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閔] 數位時代的政策：「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政策自己修」|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TED X Taipei 2015 今日上午展開第二天的議程：「群」。
「群」從談數位時代的公民教育作為開場，談人的選擇如何驅動了社會、談網路如何翻轉媒體、談群眾參與的力量將如何驅動社會價值觀，但可能也如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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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後在臉書上遠比在台上時活躍，也擁有巨大網民人氣，人稱管爺的前經建會、改制後的國發會主委管中閔首先詢問觀眾，許多文章談蔣經國，回憶那個時代的美好，但我們最該問問為什麼今天沒有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

尹仲容曾經掌管二戰後的台灣經濟，但已經過世超過 50 年，李國鼎、孫運璿在政府財經、科技相關工作都超過 8 年以上，分別帶領台灣經濟成長與經濟轉型，重要政策曾經包含有成立加工出口區、產業的二次替代與成立科學園區發展半導體產業等形成台灣今日產業面貌的重要經濟決策。管中閔觀察，過去人民因為資訊傳播速度與品質有限，社會非常仰賴菁英的決策，政府政策有賴高層菁英的策略思考來推動，因此政策的推動通常由行政機關的高層告訴你要怎麼做來決定，進一步推往立法機關，並透過公聽會、工會、公會代表、立法院委員會的參與來宣導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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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網際網路所帶來的資訊開放與效率，可能打破了這種政策決策形成過程，「家父長式的政策決議」已經無法說服一般人民。管中閔以自己任內推動，最後宣告失敗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為例，說明政府目前政策決策形成過程的巨大困境。政府目前多數的政策決策方式，還是依賴行政部門高層的思考，發給行政部門的基層或周遭的智庫組織形成政策建議，透過傳統媒體與電子媒體的訪問或說明、立法院的委員會、公聽會、工會、產業公會、地方政府的說明會等等來增加民眾的參與與溝通。

但根據管中閔自己參加這樣的溝通過程，發現這樣的過程時間成本高昂，效果卻很容易不彰。這些不彰的過程，其實正是經濟學裡典型的「資訊斷裂」、「資訊壟斷」與「代理人問題」。

(圖說：傳統政策決策過程的問題，管中閔提供)

管中閔觀察共享經濟中創新模式的特點，發現網際網路平台所帶來的資訊公開、分享而不壟斷的群眾外包，其媒合效率可能可以比以往驚人，透過網際網路的效力，資訊公開與群眾智慧來形成政府政策的決策模式比以往都更加有機會。

管中閔以同在現場，並目前還正在台灣行政部門內閣裡的蔡玉玲政務委員，其所推動群眾參與政策形成過程的 vTaiwan平台為例，發現透過網路讓群眾參與政策討論，溝通效率與效果可能遠比以往菁英政策決策模式的效果還好。透過網路平台開放政策討論，首先讓行政部門在政策形成的過程有機會直接快速的與立法部門溝通，包含行政部門、立法部門、人民與智庫都可以作為政策的提案者，也都同時可以作為政策決策所需要的資料提供者，這樣的過程有助於政策決策時的利益相關人直接溝通並互相理解，也可以加快傳統家父長式菁英政策決策過程的不足。

(圖說：透過個人的政治實踐，發現政策形成過程溝通效率的不足，管中閔提供)

管中閔分享，在 2014 年 3 月，當立法院衝進許多學生，最後演變成學運的同時，他其實非常深刻在反省，行政部門裡面包含他自己有這麼多好人，這麼努力地想要讓國家讓社會更好，為什麼我們做的事情會被指責到那麼不堪。當他看到「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還包含有 fxxx goverment 的這句標語時他非常震驚，後來自由貿易區法案的推動過程，他實踐了自己的假設，花了許多時間上媒體宣傳、同時參加公聽會、立法院委員會、產業公會說明會等等，最後推論也許不只是政策形成的「溝通不夠」而已，可能還有政策形成的「群眾參與」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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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vTaiwan 平台目前的討論首頁，數位時代翻攝)

管中閔最後回答主持人許毓仁對於演講的前一天，國民黨剛針對 2016 總統大選提名「柱下朱上」的決定，他表示他很認真在思考明年總統大選是否要去投票，目前也還沒有明白的答案，

但他對於未來政治的思考，已經從「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推往公民社會透過網路直接群眾參與，更進一步的「自己的政策自己修」。

管中閔相信，這樣大家才能一起讓國家與社會更好。

(圖說：透過網路平台資訊公開與群眾智慧，有機會增加政策形成溝通的媒合效率。管中閔提供)

當許多企業還在討論 AI 能做什麼，富邦人壽更關注：AI 如何被第一線同仁使用？而這也是「理賠智慧助理」能從黑客松發想、走進理賠現場，成為真實工作夥伴的原因。

為什麼富邦人壽會選擇從最複雜、也最不易標準化的環節–理賠–切入、嘗試將AI從「回答問題的工具」轉變成進入核心營運流程的「決策輔助夥伴」？

保險理賠為何難以AI化？答案藏在大量非結構化資訊裡

相較於客服問答或行政流程，理賠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資訊高度分散且缺乏標準格式：從診斷證明、病理報告、手術紀錄到醫療收據，每份文件不同醫院格式都不同，內容還充滿專業醫療術語；理賠人員不僅必須理解文件內容，還需要同步比對保單條款、法規要求以及醫學知識，才能做出適當判斷。

更複雜的是，就算是相同疾病或手術名稱，不同案件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理賠結果，因此，理賠長期被視為高度依賴專業經驗與人工判斷的工作，很難透過傳統自動化工具處理。

近年來，隨著理賠案件量持續增加、醫療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新舊世代交替帶來的人才培育壓力，如何兼顧理賠品質、作業效率與知識傳承，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富邦人壽開始思考：如果AI無法取代專業判斷，是否能先協助理賠人員更快掌握資訊、縮短搜尋時間，讓專業人才把時間投入在更高價值的分析與決策工作？這個想法在富邦集團導入微軟Copilot Studio並舉辦黑客松活動後獲得實踐機會，理賠團隊將構想轉化為可驗證的AI提案，並在主管支持與跨部門合作下，於2026年1月正式導入理賠現場。

「黑客松讓我們有機會快速驗證想法，也讓AI應用從概念走向實際場景。」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郭乃瑀如是說道。

數位時代為此特別專訪富邦人壽黑客松獲獎團隊「ClaimAIngels」的成員，深入了解這項 AI 專案如何從創新提案一路走進理賠第一線，成為同仁日常工作的決策輔助夥伴。

AI成功落地的關鍵，不只是模型，還有資料與流程重建

從創意發想到實際上線，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AI真正符合第一線需求。

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林庭樂指出，團隊一開始便深入訪談理賠同仁，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並不是AI幫忙做決定，而是協助整理資訊，因此將理賠智慧助理專案聚焦於三大領域：手術等級建議、病理報告判讀輔助，以及國外醫療文件翻譯與摘要，目標是協助同仁降低資料蒐集與查詢時間，讓理賠同仁可以快速掌握案件重點。

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建立可信任的資料基礎。

由於醫療資料來源眾多且格式不一，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整理歷史案件、建立醫療名詞對應關係、標註資料來源與判斷依據，並透過跨部門討論及醫師顧問協作，逐步建立一致的判讀標準。林庭樂表示：「這項工作看似基礎，卻是AI能否提供可靠建議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讓過去散落在資深同仁腦中的經驗知識，逐漸轉化為可被組織保存與運用的數位資產。」

富邦人壽理賠部專員陳子聆便感受到明顯改變。她說：「過去遇到新的手術名稱，往往需要花費一到兩個小時查閱條款、搜尋歷史案例並向資深同仁請教，現在，透過理賠智慧助理協助，資料搜尋時間縮短50%以上，能將更多心力放在案件分析與專業判斷上。」

理賠部理賠審核科資深襄理王羽藍則形容，理賠智慧助理更像是一位隨身秘書。她說：「它會先幫我們整理案件重點，也能提醒是否遺漏重要資訊。無論是判讀國內外醫療文件、核對醫療收據，或分析病理報告內容，都能快速提供參考依據，讓我們把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專業決策。」

除了資料基礎建設，金融業導入 AI 的另一個關鍵挑戰是風險與合規。

因應金融監理要求以及個資保護需求，團隊在設計理賠智慧助理時建立多層防護機制與使用護欄，並持續優化提示詞設計，以降低AI幻覺、資料外洩與誤判風險，確保AI始終在可控範圍內運作。

不過，對富邦人壽而言，上線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優化的開始。

團隊發現，理賠智慧助理初期使用率表現亮眼，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為了找出原因，團隊同仁與第一線理賠同仁召開多場討論會議，讓其了解，生成式 AI 並非一次建置完成就能長期發揮效益，必須持續蒐集使用回饋、改善建議，進而調整功能設計。

郭乃瑀表示：「根據同仁回饋，團隊目前正規劃新增實支實付手術給付比例分析等功能，目標是讓AI更貼近實際工作流程、滿足使用者需求。」

從單一專案到組織能力，理賠智慧助理帶來的真正改變

隨著理賠智慧助理逐步成為理賠同仁的日常工作夥伴，其帶來的影響也不再侷限於效率提升，而是開始擴散至組織文化與創新模式的改變。

郭乃瑀表示，過去AI專案多半由資訊部門主導，但這次經驗讓大家發現，真正了解痛點的人其實是第一線同仁，因為只有其最清楚哪些流程最耗時、哪些資訊最難取得，以及哪些環節最適合導入AI。「隨著理賠智慧助理成果逐漸顯現，愈來愈多部門開始主動詢問專案推動經驗，如資料整理、風險控管、流程設計與使用者導入等做法，加速 AI 創新在組織內部的擴散與落地。」

對富邦人壽而言，理賠智慧助理並不只是單一 AI 工具，而是一次工作方式與文化的改變：從第一線提出需求、跨部門共同打造，到持續優化與回饋機制，AI 不再只是科技部門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工作現場的一部分，也讓數位轉型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