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Google 搜尋結果到 Facebook「趨勢話題」事件,媒介該為我們做道德判斷嗎?
從 Google 搜尋結果到 Facebook「趨勢話題」事件,媒介該為我們做道德判斷嗎?
2016.05.15 | Facebook

臉書被控遮蔽特定新聞訊息

前幾天,臉書被離職的員工爆料,它的「熱門話題」(Trending)功能並不是單純提供「熱門」訊息,而是涉及人為操控阻擋特定議題訊息。我們在數位時代網站的新聞報導裡也看到,這名前員工指出,主要是那些保守派政黨的熱門文章會被忽略。

當然,這個問題牽涉到之前的另一則新聞:原來這些所謂熱門話題的選擇,不全然是透過演算法來決定,而是在演算法排序後,再由數名編輯人工篩選、下標。本來這則新聞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又成了另一個電腦可能開始排擠人類工作者的例子。不過,如今隨著前員工的爆料,兩件事情合起來就呈現出相當令人疑慮的景象:臉書在試圖控制新聞,甚至是「帶風向」嗎?

Zuckerberg第一時間已經跳出來承諾會立即進行調查,因此就讓子彈再飛一會,也許可以知道更多實情,我們在此先不急著審判。倒是這事件讓我聯想到了再前陣子百度發生的大事,也就是中國一名大學生因為相信了百度提供的醫療資訊而不幸殞命。

這兩個事件看似差了十萬八千里,但卻扣連上一個共同的問題:媒介的道德性。

媒介該為我們做道德選擇嗎?

去年年中,QUARTZ有一篇很精采的文章,是由作者與被稱為Google哲學家的Luciano Floridi的對談記錄,主題是:搜尋引擎該是道德的嗎?這個問題的意思是,例如,當我在Google上搜尋「女人的天職」時,到底Google該不該給我那些傳遞性別偏見、甚至歧視的答案?

也就是說,當我們今天總是依賴著各種媒介去認識世界、傳遞訊息、甚至行動時,這些媒介該是客觀中立的?還是該為我們下道德判斷或甚至決策?

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是,在百度的事件中,顯然其「競價排名」的服務是整個問題的核心。只是這個服務依據的不是「道德」,而是「誰的鈔票多」來提供資訊。

而在臉書這次的事件中,某種意義上來看,假設熱門話題的訊息真如爆料前員工所說,遮蔽了那些保守的、右派的熱門新聞。那顯然地,臉書正在為其使用者下道德判斷(先不談是不是惡意地帶風向)。換言之,臉書預先為使用者判定那些保守、極右派的新聞「不好」。

Google哲學家Floridi在上述的那篇文章中主張:Google不該移除那些(所謂)「道德上不正確」的答案。換言之,他認為像Google這類搜尋引擎如今就像是在「管理真相」(managing truths),而當我們賦予私人企業在這方面上過大的權力,那將是很危險的。

換言之,這可以認為是帶有「網路中立性」意味的觀點:作為傳遞資訊、甚至是真相的媒介,媒介的管理者不應預先將道德判斷加諸其上。

那麼,在百度的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恐怕是一個更糟糕的境況:不僅不是道德,而是「金錢」在篩選著那些呈現給使用者的資訊。雖然嚴格來說,「競價排名」這一服務本來提供的就是「廣告」。要從「管理真相」的標準來責難百度,也許過於嚴苛。但當一個生命因此消失後,可能我們真的需要如此嚴苛的標準。

而在臉書的事件中,恐怕Zuckerberg如今也得謹慎思量,如果臉書想要成為不只是提供社交的平台,而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媒介,那麼該如何「管理真相」就成了嚴肅的問題。換言之,當臉書依照某些其預先制定、有偏向的規則決定了哪些新聞會刊出、哪些不會,這就顯然地讓自己成了掌握道德判斷權力的(危險)巨人。

這是一個大腦延伸外化的時代

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魯漢在1964年那個沒有網路、個人電腦的年代,就很神奇地洞見了人們的大腦終將會在科技的發展中延伸出去,也就是透過科技(媒介)來運作其功能。

如今,不管是百度、臉書的事件,還是Google未來的發展,其實涉及的都不只是資訊篩選與管制的問題,而是當這些媒介就成了我們大腦的延伸時,倘若這些媒介的運作被預先設定了某些道德判斷與偏向,這就等同於我們自身的選擇與決策能力在其中受到了箝制。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不管是Google、百度、還是臉書,當這些媒介成了我們理所當然認識事物、世界、或甚至「真相」的管道時,這也就意味著真正讓我們得以進行認知的,是「人-媒介(Google、百度、臉書)」這個認知系統。如此一來,當Google、百度與臉書以某種有特定偏向的方式篩選資訊,這也就意味我們自身的認知模式將產生難以察覺的改變。這才是危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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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AI開始幫消費者做決定,品牌怎麼做?iKala Connection Day揭企業轉型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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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代理式AI(Agentic AI)快速發展,人工智慧的角色也從被動問答的對話工具,轉變為能主動代為執行搜尋的商業介面;兩者根本的差異在於,前者仍須仰賴使用者逐步下達指令,後者則能自主完成任務。當AI代理為人類代勞搜尋、比價、甚至決策等任務,品牌競爭的對象便不再限於消費者,也涵蓋替消費者把關的AI代理。

因此,「Business to Agent」(B2A)成為當代企業必須面對的新命題,為了擁抱嶄新的思路,跨國AI轉型解決方案供應商iKala舉辦第二屆「iKala Connection Day」論壇,以「數據領航:AI時代的真實價值」為題,邀集Google Cloud、Google Ads等產業領袖,一同剖析企業如何從基礎建設走向市場端,搶佔AI先機。

不只SEO,還要GEO!企業如何讓AI認識你

回顧過往科技發展週期,新科技普遍需10至12年才能成熟。iKala共同創辦人暨集團董事長程世嘉引述AMD執行長蘇姿丰的比喻來說,若AI是一場棒球賽,目前僅走到第三局。這意味著,只要企業採用率持續攀升,尚且毋需擔憂AI泡沫化;反之,AI產業可能才正要邁入超級循環。

不過,程世嘉也提出「智慧通膨」的現象,他表示:「各大廠不斷推出新模型,資本支出也不斷提升,但使用成本並沒有因此下降,因為算力供不應求;不過長期來看,成本曲線一定會往下走,未來AI智慧會像水龍頭一樣,打開就有。」

隨著AI逐步普及,使用者尋找資訊的方式也隨之轉變。程世嘉強調,搜尋行為正從關鍵字轉向AI對話與生成式搜尋。企業除經營傳統SEO,更需布局GEO(生成式引擎優化),提高被AI引用與推薦的機會。這波版位重分配與十餘年前SEO興起時無異,及早掌握規則者,才能在新流量分配中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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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ala共同創辦人暨集團董事長 程世嘉
圖/ 數位時代

迎戰Business-to-Agent,如何搶進AI決策新戰場

要爭取AI時代的流量紅利,關鍵前提在於企業內部的基礎建設是否到位。「現在超過9成的企業都有AI焦慮症,大家都很急著導入AI工具,但背後缺乏整體的策略與架構。」iKala AI服務事業部副總經理Gary Yang認為,AI專案應如培訓新進員工,結合商業策略與數據資產雙向評估,才能真正落地。

「如果沒有穩定的雲端基礎,企業的AI就會是空中樓閣。」他強調,雲端即是企業佈局AI的關鍵基礎建設之一。如多數企業選擇Google Cloud,看重的就是技術護城河、數據主權與總體擁有成本;而iKala推出的企業級AI代理平台iKala Nexus,定位為策略中樞與營運大腦,即立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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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ala AI服務事業部副總經理Gary Yang
圖/ 數位時代

然而,架構穩固只是起點。Google Workspace銷售總監Murray Chiang指出,全球僅約3%企業成功透過AI達成深度轉型,關鍵就在AI代理能取得多少企業資料與情境。因此,企業級Gemini Enterprise App結合個人級Google Workspace,構成Google所主張的「代理型工作轉型」(Agentic Workplace Transformation,AWT)主軸,讓AI從被動對話框升級為跨系統執行的代理,並恪守數據主權歸屬企業的原則,讓企業級AI能真正發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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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Workspace銷售總監Murray Chiang
圖/ 數位時代

當企業打穩內部地基,外部競爭也才能順勢轉向市場端。「Google Search全球年搜尋量達5兆次,近八成消費者認為AI讓購物決策更快、更有信心。」Google Ads廣告產品行銷資深總監Alvin Tsai指出,「B2A」(Business to Agent)的時代來臨,當AI代理主導決策時,看重的是API串接流暢度與數據結構化程度,企業必須從爭取「被看見」的SEO排名,走向爭取「被推薦」的AI清單,並進一步走向「被選擇」。其中,信任將成為AI時代品牌經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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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ds廣告產品行銷資深總監Alvin Tsai
圖/ 數位時代

從洞察到執行,iKala全方位解方引領品牌佈局

這份信任要能落地,關鍵在於底層數據是否可信。對此,iKala行銷科技事業部總監Donna Hsu提出的IMC整合行銷架構,正是iKala因應Agentic Commerce時代所提出的整體解決方案。

面對高度碎片化的行銷環境,品牌需要建立的,是一套能從市場洞察延伸至全通路執行、並持續優化的整合行銷系統。Ontix即時掌握消費者社群聲量與市場趨勢,代表品牌對人的理解;Kuroma則從AI搜尋視角,分析品牌在生成式搜尋中的能見度與引用表現,代表對AI的理解;兩者合力,讓品牌同時掌握人類與AI代理的決策脈絡。再透過Kolr行銷數據平台,將洞察轉化為具體行銷執行,使每一次決策都能以數據驅動、持續優化,協助品牌在AI時代建立長期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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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ala行銷科技事業部總監Donna Hsu
圖/ 數位時代

最後,在論壇壓軸的高峰對談中,程世嘉強調,當前正是典範轉移的關鍵時機,如同過往率先布局SEO的業者得以享有紅利;他認為,這同樣是企業重生的契機,提早深耕者將在此波轉型中佔得先機。尤其,AI轉型已非單機運作所能達成,企業應優先建立基礎建設與治理架構;當自身能力有限,也須慎選合作夥伴、借助外部資源,並在安全可信任的前提下,實現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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