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是掌握現代經濟活動最重要的組織型態，全球至少有2/3以上的GDP由公司創造。公司既為股東創造利潤，也為社會提供就業機會，兩者都為國家增加稅收，因此公司既是經濟活動生產面的引擎，也是分配面不可缺乏的樞紐。

依現在全球公司法的規定，公司的使命在為股東賺取最大的利益。但因為公司的觸角已經深入社會各角落，無可避免的問題是：除了為股東賺錢之外，公司是否具有其他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企業應該擔負多少國家稅賦，才算合理？稅後營業利潤完全分配給股東，是否是最理想的設計？

一個經典故事如是說，當年通用公司總裁在被問及如何平衡美國利益和通用利益時，他的回答是：通用的利益，便是美國的利益（歷史學家後來考證，這個故事並非屬實）。如果問郭台銘的社會貢獻，他也可以大聲回答：鴻海集團僱用員工超過百萬，加上上下游產業的員工，有多少企業能夠做出比他更大的社會貢獻？

如果問郭台銘的社會貢獻，他也可以大聲回答：鴻海集團僱用員工超過百萬。攝影／賀大新。

這樣的論點不是沒有道理，但也許過於樸素簡化，而忽略了當今以資本主義為骨架的經濟發展趨勢。

首先是公司在全球整體經濟的影響力仍然在持續擴大中，公司手中掌握的資源累積速度遠較其他公部門或非營利單位為快。資源越多，責任理應越重。

其次是在私部門中，馬太效應持續發酵，大者恆大，富者恆富，大型企業佔國家GDP的比重持續增加。韓國十大企業佔GDP 80%，台灣十大佔60%。美國有FAGA，中國有BAT，它們不但鯨吞蠶食，還像八爪章魚般將吸盤伸進各行各業，成為21世紀裡不折不扣的虛擬帝國。

最後是日益傾斜的分配邏輯。被廣泛批判的1%與99%的分配差距，除了以資本創造利潤的速度遠超過以時間創造利潤的速度外，破壞性創新摧毀工作機會的力道也開始大於創造工作的力道。當白領階級開始發生結構性失業，失業率若長期高於10%以上，任何國家都必須對經濟活動的利益分配開始嶄新的思維。

基於以上幾個原因，公司的機能不能自限於經濟利益的生產端，如何設計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國家以及企業必須面對的課題。

財富重分配的機制

薪資所得是企業最重要的成本，也是最有效的分配機制。最低薪資（適用於藍領）、員工認股（較常用於白領）、限制最高最低薪資差距，以及保障員工參與利潤分紅，這些都是在企業常見的分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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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員工和股東之外，企業必須善盡對社會、人群、環境的責任，這也是一種分配機制。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歷經歐美多年提倡，最近在台灣受到較多的關注，當然是必須繼續加強的方向。此外，所謂自覺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共享價值（shared value）、施振榮先生的王道企業等等主張，都有益於設計更為合理的分配。

不過以上的分配機制都落於企業損益平衡表上的費用科目，剩下來的營業利潤，則由國家（企業所得稅）和股東（股利）分享。國家多拿，股東剩得少；國家少拿，股東分得多。

國家應該拿多少，這是資本主義左右之爭的關鍵。

具有大政府心態的國家，傾向徵收較高的企業所個稅。認為低稅率可以刺激經濟發展的國家，則選擇採取低稅率。各國企業所得稅有高有低，從最高的日本（40%）、加拿大（37%），到零稅率的免稅天堂，如英屬維京群島、百慕達、開曼群島。中間大部份國家的稅率都在15-30％左右。至於台灣，由於多年景氣不佳，政府屢屢企圖以低稅率企圖獎勵投資，擴大稅基，因此不斷調降企業所得稅，從25%降至20%，2015年再降為17%，已經跟香港相當，屬於低企業所得稅國家（但台灣施行個人與企業兩稅合一，個人所個稅負不低）。

由於各國稅率高低差距甚大，跨國公司各國子公司眾多，節稅有道，實際的稅賦遠遠低於總公司所在國的稅率，例如蘋果公司的有效稅賦只有9%，台積電只有13%。由此可見，雖然繳稅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之一，但是合法地採用各種方式降低賦稅，仍然是企業的標準作業程序。

高稅率就能有更好的社會福利？

稅收無疑是一個國家所得重新分配最重要的手段。理論上稅賦越重，政府可以操作的空間越大，重分配的效果越能彰顯，但在民主國家，增加稅賦是吃力不討好的訴求，更何況有兩個因素影響重分配的績效。

首先是政府的效能。雖然各國政府清廉和施政能力不一，但普遍來說，公部門的效率都比私部門遜色。從較有效率的私部門徵取更多的稅收，然後交由缺乏效率的公部門進行重新分配，這種操作既難令人信服，也難叫人放心。

其次是如何設計重新分配的機制。究竟應該救急、還是救窮？給人魚吃、還是教人捕魚？如何能夠救濟弱勢，卻不致於造成依賴？種種考量本來就很難兩全其美，再加上選舉制度下政治人物為爭取選票，針對各族群做出不負責任的政治承諾，以致於政府大量舉債，公共預算捉襟見肘，雖然推出各種社會福利方案，卻往往顧此失彼。

出於以上兩個原因，一般民眾一面反對高稅賦，一面又對社會福利政策產生更高的期望。

然而對於社會安全網最大的威脅是失業率，失業率低，社會福利壓力減小，失業率高，社會福利壓力便急遽上升。在可看見的未來，全球的兩大項隱憂便是：結構性長期高失業率，以及高比率的年輕人失業。

究竟應該救急、還是救窮？給人魚吃、還是教人捕魚？照片來自：Lsuff分享於Wikipedia, cc by 3.0

當失業率長期高於10%，其中青年失業率高於20%時，任何社會都不必奢談社會正義，所得重分配也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社會上本來有許多不可或缺的工作，例如義工服務、親人照護、守望相助，雖然重要卻完全無償，如果用所得重分配的角度，他們可能是所得重分配中被補助的對象，但如果用社會分工的觀點來思考，他們的貢獻本來就應該被社會認可，而得到適度的報償。

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性

如果採用這樣的觀點，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想法便不再是洪水猛獸。簡單地說，UBI主張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若干收入，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和個人尊嚴，而不至於被社會遺忘或遺棄。

一般人當然對UBI有許多疑懼。

最大的疑懼來自UBI是否會降低人們勤奮工作的動機，造成食之者眾而生之者寡、勞逸不均的社會畸形現象。解決這個疑懼的關鍵在UBI金額的計算。如果採取社會所得五等分，將UBI金額界定在最低20%群組的收入，真正受惠者將落在這個社群裡，他們也正是最需要社會關注的人群。而其他收入高於此一區間的國民，既不能完全受惠於UBI，自然會繼續照常努力工作，賺取更高的報酬，維持比最低水準為高的生活。

第二個疑懼是擔心UBI會造成高所得者更高的稅賦負擔。其實目前各種社會福利方案已經形成可觀的財政支出，一般推動UBI的學者，同時主張取消或減少各種名目的社會福利，例如華爾街日報一篇專文中便建議，如果超過21歲的美國成年人每年領取1萬3千美元收入，其中自付健康保險，並同時取消社會安全保險、老年年金等社會福利，美國聯邦政府每年還可以節省兩千億美金。

六月初，瑞士舉辦全世界第一次UBI公投，結果以懸殊比例落敗，充分反應出上文提到的種種疑懼。但在同時，芬蘭、加拿大等國也通過UBI試行方案，希望以實驗結果來驗證利弊，作為未來改進的參考。

未來需要更強韌的社會安全網

綜觀全球UBI的發展，其實理念上的支持者不少，困難仍在缺乏具體的施行細節，因此小規模試行是目前最理想的入手方法。

對台灣現況而言，全民最低收入根本是天方夜譚。 從近來各種年金制度的討論，便可以了解現行許多社會福利方案多為OK繃式，而且吵鬧的孩子有糖吃，結果社會正義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卻不能轉換成理性與感性平衡的周全思考。但台灣既然矢志成為福利國家，在這個時候思辨UBI之類的思潮，正可以讓我們對通往福利國家的途徑有更清楚的方向感。

任何社會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其中既設有激勵機制，讓勤勉努力的人，得到應得的回報，同時也應該建立雖疏而不漏的安全網，提供處於逆境的人奮鬥的勇氣。如果未來的世代，失業率真的居高不下，這張社會安全網勢必需要更為強韌，私部門既需要負擔起更多的責任，公部門也該未雨綢繆，用社會分工的觀念重新探討社會分配的邏輯。

原始來源：獨立評論＠天下，《數位時代》正式取得「獨立評論＠天下」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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