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榮] 不再「唸書」的未來?紙本書消逝將帶來什麼改變?
[曹家榮] 不再「唸書」的未來?紙本書消逝將帶來什麼改變?

聽說政府「又」要搶救出版業了。且不論其提出的政策是否真的有效,這個舉動本身就引發了一些反對的聲音,認為不該再因某些「戀物」情結作祟,而不斷重複搶救、搶救再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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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作為一個戀物(書)癖患者,我自然不願就這樣放手。雖然過去我也曾認為現今電子書的發展搞錯方向,但現實確實很難讓人不承認:在知識的傳遞上,紙本書正逐漸失去過去那樣的重要性。

換言之,從比較寬鬆的角度來看,電子書雖然沒有「取代」紙本書的地位,但手機、電腦、網際網路等各種數位化的載具,卻可能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更為依賴的資訊或知識的來源。

關於這一點,我這幾年來在教學的第一現場有著很深的體會。

教學現場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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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動畫《辛普森家庭》

2011年,在教學現場,我遭遇了第一次的「數位衝擊」。在某一堂課,正當講解到一個關鍵理論概念時,我看到一個學生拿起了手機對著我(其實是黑板)拍了照。當時我有一點驚訝,「你在拍什麼呢?」我問那個學生。他解釋說,他拍的是我寫下的板書,這樣比抄筆記來得快。

帶著一絲失望的情緒(開玩笑的…),與不知該如何反應的衝擊,我只好繼續上課。也許有老師在更早以前就已經有類似的經驗,但那是我的第一次。第一次,我不只要容忍學生偶爾偷看手機,還要忽視那隨時會對準我的鏡頭。

2015年,幾年後我又遭遇了第二次的數位衝擊。我很愛在課堂上丟問題給學生(翻轉教育正夯),那一學期剛開學的某一堂課,我又心血來潮地丟出了問題。一個學生很快地舉起了左手,而右手則是迅速地敲打、滑動著他的手機。我點了他,而他也很快地回(唸)答(出)了答案。

我又驚訝了。但這次我很快意識到,得趁機跟他們談談關於學習以及課堂使用手機這檔事。那時候我告訴他們的是:懂得搜尋資訊與懂得思考自己的答案是兩件事情,而學習的目的有時更強調後者。

我以為沒什麼能嚇得到我了,但今年我卻很快地又遭遇了第三次的衝擊。事件發生在這一學期的期中考當天。我們知道大學生考試總不免要臨時抱抱佛腳,過去我當學生時,也總不死心地要老師三催四請後才把書收進包包。但那一天,我看到許多學生沒有在抱佛腳,反而盯著手機滑呀滑的。我心生好奇便湊了過去一瞧,原來那些學生竟在看著手機上的筆記、課程簡報檔!

那時我突然想起某位前輩說過的話,他的學生因為課堂要閱讀的文本太長,在手機上讀起來字太小很辛苦,索性就不讀了!不讀了!不讀了!我聽到當時還覺得荒謬,卻沒想到我的學生如今也正拿著手機準備考試。

紙本書退位與知識的轉型

叨唸那麼多往事,我要說的是,這些現象涉及的問題不單純「只是」為相同內容換個載具而已。我們正站在數位化浪潮的前端,知識的數位化所帶來的改變,將遠多過於那看起來更便利的介面。

關於這一點,還是讓我們借鏡一下歷史。過去我曾提到過,美國傳播學者翁恩(Walter Ong)曾經區分了口語文化與書寫文化兩個時期。另外一位傳播學者Neil Postman則是曾藉著一則埃及神話故事說明,文字的發明將會帶來巨大的改變。

這則故事(簡略地說)是這樣的:Theuth是一位發明了很多東西的神,有一天他對法老王Thamus說:「陛下,我發明的文字將會增強埃及人的智慧、強化他們的記憶…。」但是Thamus並不同意Theuth,他回道:「不,依賴文字的人將透過外在符號的幫助來回憶,這不是真的從人的內在強化了記憶。至於你說的智慧恐怕也是虛有其表。他們可能因此能夠接觸更多的資訊,但卻可能仍然很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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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神祇Theuth,照片來自:Djahuti分享於Wikipedia, cc by 3.0

我們作為生活在文字書寫文化中的人,大概很難理解Thamus何以如此判斷。因為對於口語文化與書寫文化來說,所謂的「知識」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文字書寫、乃至於印刷書本,將原先透過口語、箴言、吟唱記憶與傳遞的知識,固定在線性序列的外在符號之中,讓個人式的、抽象的、理性的分析思考變成知識的基本形式。

這正是「載具」的改變。對於Theuth來說,他認為自己只是發明了更好用的工具(文字)來承載、傳遞知識。但在Thamus看來,改變的不只是載具,而是整個人們關於知識、智慧的想像。

如今,數位化載具就如同Theuth發明的另一項工具。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當它取代紙本書時,也勢必再一次改變人們關於「知識」的想像。當然,如同我們今天不會認為文字書寫帶來的知識如Thamus判斷地那樣不堪,數位化帶來的改變也不見得就會是不好的。只是,我們得儘快弄清楚那會是什麼?以及該如何調適自身才不致於迷失方向。

網絡化的知識

David Weinberger在《TOO BIG TO KNOW》一書中,曾經指出他認為的那種「新」知識型態是什麼。他把它稱為「網絡化的知識」。讓我直接摘要他的話:「當知識變得網路化,房間裡最聰明的人不再是站在最前面對我們說教的那個人,也不是房間裡所有人的整體智慧。房間裡最聰明的人是房間本身:亦即把房間裡的人和想法連結起來,並將之與房間外產生連結的網路。」

雖然中譯本似乎將原文中的network都翻成「網路」,但從上面這段引文可以清楚看到,Weinberger所謂網絡化的知識指得其實是一種不斷連結的知識型態。這種知識既不是「個人的東西」,當然也不是在「網路」上,而是存在於不斷連結的網絡之中。

用我的話來說,網絡化的知識指的其實是:所謂的「聰明人」未來可能不一定是那種靠自己就可以解答所有疑惑、解決所有問題的人,而是如我先前在談未來教育時曾提到的那種「網絡編織者」,也就是懂得去中心化地即時連結資訊、動員資源的人。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越來越習慣這種網絡化的知識。例如說,我上週看了一部以埃及神話為背景的電影,突然好奇電影裡的那些埃及神祇真的是如演出的那樣嗎?沒有多想我便拿起了手機飛快地google到了許多連結串連起來的「知識」。

如果文字書寫時代也有個與Thamus法老王地位相當的人,肯定也會評判我的行為根本也不是真的有知識吧?就像我2015年時趁機對學生們說教的舉動,也是站在「文字人」的立場論斷著什麼才是學習與知識。

但是,如果「知識」的多寡不再是以個人腦袋裡的斤兩來評價呢?如果知識不再只能夠透過個人的閱讀來「累積」呢?如果今天在數位化的媒介環境中,一個人的知識狀態反而要看其「連結」可能性(或是說其「網絡編織」能力)而定呢?

知識的未來?

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否定「個人」還有其腦袋。而是要說:在這個數位載具已然與個人緊密連結的年代,除去個人腦袋裡的知識外,透過「人-機」迴路串連起來的知識,恐怕越來越將成為我們對於「知識」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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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電子閱讀器Kindle。

然而,我必須坦白地說,作為一個在文字書寫文化中成長的人,我真的還無法評判這樣的改變是好是壞?其發展又會走到什麼地步?

但是就像紙本書恐怕勢必要退位(雖然不見得是被電子書取代),數位化的發展終將改變人們對於知識的想像。甚至我們現在所強調、堅持的一切可能都會變得過時。

因此,重要的(可能也是目前唯一能做的)是,我們必須掌握到這其中媒介(載具)的改變所帶來的影響,而不是認為「一切都沒變」,又或者緊抓著文字與書本不放。

指認出知識的「網絡化」只是起點,我們還需要更多的關注來弄清楚知識(與教育)的未來。例如,我正考慮著也許在未來某一次課程中,不是將手機排除在學習之外,而是試試看讓它成為編織學習的一部分。也許會很有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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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揭打詐盲點:截圖難當證據,AI加b-JADE讓數位足跡可驗證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揭打詐盲點:截圖難當證據,AI加b-JADE讓數位足跡可驗證

重點一:數位詐騙生命週期極短,打完一波就轉移陣地,「下架」只處理了眼前的內容,處理不了事後追查。

重點二: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以AI蒐集、分類詐騙廣告,九成以上工作可由AI完成,最終判斷仍保留人工背書。

重點三:透過司法聯盟鏈b-JADE,只把資料的「數位指紋」上鏈存證,原始資料另行保存,目標是降低被害人的訴訟舉證成本。

一則可疑的投資廣告被檢舉、下架,帳號也停權了,多數人以為事情就此結束。真正麻煩的是,廣告消失的那一刻,追查詐騙集團的線索也可能跟著消失。

為了補上這個缺口,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正與司法聯盟鏈「b-JADE」合作,替詐騙相關資料做存證。b-JADE是一套以區塊鏈為基礎的司法存證機制,只有通過程序認證的單位才能提供上鏈服務;資料一旦上鏈,任何改動都會留下痕跡。白話說,就是替數位證據貼上「封條」,讓證據從蒐集到進入法庭,都能驗證有沒有被動過手腳。

詐騙廣告下架,為什麼還不夠?

原因在於數位詐騙的生命週期太短,下架只能處理眼前的內容。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指出,傳統電話詐騙一套劇本可以拉長到半年、甚至一年;數位詐騙則像打游擊,一波結束就移往下一個平台,從廣告、社群到另一個App,一路跨平台引導被害人。

更大的問題是證據跟著斷線。被害人發現受騙時,可能已是半年後,手上通常只留得住最末端的匯款與聯絡紀錄,最初看過哪則廣告、點進哪個網站,早已消失。等到一、兩年後警方抓到詐騙集團,對方就能在法庭上反問「你怎麼證明我投過這則廣告?」劉彥伯以假設情境說明,一個集團原本可能詐騙了30億元,最後因證據不足,認定金額只剩幾千萬甚至幾百萬元。

不過,詐騙活動都會留下數位足跡,包括投放帳號、代理商、投放時間、運作國家與網址註冊紀錄,只要事先保存,日後調閱就「有憑有據」。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
圖/ 數位時代

AI都這麼強了,為什麼還要先做資料治理?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核心主張是:好的資料分析,從好的資料治理開始。所謂資料治理,就是把散落在各平台、格式不一的碎片資料,整理成來源清楚、格式一致、可以互相比對的資料。協會先確認每筆公開資料的來源、時間、權限、版本與隱私,再標上事件分類、風險評估、曝光平台、投放者與網址等標籤,才能找出彼此關聯、還原詐騙網絡。

根據協會的實證簡報,系統在一段監測期間內掃描309.5萬則廣告,通報62.8萬則(約占20%),投放當日偵測率達99.21%。劉彥伯也提到,協會與資安院、數位發展部在打詐通報查詢網的合作中,判斷率接近百分之百。

那還需要人嗎?答案是需要。現行法律仍要求有人為判斷結果背書負責,加上詐騙劇本會隨被害人的回應即時調整,因此協會讓AI處理九成多的工作,最後由人做判斷。

截圖不能當證據?b-JADE如何替詐騙證據貼上「封條」

在AI改圖越來越容易的今天,單純截圖很難在法庭上證明自己沒被竄改過。劉彥伯的比喻是:截圖比較像「我那天真的看過,還拍了一張照片」;可信存證則是把證物放進有封條、有時間、有編號、有保管紀錄的證物袋,「重點不是有沒有留下東西,而是未來能不能驗證這是不是當時那一份」。

這也是b-JADE派上用場的地方,但並不是把所有資料都放上區塊鏈。協會把原始資料與AI分析結果,保存在權限受管控的系統裡,只把每份資料的「數位指紋」交給b-JADE存證。數位指紋的特性是,內容只要有任何改動,指紋就會完全不同,因此能證明資料沒被動過;需要時,再經授權調閱原始資料,兼顧隱私與驗證。依b-JADE規範盤點,協會既有流程已符合19項要求,其餘7項缺口也逐步補強,例如存證時間改採具公信力的標準時間來源,不再依賴電腦本機。

防詐能從事後追查走向事前預警嗎?

可以,協會正把存證從被害人受騙後,往前推到「主動式上鏈」:AI判定高風險的內容,先一步蒐集存證,不必等到有人受害。

小農是第一個場景。許多消費者在網路上支持小農,錢最後卻流進冒名的詐騙集團。協會因此與農業部合作推出「農本人」系統,讓小農自行登錄銷售管道與社群帳號形成白名單,再結合AI蒐集的黑名單,一旦遭冒名就能第一時間發現並報案。這套模式未來也可延伸至網路霸凌、性私密影像等案件。

制度面也在加速。2026年8月,司法聯盟已開設認證專班,邀集司法院、法務部、高檢署、調查局與警政署相關人員受訓,相關存證應用預計明年正式推出,時程仍待聯盟拍板。

劉彥伯坦言,目前從蒐集、分案到下架的流程仍然冗長,技術正好能在保留人為背書的前提下縮短流程。他在《數位關鍵字》節目尾聲留給聽眾的一句話是:「數位安全不只是技術工具,也涉及資料的可信、法遵治理與跨領域合作。」當AI幫人更快找到線索,經得起驗證的資料,將讓每一位被害人在法庭上多一分底氣。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認為,可信存證的重點不是留下東西,而是未來能被驗證。
圖/ 數位時代

常見問答
Q1:詐騙廣告被下架後,還能當作證據嗎?
A:若事前沒有保存,下架後就很難追溯。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建議在內容消失前,保存投放帳號、代理商、投放時間、運作國家與網址等數位足跡,日後才能據以向平台請求調閱。

Q2:手機截圖可以當作詐騙證據嗎?
A:截圖只能證明「看過」,難以證明未被竄改。在AI改圖越來越容易的情況下,透過數位指紋與具公信力的時間紀錄進行可信存證,才能在日後驗證資料是否為當時的原始版本。

Q3:什麼是b-JADE司法聯盟鏈?
A:b-JADE是以區塊鏈為基礎的司法存證機制,只有通過程序認證的單位才能提供上鏈服務。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做法是只將資料的數位指紋上鏈,原始資料另行保存在權限受管控的系統,兼顧隱私與驗證,目標是降低訴訟舉證成本。

Q4:AI可以完全取代人工判斷詐騙嗎?
A:目前不行。依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做法,九成以上的蒐集與分類工作可由AI完成,但現行法律仍要求由人做最終判斷,並為結果背書負責。

Q5:小農要如何預防被冒名詐騙?
A:可登錄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與農業部合作的「農本人」系統,自行提交銷售管道、粉絲專頁與LINE帳號建立白名單,搭配AI主動蒐集的黑名單,遭冒名時能第一時間發現並報案。

完整對談請收聽《數位時代》Podcast《數位關鍵字》E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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