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際大戰》中反映的現實社會
《星際大戰》中反映的現實社會
2015.12.15 | 科技

星際大戰從電影變成了一個品牌,除了推出六部電影之外,還攻占了漫畫、電玩、小說、玩具、卡通等市場,星際大戰為何有這麼大的魅力,能讓一個品牌長紅至今,甚至深根社會各角落?主要還是劇情魅力與社會共鳴。

那麼劇情有何特別呢?星際大戰除了虛構的兵器和種族,還探討了現實社會的許多層面。整個星戰的故事中心,就是政權的轉變。在前傳三部曲中,講述的就是共和國如何變成帝國,接著經典三部曲講述了反抗軍設法讓帝國垮台,在最新的篇章中講述的是:兩個新政權--新共和國和第一軍團,因此政治議題占了星戰很大的一部分。

在星際大戰的世界觀中,「政治」一直是重要的元素,同時參考了真實世界中許多國家的歷史政權,而星戰的政治其實較偏向個人層面的探討。比如皇帝白卜庭,他就像是過去用宗教來建國的人物,對於西斯教派的黑暗信仰非常之高,因而秘密策劃複製人戰爭,導致舊有的共和國體制垮台,形成了信奉西斯的政治體系──銀河帝國,當然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能掌握到完整權力。

政治本來就是個人對於社會觀感的思想體現,星際大戰也非常強調「個體」對於政治的影響,重要性相當於民主國家強調每個人民都跟社會有關一般。所以平民出生的路克、偷渡客的韓,他們不只是成長環境不同,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場,但對於「帝國體制不滿」這個政治思想上卻有許多共同點,因此才會聚集起來,共同反抗西斯體系的銀河帝國。

右派的中心理念是人類可以自由善用自己的天份,並運用在社會各種環境的競爭下,一定會有高低之身分,因此認為階級制度是自然且不可避免的狀況,且會採用溫和漸進的方式來改變政治體系。就像白卜庭偽裝自己的西斯身分,慢慢從參議員做到最大議長,然後控制共和國和分離主義兩邊發動戰爭,才讓自己的帝國取代了共和國,因為如此,前傳三部曲被認定是右派電影。

然而左派的中心理念是倡導人人平等,反對階級統治,且會採用積極且旁人看來偏激的手段來改變現有的政治體系。因此像是反抗軍開始聚集起來,不惜動用任何武力對抗帝國,企圖建立新的體制,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所以許多美國人在定義上認為經典三部曲電影為左派電影。

喬治.盧卡斯和大部分星戰故事的作者都認同這樣的分析,而且不約而同地說:裡面只有莉亞公主的政治傾向比較不偏個人,因為教育讓她認為民主制度是對的,帝國的威權統治才是錯的,所以站出來挺身反抗。其他不論左派或右派都在星際大戰的世界觀中展現了個體對於社會的影響。

圖說明

銀河共和國 Galactic Republic

圖說明

是銀河系最主要的政治體系,已經存在2萬5千年,屬於代議制民主,所以要選出議員做為人民代表,來替自己服務的人民發聲,主持共和國會議的就是最高議長,而絕地武士就是共和國體制的守護者。

複製人戰爭 Clone Wars

圖說明

是當西斯大帝隱瞞身分,成為共和國最高議長後,所策畫的奪權戰役。當時西斯大帝說服許多星系脫離共和國,自組成一個貿易聯邦體系,目的就是要讓共和國感到危機,藉此才能認可複製人軍隊的成立。而複製人腦裡都有個晶片,只要西斯大帝下達關鍵的66指令,他們就會屠殺絕地武士。

銀河帝國 Galactic Empire

圖說明
圖說:議長白卜庭。

透過複製人軍隊殺死保護共和國體制的絕地武士,最高議長白卜庭以絕地武士背叛共和國,因此得加強銀河系安全為藉口,組成了銀河帝國。相對於共和國的民主體制,帝國就是完全的獨裁體制,不想在帝國統治下的星系就會被血腥鎮壓,甚至會透過死星這個兵器,摧毀整個星球。

恩多戰役 Battle of Endor

圖說明

在這場戰役中,反抗軍得知西斯大帝會出現在帝國的秘密兵器「第二死星」中,最終在達斯維德棄暗投明,以及反抗軍英勇的努力下,使西斯大帝死亡,第二死星也被毀滅,帝國政權可以說是瓦解。

新共和國 The New Republic

圖說明

反抗軍在恩多戰役後組成的政治體系,延續共和國的運作方式,以民主精神來運作銀河系,為第七集正派所在的勢力。

第一軍團 First Order

圖說明

是由帝國殘黨組成,並繼承其精神的新政治體系,所以裝備和政策上都極為類似帝國,為第七集最主要的反派組織。

圖片來自:wikia

往下滑看下一篇文章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開啟專屬自己的主題內容,

每日推播重點文章

閱讀會員專屬文章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看更多獨享內容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開啟收藏文章功能,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開啟訂閱文章分類功能,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我還不是會員, 註冊去!
追蹤我們
代理式商務連動百兆商機
© 2026 Business Next Media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網站內容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106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2號9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