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台北燈節又要到了。今年的燈節活動與往年不同的地方是，主燈「福祿猴」以一種特別的方式為燈節做了一場「成功」（咦？）的宣傳。

上週（27日）台北市政府公布了今年燈節的主燈設計「福祿猴」。但沒有多久，這隻以葫蘆（取諧音福祿）為身軀的猴子，就成了眾矢之的。網友們紛紛表示這根本是歷年來最醜的一次設計，甚至醜過對岸的那隻「康康」。

圖說：央視春晚的吉祥物「康康」，圖片來自：央視微博

福祿猴到底醜不醜，這種美學上的論斷我談不來。至少對我來說，台北燈節的設計也不是第一次醜（這指的純粹是我不喜歡）。因此，福祿猴這次之所以會引發如此熱議，背後結合了太多因素，而非單純美醜問題。

例如，你不難想像，福祿猴的「醜」與柯市長前陣子大談城市美學有關；也不難理解，當網友們發現福祿猴疑似「致敬」時所激起的反感情緒；又更可以輕易想見，當網友們再發現福祿猴的設計師還連續取得四年主燈的設計案時，整個要從椅子上彈起來的樣子。

當然，上述這些有太多草民們無法得知、只能瞎猜的情節。因此我在這邊也不再繼續談下去。我想要談的是，網友們在後續一連串惡搞改圖的行動。

發現野生福祿猴？

前兩天《數位時代》的新聞中，James Huang已經整理了「福祿猴之亂」以來經典的一些惡搞改圖。這些改圖不乏「高水準」之作，充分地顯示了網路時代「高手在民間」的現象。

甚至還有網友特別成立了「野生福祿猴」的公開社團，邀請大家上傳自己創作的作品。這使得整個事件已經不再是單純抱怨與批評福祿猴的美醜，而是升級為一種帶有嘲諷性質的創作性過程。

圖說：被惡搞的《新世紀福爾摩斯》，圖片來自：野生福祿猴

這樣的惡搞創作，一方面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凸顯出在Web 2.0後的數位時代，已沒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決定、限定一個「文本」的意義。這不僅是就「解讀」的角度來說是如此，數位工具所提供的「再生產」可能性，更已使得讀者實際上可能改變文本內容。

用白話文來說也就是，不同於過去只有作者能拿著筆，如今每一個讀者也同時是可能再創作、再生產文本的潛在作者。因此，雖然福祿猴有其生產、設計的內蘊意義，例如，取「葫蘆」與福祿之諧音，象徵福氣之意。但對於惡搞的網友來說，它那醜陋的臉可能更像E.T.，又或者其令人震驚的程度，反而讓人聯想到名畫「吶喊」。

（網友改作經典知名電影 E.T. 的劇照。數位時代翻攝自「野生福祿猴」社團。）

（「福祿猴吶喊」。數位時代翻攝自「野生福祿猴」社團。）

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惡搞創作之所以如此容易引發流行，背後也與鄉民文化有著不小的關係。

流動群聚的鄉民文化

雖然此次的福祿猴之亂不是以PTT為聚集地，但我們還是可以從鄉民文化來理解：為什麼惡搞福祿猴會形成如此的熱潮？甚至「野生福祿猴」臉書社團可以在短短三、四天內累積八千多名成員、超過500張的改圖。

過去研究PTT文化的資訊社會學者黃厚銘曾指出，鄉民文化顯示出一種特殊的群聚性。所謂的「特殊」首先指的是，不同於過去我們想像的「社群」，鄉民們的群聚並沒有形成濃厚、持久的情感連帶。也就是說，鄉民們的群聚更像是一種「湊熱鬧」、「起鬨」性質的群體。因此，幾乎從未有過因起鬨而形成的持久性社群。（我相信，「野生福祿猴」社團在不久後也將被眾人遺忘。）

可是這種湊熱鬧、起鬨的群體，又不是真的如此「淺薄」，事實上，在鄉民們一次又一次的起鬨中，反而透露出的是相當強烈、且彼此呼應的情緒。這樣的情緒短暫地迸發於群聚的眾人之間，彷彿彼此獲得了某種共同的連帶。就如同在滔滔的命運洪流之中，是「福祿猴」讓我們彼此聚在了一起。

這種在某個契機、因著某個事件，而讓彼此聚在一起的歡騰情感，正是惡搞福祿猴（以及其他諸多起鬨事件）之所以如此「盛大」的原因之一。換言之，一方面，在這個熱愛「目擊」的時代，我們都希望成為重大事件的見證者。「野生福祿猴」社團的建立，因此既是順勢也成了造勢的推手。另一方面，這個時代也是一個需要集體宣洩情緒的時代。種種無力改變結構的不滿，都在喧騰的起鬨當中爆發，並獲得某種意義上的治療（即便無法治本）。

其次，鄉民群聚的另一特殊性在於：這同時也是一種個人展現自我的群體。也就是說，不同於我們過去對於群眾的想像，大概是只有一個或少數人帶頭，然後跟著無數沒有臉孔只有齊聲吶喊的大眾，鄉民們的群聚反而是每個人都「爭奇鬥艷」地展現自我。

惡搞福祿猴社團中，一個比一個精采、爆笑、有梗的改圖就是明證。這群人聚集在一起，湊熱鬧式地觀看事件發展僅是目的之一，隨時找到機會讓自己成為群體中被注目的一份子更是難以按奈的衝動。隨著自己的改圖被按讚數不斷跳升，或是留言回覆稱許人數的增加，這種短暫獲得認可的掌聲，已成了社群時代令人難以抗拒的精神鴉片。

因此，從鄉民文化來看，惡搞福祿猴的熱潮同樣也（弔詭地）源自於這種追求被認可的自我呈現。我們不僅湊著熱鬧、起著鬨，在這集體群聚中，我們同時也追求著屬於自我的那道短暫、瞬間的光芒。

是陷阱、毒藥還是有可能的出路？

然而，隨著思緒一轉，這些現象卻又讓我想到，高齡九十歲的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前陣子才在一個訪談中提到，當代的社群媒體是一個陷阱，讓人們掉進同溫層之中。

就鄉民群聚、起鬨又快速消散，而無法累積起有意義的關係或行動能量這一點來說，也許Bauman說得是對的。換言之，當我們惡搞完福祿猴之後，又怎樣？就如同一張改圖的圖說上寫著：「不管大家把我說的多難聽，我相信在我發光的那一天…他們還是會一邊喊著：『看啊！它好醜喔！』，然後一邊拿著手機拍我。」

但這必然會是如此嗎？網路上的群聚、起鬨真的僅是陷阱、甚至是毒藥嗎？我覺得倒也不一定如此悲觀。（雖然有99.9%的機率大家確實還是會搶拍福祿猴）

一方面，過去我在其他文章中已經提到過，鄉民們具創造性的嘲諷實際上也是這個時代小老百姓們重要的「武器」。例如，當我們多年後要回想馬英九先生的「政績」時，腦袋中絕對會浮現像是「鹿茸是耳朵裡的毛」這類圖。

另一方面，群聚、起鬨也有著轉化為實際行動的可能性，就像在前陣子秒退林鳳營的事件那樣。即便這些行動的實效無法估量，但卻是在反抗的象徵意義上有其重要性。

當然，這些例證確實都沒有擺脫掉Bauman指出的「同溫層」困境。也就是說，除此之外，我們確實還必須思考如何不僅僅只是聽著自身的「回音」，思考如何能夠真正促進網絡時代的多元迴響，避免掉入單一價值與信念的盲目之中。這一些，都是生活在數位時代的我們仍須學習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