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榮]從福祿猴惡搞看「流動群聚」的鄉民文化
[曹家榮]從福祿猴惡搞看「流動群聚」的鄉民文化
2016.02.02 |

圖說明

一年一度的台北燈節又要到了。今年的燈節活動與往年不同的地方是,主燈「福祿猴」以一種特別的方式為燈節做了一場「成功」(咦?)的宣傳。

上週(27日)台北市政府公布了今年燈節的主燈設計「福祿猴」。但沒有多久,這隻以葫蘆(取諧音福祿)為身軀的猴子,就成了眾矢之的。網友們紛紛表示這根本是歷年來最醜的一次設計,甚至醜過對岸的那隻「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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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央視春晚的吉祥物「康康」,圖片來自:央視微博

福祿猴到底醜不醜,這種美學上的論斷我談不來。至少對我來說,台北燈節的設計也不是第一次醜(這指的純粹是我不喜歡)。因此,福祿猴這次之所以會引發如此熱議,背後結合了太多因素,而非單純美醜問題。

例如,你不難想像,福祿猴的「醜」與柯市長前陣子大談城市美學有關;也不難理解,當網友們發現福祿猴疑似「致敬」時所激起的反感情緒;又更可以輕易想見,當網友們再發現福祿猴的設計師還連續取得四年主燈的設計案時,整個要從椅子上彈起來的樣子。

當然,上述這些有太多草民們無法得知、只能瞎猜的情節。因此我在這邊也不再繼續談下去。我想要談的是,網友們在後續一連串惡搞改圖的行動。

發現野生福祿猴?

前兩天《數位時代》的新聞中,James Huang已經整理了「福祿猴之亂」以來經典的一些惡搞改圖。這些改圖不乏「高水準」之作,充分地顯示了網路時代「高手在民間」的現象。

甚至還有網友特別成立了「野生福祿猴」的公開社團,邀請大家上傳自己創作的作品。這使得整個事件已經不再是單純抱怨與批評福祿猴的美醜,而是升級為一種帶有嘲諷性質的創作性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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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被惡搞的《新世紀福爾摩斯》,圖片來自:野生福祿猴

這樣的惡搞創作,一方面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凸顯出在Web 2.0後的數位時代,已沒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決定、限定一個「文本」的意義。這不僅是就「解讀」的角度來說是如此,數位工具所提供的「再生產」可能性,更已使得讀者實際上可能改變文本內容。

用白話文來說也就是,不同於過去只有作者能拿著筆,如今每一個讀者也同時是可能再創作、再生產文本的潛在作者。因此,雖然福祿猴有其生產、設計的內蘊意義,例如,取「葫蘆」與福祿之諧音,象徵福氣之意。但對於惡搞的網友來說,它那醜陋的臉可能更像E.T.,又或者其令人震驚的程度,反而讓人聯想到名畫「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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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改作經典知名電影 E.T. 的劇照。數位時代翻攝自「野生福祿猴」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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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祿猴吶喊」。數位時代翻攝自「野生福祿猴」社團。)

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惡搞創作之所以如此容易引發流行,背後也與鄉民文化有著不小的關係。

流動群聚的鄉民文化

雖然此次的福祿猴之亂不是以PTT為聚集地,但我們還是可以從鄉民文化來理解:為什麼惡搞福祿猴會形成如此的熱潮?甚至「野生福祿猴」臉書社團可以在短短三、四天內累積八千多名成員、超過500張的改圖。

過去研究PTT文化的資訊社會學者黃厚銘曾指出,鄉民文化顯示出一種特殊的群聚性。所謂的「特殊」首先指的是,不同於過去我們想像的「社群」,鄉民們的群聚並沒有形成濃厚、持久的情感連帶。也就是說,鄉民們的群聚更像是一種「湊熱鬧」、「起鬨」性質的群體。因此,幾乎從未有過因起鬨而形成的持久性社群。(我相信,「野生福祿猴」社團在不久後也將被眾人遺忘。)

可是這種湊熱鬧、起鬨的群體,又不是真的如此「淺薄」,事實上,在鄉民們一次又一次的起鬨中,反而透露出的是相當強烈、且彼此呼應的情緒。這樣的情緒短暫地迸發於群聚的眾人之間,彷彿彼此獲得了某種共同的連帶。就如同在滔滔的命運洪流之中,是「福祿猴」讓我們彼此聚在了一起。

這種在某個契機、因著某個事件,而讓彼此聚在一起的歡騰情感,正是惡搞福祿猴(以及其他諸多起鬨事件)之所以如此「盛大」的原因之一。換言之,一方面,在這個熱愛「目擊」的時代,我們都希望成為重大事件的見證者。「野生福祿猴」社團的建立,因此既是順勢也成了造勢的推手。另一方面,這個時代也是一個需要集體宣洩情緒的時代。種種無力改變結構的不滿,都在喧騰的起鬨當中爆發,並獲得某種意義上的治療(即便無法治本)。

其次,鄉民群聚的另一特殊性在於:這同時也是一種個人展現自我的群體。也就是說,不同於我們過去對於群眾的想像,大概是只有一個或少數人帶頭,然後跟著無數沒有臉孔只有齊聲吶喊的大眾,鄉民們的群聚反而是每個人都「爭奇鬥艷」地展現自我。

惡搞福祿猴社團中,一個比一個精采、爆笑、有梗的改圖就是明證。這群人聚集在一起,湊熱鬧式地觀看事件發展僅是目的之一,隨時找到機會讓自己成為群體中被注目的一份子更是難以按奈的衝動。隨著自己的改圖被按讚數不斷跳升,或是留言回覆稱許人數的增加,這種短暫獲得認可的掌聲,已成了社群時代令人難以抗拒的精神鴉片。

因此,從鄉民文化來看,惡搞福祿猴的熱潮同樣也(弔詭地)源自於這種追求被認可的自我呈現。我們不僅湊著熱鬧、起著鬨,在這集體群聚中,我們同時也追求著屬於自我的那道短暫、瞬間的光芒。

是陷阱、毒藥還是有可能的出路?

然而,隨著思緒一轉,這些現象卻又讓我想到,高齡九十歲的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前陣子才在一個訪談中提到,當代的社群媒體是一個陷阱,讓人們掉進同溫層之中。

就鄉民群聚、起鬨又快速消散,而無法累積起有意義的關係或行動能量這一點來說,也許Bauman說得是對的。換言之,當我們惡搞完福祿猴之後,又怎樣?就如同一張改圖的圖說上寫著:「不管大家把我說的多難聽,我相信在我發光的那一天…他們還是會一邊喊著:『看啊!它好醜喔!』,然後一邊拿著手機拍我。」

但這必然會是如此嗎?網路上的群聚、起鬨真的僅是陷阱、甚至是毒藥嗎?我覺得倒也不一定如此悲觀。(雖然有99.9%的機率大家確實還是會搶拍福祿猴)

一方面,過去我在其他文章中已經提到過,鄉民們具創造性的嘲諷實際上也是這個時代小老百姓們重要的「武器」。例如,當我們多年後要回想馬英九先生的「政績」時,腦袋中絕對會浮現像是「鹿茸是耳朵裡的毛」這類圖。

另一方面,群聚、起鬨也有著轉化為實際行動的可能性,就像在前陣子秒退林鳳營的事件那樣。即便這些行動的實效無法估量,但卻是在反抗的象徵意義上有其重要性。

當然,這些例證確實都沒有擺脫掉Bauman指出的「同溫層」困境。也就是說,除此之外,我們確實還必須思考如何不僅僅只是聽著自身的「回音」,思考如何能夠真正促進網絡時代的多元迴響,避免掉入單一價值與信念的盲目之中。這一些,都是生活在數位時代的我們仍須學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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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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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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