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電影30年了，伴隨著時空移轉，如今告別了鎢絲燈光，迎來了數位時代，一個新的影像時代，因為網路與科技加乘之後，釋放出新的力量，讓電影拍攝方式更具想像，甚至從不可能變得可能，再一次催生台灣新電影，帶動新的創作形式，打破了創作邊界，昇華了電影產製與觀看體驗。但一切只是更逼真、更身歷其境、更多令人驚訝的細節嗎？什麼才是電影的未來？跟科技又有什麼關係？
《數位時代》客座主編張鐵志、導演侯孝賢在問答之間，細說他們的觀察與改變，朝著未知的將來探索前進。或許有一天當我們回顧現在，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革新已經不是傳統膠卷，也不是硬碟檔案，而是更令人屏息的數位化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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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台灣電影導演，「台灣新電影」代表。國立藝專電影科畢，1973年進入電影界，以長鏡頭美學、固定鏡位、忽略敘事因果關係、寫實風格等為其特色。1989年以《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金獅獎，2015年以《刺客聶隱娘》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參與成立「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及「台北之家．光點台北」電影文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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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專欄見於台港中主要媒體與外媒。歷任《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數位時代》顧問。現正參與辦網路新聞媒體「報導者」。

台灣電影 Vs 中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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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光點影業)

張鐵志：很多人焦慮台灣國片的復興，而台灣電影現在跟中國大陸的電影是既競爭又合作，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侯孝賢：沒有啦，其實現在憂慮的是商業行為。但商業行為是從全球化就開始的，很早有了。碰到全球化，只要是有特色、在地的、不同的東西，反而存在的更堅實，會有人欣賞。例如短的好笑的東西，大家都能夠理解和欣賞。但如果是電影，基本上還是逃離不了以往看過的所有電影的影響。

現在表達範圍比以前更廣，有具有市場的電影，也有奇奇怪怪的電影，加上網路世代的媒體傳播速度又不一樣。真的有趣的東西很快就會傳出去，至於比較深的東西，只要拍得好的話，也是一樣。

然而，純粹影像表達的東西反而會弱。就像《刺客聶隱娘》，因為是純粹從影像的飽滿度去表達，這在小螢幕看跟大銀幕看就有差別，跟用劇情情緒去表達的影片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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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聶隱娘》在拍攝時，相當重視影像的飽滿度。劇照師=蔡正泰/照片提供=光點影業)

張鐵志：你剛說在全球化影響下，有在地特色的還是可以被突出。那台灣的電影的特色是什麼？什麼是我們在地的思想資源？

侯孝賢：我們生活在這裡，可能自己不覺得，但其實只要去國外就會發現台灣不一樣啊！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小島，後來裝了一個大政府，帶來大國族、大國家的概念。但如果到現在還是這樣，其實蠻荒謬的。

台灣還沒有尋找到自身，還沒有回到純粹以人為主，探討生活型態或價值觀念的路。那條路是在抵抗全球化的過程中，或是在「存在」的過程中長成的。

電影應該也是這樣。大家都擔心全球化，憂慮大者恆大，最後沒想到是網路更大、更厲害，尤其是不同的載體出來以後都變了。流通量這麼多的時候，就要特立獨行。表達的方式解放到一定程度，慢慢就會開始沉澱，深的東西也就會出現。

張鐵志：你自己常上網嗎

侯孝賢：沒有，從一開始我就沒碰，我完全不會。

張鐵志：你不覺得好奇？

侯孝賢：也不是，如果有什麼，其他人會拿給我看！這樣反而很清楚。只要你有網路，有很多短的、聳動的或笑話式的東西會來。我還是用傳統的老手機。他們會給我看一些東西，有些其實說真的蠻好笑的。

張鐵志：你自己有看過台灣吧幫《刺客聶隱娘》宣傳的短片《三分半鐘看不懂刺客聶隱娘》嗎？

侯孝賢：沒有耶，我有聽說但是沒看，就算看了也不一定記得。其實我們在拍完之後，因為怕別人看不懂，所以希望大家事先都能知道故事劇情，再去感受影像。畢竟唐朝時代間隔太遠，我拍的又這麼節制，一般人比較難理解。但其實知道故事就不怕了，看了就會懂，因為我影像是好的，看第二遍會看到更多不同的東西。

雖然我們看影像也很久了，但現在是透過這麼快的訊息，以前是文字，現在是影像，方式會更不一樣。也可能就像漫畫式的，幾格大家就翻了。

我現在其實就是隨心所欲，感覺怎麼拍就怎麼拍。本來因為螢幕上放映的時候有各種光影之類的限制，現在也沒有了。

張鐵志：所以你現在可以更隨心所欲地去創作？

侯孝賢：有些還是不會改變的，因為要先通過自己，因為還是在拍人。沒辦法，現在都已經到這個年紀，做這麼久了，那是必然的。
(系列完)

回顧閱讀：

[電影的未來]侯孝賢x張鐵志Part1：現在很多年輕人還在模仿以前的拍法
 [電影的未來]侯孝賢X張鐵志Part2：接下來我可能會去試驗數位，也想拍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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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2015年9月號文章精選，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來信洽詢：web@bnex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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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學到生物統計，帶出數據背後的人性關懷

在研讀博士期間，他接觸到了當時炙手可熱的「存活分析」，意識到生物統計能直接幫助科學家、臨床醫師回答有意義的科學問題，對人類健康產生間接但深遠的助益，就此便踏上生物統計的「不歸路」。

1986年，已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任教職的他，與同事Scott Zeger研發出新的統計方法「廣義估計方程式」。梁院士解釋，不論是實驗室、世代流行病學或臨床試驗，只要是縱貫式硏究（longitudinal study），產學研界都會用到GEE，進行統計分析。尤其在國際大藥廠最常用的「前後測臨床試驗」（pre-post design for clinical trial designs）中，GEE讓全球臨床醫師能準確評估癌症、心臟血管和糖尿病等新藥的療效，進而獲得各國食藥署通過，造福千萬病患。GEE發表至今，已被引用逾22,000次，並納入R、STATA、SAS、SPSS等主要統計軟體中。

雖然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長達28年，梁院士卻幾乎年年暑假，都返國舉辦研討會，分享國際生物統計和流行病學的新知。也因為始終心繫臺灣，讓梁院士在2010年，毅然辭去在美教職，回臺擔任國立陽明大學校長。

一方面，梁院士成功為學校爭取5年500億的計畫經費，成立腦科學中心、腫瘤免疫中心和高齡健康研究中心，將陽明大學打造成研究型大學，並在國際間嶄露頭角。另一方面，為了培育年輕人才，他選擇停下個人研究，建立起由資深教師帶領年輕教師的「師徒制」，鼓勵經驗傳承，「組織要永續發展，有賴於年輕人才的成長。」像是他自己儘管平常公務繁忙，仍活躍於社群，默默留心學生的大小事；他並邀請學生前往校長宿舍，定期舉辦「與校長有約」活動，這讓學生與他之間「零距離」，大至職涯規劃、小至生活瑣事，都樂於與他分享。

最重要的是，梁院士相當看重全人教育，因此廣泛開設人文講座、藝術文化等通識課程，尤其陽明大學以醫科見長，「所謂視病如親，醫護人員在專業之外，更需要具備人文素養，才能真正關懷病患。」

2017年，梁院士接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一職。這時，他又迅速轉換角色，每週檢視國際文獻、提供數十件政策建言，充分發揮國衛院的智庫功能。新冠肺炎爆發期間，他再度臨危受命，擔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研發組組長，帶領國衛院在15天內，完成公克級瑞德西韋合成，並與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簽約，預採購1千萬劑疫苗，達成防疫、安定民心的任務。

不斷跨界，帶著使命感堅定前行

一輩子都在「跨領域」的梁院士，堅信創新不僅來自技術，也來自跨域合作帶來的新思維。他在美國求學、教書時，不是發表完論文就沒事了，他還持續思考，自己的研究能如何被用在臨床，因此他積極參與思覺失調症、強迫症研究等多項計畫，與基因學家、精神科和流行病學醫師腦力激盪、挑戰彼此。但梁院士特別提醒莘莘學子們，「跨領域」固然重要，大學時期仍應先在一個領域「站穩腳跟」，如此才能擁有與不同領域對話、欣賞的紮實基礎。

在產官學界耕耘逾40年，梁院士絲毫未停下前進的腳步。如今，他仍在杏壇作育英才，也深入業界，期望將研究成果更直接應用在藥物，以造福病患，「這是我一直鼓勵學生進入藥廠的原因！因為他們對人類的貢獻，可能比發表文章更直接。」近來，他心心念念的最大任務，是以自身人脈連結資源，為臺東大學爭取設立護理系，填補偏鄉地區的醫護缺口。

每一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承載著真實的生命重量；每一次跨領域的嘗試，都可能為人類帶來新的希望曙光。梁院士在統計學的精準座標中，繪製出一幅幅影響深遠的生命藍圖，持續為臺灣乃至全球的健康與福祉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