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本喬] 創新是一再自問「還有沒有別的可能」|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我們從小到大聽過不少偉大的發明故事，告訴我們許多改變世界的新點子，來自於科學家瞬間的靈光乍現。比方說，牛頓被蘋果打到頭，或是阿基米德跳出浴缸的那一剎那，都被譽為科學史上的關鍵一刻。讀著這些故事長大的我們，對於發明充滿了憧憬，認為我們也有機會，哪天靈光一閃，頓悟了大道理，做出了令人讚嘆的大發明，從此改變世界，青史留名。如果我們自己做不到，就會希望有聖人出世，天降英才，領導我們邁向光明的未來。於是我們找尋天才，培養天才，期待救世主降臨。

牛頓

但是，發明的過程真的是這樣的嗎？

這是時報出版的一本書，作者是 Kevin Ashton，人稱「物聯網之父」。

作者在這本書中所要闡明的一個中心理念，就是「發明沒有捷徑」。一個新想法的出現，本身並沒有太高的價值。要把想法變成受人歡迎的產品或服務，進而創造出利益，才算是完成了一項發明。真正重大、影響我們生活的發明，都是很多人累積多年的努力，才能達成它的效果。而在發明創造的漫長路上，一定會面臨很多的挑戰和失敗。如果我們只想到成就的榮耀，而沒有適當的心理準備去面對這些挫折，我們就只能看著別人的成功，把它們當作童話故事來讀。

圖說明

物聯網之父Kevin Ashton：「發明沒有捷徑」，照片來自Larry D. Moore分享於Wikipedia, cc by 4.0

而在探索「創造力」這個概念的過程中，許多科學家也不止一次發現：有創造性結果的思考過程，和沒有創造性結果的思考過程，其實並沒有什麼差別。人在生活中累積所接觸的事實，成為自己的參考資料。思考的程序，就是從這些資料的排列組合中，導出新的結果來。所以，一個人的「創造力」，其實是來自於兩個部分：足夠的資料，和好的推導能力。我們只要能放任自己的思維，去探索自己所知事物的所有可能組合，就會有一些有趣的結果出現。現在常用的腦力激盪，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你自己的資料來源不足的時候，設法集結眾人的資料；當一個人的推導能力產出不足的時候，設法集結眾多引擎一起工作。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標準化、齊一式教育之所以扼殺創造力的最大問題了：如果所有的人學到的事實、蒐集到的資料都一樣，而推導的方法過程也都一樣，那麼一百個人合起來，所能創造出來的東西，和一個人有什麼差別？

作者也對腦力激盪這個方法提出了質疑，因為有些研究顯示：把一些有創意的人分開工作，產出的點子，比合在一起進行腦力激盪還多。我覺得這並不抵觸：有創意的人被強迫和別人一起工作的時候，反而為了合作，牽就別人而失去了效率，或是自己的創意被別人的意見「污染」而失去了原創性。但如果是在創作不順利的時候，能聽聽不同的想法，反而可以推導出新的結果。

由書中所舉的一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有創造力、能解決問題的人，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是當他們看來走到死胡同的時候，他們會自問：「還有沒有別的可能？」並且找出這些可能性；一個受到僵化教育的人，則會很快放棄，宣稱：「沒有了，課本上只有這些，老師只教過這些。」

但是，並不是找出新想法就成功了。成功的發明家和一般人最大的差別，就是在產出這些有趣的結果之後，能夠判斷它們是否有價值，對於有價值的想法能夠堅持到實現。同時，在這個「堅持到實現」的路上，發明家們會碰到許多反對的人和意見。鼓吹創新的人會認為這些反對意見都是妨礙進步的阻力，而創新者成功之後，這些反對者就成為世人嘲笑的對象。但是真正成功創新的人，不會把所有的反對意見視為障礙，他們反而將這些挑戰當作自己創意的驗證，謹慎地找出證據來說服別人，最後走上成功之路。（塞麥爾維斯和巴斯德的對比，就是一個最有名的例子。可見本書第三章。）而發明家最大的批評者，往往就是他們自己，他們能夠比別人更早看到問題，在經過反覆淬鍊之後才提出自己的創見。

作者進一步將發明創意累積的過程從個人擴大到社會。他闡述了科學發現史上許多師徒傳承和分工合作，在幾代後或是以幾個國家的力量，解決了重大問題的例子。一個人早上起床到吃完早餐，已經依賴了至少半個世界。所以把重大發明歸功於單一個人或小團體的做法，就顯得膚淺了。

圖說明

一個人早上起床到吃完早餐，已經依賴了至少半個世界。圖片取自電影《It's Complicated》

而創造力和獎勵制度之間的關連，更是許多人（尤其是政府官員）的迷思，以為有了好的獎勵，創意就會源源不絕地冒出來。事實上，真正偉大的發明都是來自發明人本身的熱情，而不是別人的獎勵。有許多的例子更活生生地告訴我們，有潛力的創作者在得到外來的獎勵之後，反而喪失了他們的創造力，再也提不出好的作品了。在許多令人驚訝的兒童創意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成人因為社會的其他制約，反而失去了創造力。

最後，作者再次重申本書最重要的理念：人類的前途不能仰賴少數的天才提出拯救世界的偉大發明，而是要靠所有人一同建立起的社會知識中發展出來的創新。

共勉之。

本文為《如何讓馬飛起來》推薦序，文章授權轉載自翟本喬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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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