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昶聿] 中國契作740萬台灣青年？爹不疼娘不愛的臺灣創業者們|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中國大陸的新創圈，早已經進入「資本寒冬」

筆者曾於 2014 年就讀北京大學的光華管理學院（主修 MBA）。北京作為中國創業聖地（或者說勝地），又恰逢大陸近年來創業龍捲風四起，人人都想當那「風口上飛起來的豬」，在多次參與所謂「創業比賽」的同時，也真正親眼見證過，傳說中的「風投（即台灣所指的創投）會追著你跑，拜託你收下他的錢」的盛況。

中國政府方面，為吸引海外優秀人才歸國，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所祭出的各種優惠政策、計劃、補助，包羅萬象，琳琅滿目，讓人眼花撩亂。別的不說，就說那名氣最高的「千人計劃」（全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中央政府給予每人人民幣 100 萬元（注意是每人不是每團隊，團隊依各級政府補貼，多在人民幣 500 萬到 2,000 萬元不等），不受戶籍地限制可選擇國內任一城市落戶，只要註冊公司，各式社會保險、醫療保險、住房補貼、子女教育、探親、安家等等待遇，甚至還有買房補貼！中國吸引海外人才，又豈止限於台灣？又豈止是今年才開始？

貝加爾湖邊的寒冬，作者提供

反倒是這兩年以來，由於先前炒作過熱，致使難以計數的新創在前面幾輪的募資以後，因為看不到業績和營收的支撐，使得資金斷鏈，最後團隊解散打包回家。投資人也漸趨保守，中國新創圈多流傳在今年（也有一說是自 2015 年年底) 陷入「資本寒冬」。這時台灣媒體反而大肆報導「中國招募台灣新創團隊」了！？真令人哭笑不得。

臺灣政府說要做『亞洲矽谷』，卻趕走 PayPal 和 Uber

假如「契作」台灣年輕人真的這麼容易，對於台灣政府內的政策制定者、執行者而言，也該有所檢討。姑且不論中國市場的規模是真實抑或想像，中國政府任事者的積極、速度和資源對接，或許才真的是吸引台灣創業者前往的關鍵。

「你說要做亞洲矽谷，卻打算趕走 Paypal 和 Uber」，數位時代翻攝自靠北工程師粉絲頁

日前，Facebook上的社群「靠北工程師」上一則「你說要做『亞洲矽谷』，卻趕走 PayPal 和 Uber」，酸度爆表，卻切中要害。更早之前，詹宏志為第三方支付十數年來和政府相關部門的抗爭。馬雲來台一句：「台灣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在談創新」，就算換黨執政，也難見一絲覺醒。姑且不論亞洲矽谷「蓋大園區」、「發展地方」的硬體思維，對團隊來說，光是申請台灣政府的補助計劃，要先寫個一堆文件不說，好不容易通過一關又一關曠日廢時的簡報、審核，還得憑一堆紙本發票報帳，還得檢查會計項目，到入帳之時已不知何日，更不論那一大堆不知所謂的結案報告文件了。對新創事業而言，最重要的資本不是金錢，而是時間。和對岸相比，人家直接核給現金的做法，也無怪乎不少創業者嗟嘆在台創業「爹不疼、媽不愛」，實在差得太多了！創新創業是台灣邁向下一個產業的希望所繫，執政者應多聽取第一線創業者的意見，切忌在象牙塔裡照過往的陳舊經驗，閉門造車才是。

今天中國契作，如果換做明天他國呢？

從另一個視角，中國拿著大把銀子來挖台灣團隊，不見得會是台灣的問題。畢竟，中國的市場，尤其網路經濟，有其獨特的生態，和外部差距太大。台灣團隊前往中國大陸以前，應當仔細評估，是否從此以後就要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的發展市場。中國市場變動雖快，沒有五年十年，也不是可以輕易攻下的。十年之間，或許有競爭者已經攻佔北美、歐洲或東南亞，其間的機會成本，不可輕忽。畢竟，中國很大，但世界更大。如果當真無法判斷是否要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那麼當地加速器所提供的入駐半年的優惠條件，也提供團隊一個容許錯誤的嘗試機會。只是，新創團隊永遠要記得，創業就是事業本身必須要賺錢，才能長久永續。如果只靠補助，那萬一政策改變之時，又要如何維持呢？

最後，筆者沒說的，或者，我只願意留一點尾巴的是，如果今天捧著大把資金和市場潛力來挖台灣團隊的，是新加坡、韓國，甚至是菲律賓或越南政府，那麼台灣的各界輿論，又會怎樣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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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林昶聿] 中國契作740萬台灣青年？爹不疼娘不愛的臺灣創業者們

圖片來自：千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