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電話的日子
在我小時候（大約是20幾年前），那個手機還屬於少數「大哥大」玩物的年代，抱著家裡的室內電話跟朋友或是喜歡的人聊天，是一天之中相當重要的事情。雖然白天在學校已有不少的相處時間，但那個年紀的我們總覺得講電話的時候就是不一樣。那是一段只屬於兩個人的私密時光。我們不時地期待著家中的電話響起，也總是盼望著那一個父母不在家的夜晚，可以讓我們盡情地講電話。
那可以說是一個沒有手機的年代。在台灣，至少要到1996年以後，隨著「電信自由化」開啟了市場競爭之後，手機才迅速地進入一般人的生活之中。1999年，我上大學那一年，也是我獲得人生第一支手機（Siemens C2588）的那一年。不過一開始，其實我們並沒有那麼快丟掉室內電話。畢竟當時手機的通話費用相較來說遠高於室內電話，拿來聊個動輒兩、三小時的天，是一件太奢侈的事。通常，我們都是拿手機來聯絡、約定講室內電話的時間。
（年輕人與行動電話，賀大新攝影）
因此，我的印象中，那個年代裡的我們很愛講電話。而我過去也以為，隨著手機越來越普及，打電話越來越方便，一定有一天我們會集體變成「講電話星」人，隨時隨地不斷地講著電話。不過，今天看來好像不是如此？
講電話變得令人恐懼？
不只不是如此，前陣子，泛科學的一篇文章還解釋了人們如今為何有了「電話恐懼症」。雖然，這還不是醫學上承認的病症，但確實有不少人對於接打電話這件事情呈現出焦慮的症狀。例如，總是把手機關靜音、聽到手機鈴聲響起就會心驚驚、很少主動打電話給別人也不喜歡回電、愛用傳訊息的方式替代打電話。
泛科學對於這種「電話恐懼症」有其解釋。簡單來說，這是因為講電話時人們缺乏聲音之外的「社交線索」，因此較容易擔心說錯話、或是落入尷尬的情境中。換言之，因為我看不到你的臉部表情、肢體動作，我沒有辦法從其他的線索來判斷當下的這句話所引起的反應是什麼。甚至，更令人緊張的是：沉默。因為沒有辦法看到對方的表情，就無法得知「沉默」究竟是不是一種負面的反應。
但是，我不記得我們過去有如此害怕講電話啊！這當然不是說泛科學這篇文章說錯了。它說的沒錯。因為「看不見」，講電話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在某些時候是遠比面對面時來得大的。過去人們對於「視訊電話」之所以有所期待，也是因為它允諾了一種更自然的（也就是更像面對面的）互動形式──至於視訊電話為何會「失敗」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那麼，為什麼過去我們如此愛講電話，但今天卻有著「電話恐懼症」呢？要理解這個轉變，我們就得看到手機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影響。
「永恆聯繫」改變了一切
手機作為一個科技產物，有兩個重要特性。第一個是「可攜性」。過去我曾提到過，芬蘭人的語言中，手機（kännykkä）的意思就是「手的延伸」。當然，在台灣社會中，「手機」這一詞彙本身也意味著它是可以隨身攜帶的裝置。這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的特徵，卻翻天覆地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還記得飛利浦手機X-989「醬油篇」的廣告內容嗎？「你麥擱卡啊啦！我找無小罐的，大罐ㄟ甘好？」雖然這個廣告要主打的是這隻手機超強的待機時間，但它也凸顯出手機帶來的重要改變：有了手機以後，你在回家的路上就知道要去買醬油（或是買任何東西），不用回家再跑出去一趟。也許這對現在的我們來說是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情，但這種讓人們可以隨時隨地聯繫、協調彼此行動的可能性，卻是過去難以想像的。
就像19世紀電報的發明，藉由能夠在兩個車站之間即時傳遞火車的位置資訊，解決了撞車的危機，讓人類開啟了空間的征服；而室內電話的普及更讓人們可以超越地理空間的限制，改變組織運作的形態。手機，自20世紀末以降，則更進一步地摧毀了「在哪裡」的限制。我們今天甚至不需要再找電話亭，就可以隨時聯繫他人、改變當下的行動。
手機的第二個特性則是「個人化」。不僅因為體積很小可以隨身攜帶，隨著使用「用戶識別卡」（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俗稱SIM卡）的GSM系統成為手機市場的主流，手機更成為有個人專屬門號的電話。這意味的是，有別於過去室內電話的年代，我們不會知道接電話的是誰，每一個手機門號意味的就是某個特定使用者。所以我們通常清楚知道接起電話的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反過來說，每當自己的手機響起時，我們也都知道對方就是要找自己。
「可攜性」與「個人化」這兩個特性帶來一個重要的改變。一種被稱為「永恆聯繫」的人際關係想像，在這個手機時代中形成了。
雖然室內電話的發明讓人已經可以與不在身邊的親人、朋友抱持聯絡，但手機的到來卻真正地讓人們可以隨時隨地與他人聯繫──而且還是一個個清楚地列在「聯絡人名單」上。
在一起？不在一起？矛盾的難題
然而，「一直」在一起卻不是人們真的想要的東西。而這一點正是「電話恐懼症」的來源。
「永恆聯繫」不只是形容一種便利的人際關係，從另一面來看，它也意味著如今我們都面臨了一種「連結的承諾」。也就是說，當你有了手機，「被找到」就成了一種義務。為什麼會如此？你也許會說，手機是我的，愛接不接、愛開機不開機關別人什麼事情？又為何變成了一種「義務」？這一切都要歸因於人與人的互動有個很微妙的機制。我們可以簡單地把這種機制稱為「理所當然」。
首先，我們要知道，所謂的「社會」最基本來說就是由人跟人的互動組成的。隨著人與人的互動形成習慣、慣例，我們就有了制度、組織，然後再更擴散開來就有了所謂的國家、社會。在人與人的互動過程中，習慣的形成同時也會伴隨著我剛剛說的這種「理所當然」。
（捷運站內自動靠右的人群，陳炳勳攝影）
前陣子突然又被拿出來討論的「天龍人的特徵」中，「搭手扶梯會自動靠邊站」，就是一個例子。對於早期搭捷運一直被灌輸搭手扶梯要靠右站立的台北人來說，這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不靠邊站的人反而會被認為是「破壞規矩」的白目。同理，當手機普遍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後，我們也開始理所當然地認為打手機就可以找到人。而總是不接手機的人，同樣也會被人（或直接或間接地）譴責或抱怨。
因此，「永恆聯繫」不僅給了我們方便，也帶給我們壓力與束縛。這種「連結」的壓力與束縛對於現代人來說是很沉重的。因為我們並不想要「一直」在一起。
對於現代人來說，在一起與分開是一種矛盾的情緒。一方面，我們都想要「自由」、無拘無束的生活；但一方面，我們也會感到寂寞覺得冷，因此需要跟人靠近取暖。換言之，我們既不能靠得太近，卻也不想離得太遠（就跟現代人的愛情一樣，曖昧讓人委屈卻也是最美）。這種帶點恣意的矛盾情緒使得「一直」在一起變得難以忍受。
過去，在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我們之所以一直抱著室內電話，是因為它彌補了人們因為大都市的發展而日漸疏遠的關係。能夠在一天的某些時刻，透過電話與喜歡的人分享心情，平衡了冷漠疏離的大都市生活。但是「永恆聯繫」的手機，卻是讓「在一起」變得太頻繁、靠的太近，反而讓人喘不過氣。所以我們有了各種「迴避」的手段。把手機轉靜音、甚至關機、丟到包包最深處、總是只傳簡訊。我們離不開手機，卻也不時苦惱於它的存在。
智慧型手機會是救贖嗎？
不過，事情開始有了點不一樣。不用我說，你也可以注意到，人們又重新把手機抱回懷中了。不過這次不是放在耳朵邊，而是緊貼在雙眼前。
「智慧型」手機大約從10年前又開始進一步地改變我們的生活。有著大大的螢幕、快速的網際網路、可以傳遞生動訊息的app。智慧型手機不一樣。但是，它會是我們的救贖嗎？它能夠解決我們在一起或不在一起的矛盾困境嗎？還是它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增添生活的困擾？這些問題，我們下次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