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達]中國紫光進逼，對台灣是危機或轉機？|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當紅潮來襲時，在適當時機，用合理的價格、退出不合時宜的產品，才能為股東或國民創造最大利益，將更多人力、金錢與資源，專注於下一個更有成長性的產業。

近來，中國紫光集團藉著一連串大型國際併購案，以及宣布以新台幣194億元入股台灣記憶體封測廠力成，並表態樂見其旗下的展訊、銳迪科和聯發科合作，攜手超越美國晶片大廠高通（Qualcomm），頻頻躍上媒體版面。

雖然紅色供應鏈的威脅論不斷，但是我認為，台灣半導體產業應該認真考慮接受這個提議。

中國亟欲改變經濟型態，從「出口擴張」轉向「進口替代」

中國政府積極投入半導體產業，主因在於他們亟欲改變其經濟型態。過去，中國是「出口擴張」型的經濟模式，以低廉的生產成本從事加工製造，累積未來的發展資本。現在，隨著資本的充裕，可以在國內研發、生產許多從前仰賴進口的高技術含量元件，經濟開始轉為「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

對於內需市場龐大的中國來說，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有著重大經濟意義。首先，中國每年進口的半導體產品金額超過2300億美元，相當於每年進口原油的金額。如果成功扶植自己的半導體產業，將有助於改善國際收支。

其次，中國現在不缺乏資本，只缺乏可以投資的項目，所以即使投入千億資本來打造整個半導體供應鏈，或以溢價方式收購國外企業，都是合理且划算的舉措。

紫光便是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先是收購當地的展訊、銳迪科等IC設計公司，今年更入股惠普（HP）在中國的伺服器、儲存與技術服務公司新華三、美國硬碟公司威騰（Western Digital），以及台灣的力成半導體。

目前紫光股份在深圳交易所的本益比超過120倍，力成在台灣的本益比約15倍，如果兩者獲利相同，紫光的市值將是力成的8倍。這自然會讓紫光有高度誘因到處收購，因為併入紫光後的獲利一拿到資本市場上，價值將放大到100倍以上，付出的成本卻可能只要20～30倍，一來一往之間就可以放大槓桿，快速擴張。

萬一聯發科「染紫」，或可在中國取得主場優勢

從技術面來看，半導體過去50年的發展基本上符合摩爾定律（Moore’s Law）的預測：晶片上可容納的電晶體大約每兩年就會增加一倍，等同於生產成本下降一半。然而，目前電晶體的體積已經接近原子大小，它的物理性能不再可靠，所以晶片的發展恐怕會面臨效率極限，造成這樣的模式未來很可能無法延續。
這也是今年發生多起大型併購案的原因，業者預見了未來的技術瓶頸，決定精簡成本、共同開發產品，以創造利潤，讓半導體業進入了大者恆大的局面。

從市場面來看，對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來說，中國無疑是一個龐大市場，重要性遠勝過其他區域，聯發科長期以來就以中國為最主要市場。既然中國亟欲以進口替代取代出口擴張的經濟模式，那麼，當聯發科「染紫」，他們就能在中國獲得相對的「主場優勢」。

主場優勢有多重要？面板產業的演變或許可以告訴我們答案。就在幾年以前，台灣面板雙虎（友達和群創）在中國還有大量市場份額。然而，隨著中國提高面板進口關稅、鼓勵當地彩電廠使用中國面板，以及斥資挹注本土面板廠，台灣面板在中國的市占率節節敗退，而有著「A股圈錢王」的京東方竟也在燒錢多年之後，排上了全世界第四大面板廠，主場優勢可見一斑。

由上可知，不論從產業或市場角度來看，攜手中國業者對於台灣企業來說都是不錯的合作機會。問題是，當紅潮來襲，將對台灣整體經濟環境產生什麼影響？

中國紫光集團近年購併案件

紫光近年來動作頻仍，日前又陸續傳出挖角前南亞科總經理高啟全、入股力成、有意與聯發科合作等消息，引發中國企業入侵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疑慮。

中國紫光集團近年購併案件

適時退出不合時宜的產品，才有餘裕找出下一個成長性產業

1980年代，曾是DRAM（記憶體）產業領導者的英特爾，因為無力抵抗日本業者的成本競爭，於1984年退出該領域，專注於微處理器，但是時至今日，就連日本也不復存在DRAM產業。

IBM曾是PC（個人電腦）領導者，卻在2004年將PC事業部門賣給聯想（Lenovo），使後者在當時一舉成為全球第三大PC公司，僅次於戴爾（Dell）與惠普。如今，戴爾已經私有化並謀求轉型；惠普也將PC分割為獨立公司，不時有出售傳言；IBM則是專注於企業服務，表現遠優於戴爾與惠普。

從國家或企業的角度來看，我們不需要為了特定企業或產業的消逝而憂慮，即使紫光集團就這麼買下了台灣的半導體業也一樣，因為在適當的時機、用合理的價格，退出不合時宜的產品，才是為股東或國民創造最大利益的選項。如此一來，我們將有更多的人力、金錢與資源，專注於下一個更有成長性的產業。

延伸閱讀
1. 當紫光與聯發科互送秋波，怎麼辦？
2. 打不過紅色供應鏈就加入？力成結盟紫光理由：放眼高階邏輯IC廠

文章出處：《經理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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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Cory M. Grenier via Flickr, CC Licensed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