，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革新已經不是傳統膠卷，也不是硬碟檔案，而是更令人屏息的數位化表現方式。

侯孝賢：台灣電影導演，「台灣新電影」代表。國立藝專電影科畢，1973年進入電影界，以長鏡頭美學、固定鏡位、忽略敘事因果關係、寫實風格等為其特色。1989年以《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金獅獎，2015年以《刺客聶隱娘》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參與成立「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及「台北之家．光點台北」電影文化空間。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專欄見於台港中主要媒體與外媒。歷任《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數位時代》顧問。現正參與辦網路新聞媒體「報導者」。

從台灣新電影30年出發

張鐵志：最近又有不少關於台灣新電影30年的討論，你曾經說過，新電影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是那時候的壓抑氣氛形成了那個特定的形式與內容。跳到現在來看，這是一個數位時代，是不是也有屬於這個時代特定的電影美學？你怎麼看電影與時代的關係？

侯孝賢：二戰之後，從歐洲開始出現法國新浪潮、義大利新寫實、德國新電影，影響到亞洲，所以香港也有80年代的新浪潮，以及台灣的新電影，這彼此間有一個渲染。電影拍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樣，是因為技術不一樣了，例如燈光或者底片的變革，幾乎是眼睛可以看到的，影片就可以拍到，這就是很大的變革。寫實風格因此開始。

一直到數位時代，又是一個載體的變革，然後又是一個全球化的衝擊。網路世代其實就是影像時代，網路時代既然來了，表現方式應該要改變，其實現在也有改變，但沒那麼厲害。我們在2000千年拍《千禧曼波》時，我本來想的是有一群女孩子在台北的狀態，網路可以像細胞一樣，追蹤每個人的狀態，把他們呈現在網路上，然後可以自己去連接、剪接，但後來發現我想的太天真了、太早了。

張鐵志：你看到這個網路世代的年輕創作者，他們對影像的想法，或是對電影生產和流通的想法，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侯孝賢：其實我剛開始跟這些年輕人接觸的時候，發現他們沒有想太多，因為他們還是受了以前的影響，在表達上沒有什麼改變。我就跟他們說，網路時代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底片，各種拍法都有可能，例如用手機什麼都可以拍了，而且體積也越來越小，所以捕捉影像的方式應該要改變。

以前的拍攝方式是，例如當演員在家的劇情結束，要拍出門，我們會看他劇情是搭公車還是開車，事先定一條好的路線方便拍攝。現在就不必，只要找好家的定點，接下來在每個地方捕捉一部分就好了，因為可以連接，不必先安排好全部的路線。

給這一代年輕人的建議

張鐵志：所以你同意科技對於電影的創作來說是解放的力量嗎？尤其對年輕人、對獨立製作來說，科技讓一切變得更容易了。

侯孝賢：解放的力量是指形式或表達的方式變得多樣，或者變得更容易。雖然這不包括內容，但形式通常會改變內容。就像繪畫最早是工筆畫、肖像畫，是寫實的，後來變成法國的印象畫派，專注在陽光和客體之間的變化，捕捉光和顏色。

每次當載體、技術或是觀念變化，就會帶動新的創作形式。網路也是，只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還在模仿以前的拍法。

我帶金馬學院的學生坐火車去花蓮、宜蘭勘景的時候，建議他們在火車上可以用小的器材拍攝。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拿手機或小器材在拍，其他人被拍也不會有感覺。結果我看了影像覺得奇怪，問：「為什麼兩邊的人都在看你們？你們是用什麼機器在拍的？」原來講半天，他們還是扛了一台大的Alexa攝影機。因為他們很少機會碰到好機器，當有機會拍的時候，就想回到傳統的方式。

這意謂著表達的能力沒有被訓練好，而且在學校的時候沒有人討論這件事。現在因為器材越來越普遍，數位相機拍的作品也越來越多，才逐漸產生變化，但其實早就該被天翻地覆地改變了。

（《數位時代》2015年9月號文章精選，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來信洽詢：web@bnex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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