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技或者技術不再中立，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它與人們的關係？「科技當為人民所用，並讓人民在對技術的選用、掌握與熟悉中，獲得對科技的主動權，以及面對當代生活的真實自信。」印度「人民科學運動」的核心人物文諾．瑞納說。
如果科技就是權力，那麼，它是否應該──至少有一部分，應該要屬於基本人權的範疇？印度的「人民科學運動」（People’s Science Movement, PSM）是這麼相信的：科學與科技是基本人權。科技是為了底層者的生活存在，而非為了有勢者存在。
「人民科學運動」將科技視為一種「賦權（Empower）」。組織者以村落或社區為單位，和居民共同討論什麼樣的科技能實質改善生活。這些新科技的應用範圍，涵蓋了飲水、衛生、教育、農業生產，甚至包括社區的管理制度與工具。
舉例來說，印度喀拉拉邦的居民，就自決討論出當地適合使用的農業科技、機具及種植方式。他們拒絕了西方提供的基改種子，而採用更自然在地的種植源頭，這樣，喀拉拉邦基改作物的比例，就比起類似種植條件的地區低上許多，也讓他們獲得更好的健康與長期的收入。「科技該為人民所用，並讓人民在對技術的選用、掌握與熟悉中，獲得對科技的主動權，以及面對當代生活的自信。」運動的核心人物文諾．瑞納（Vinod Raina）如此表示。
印度「人民科學運動」是由下而上、草根式的科技政治參與例子。但另一方面，也有以人民福利與進步之名行管控之實的案例。中國大陸的「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系統，就是從國民的日常、網路言論，分析出他對政府的忠誠分數，進而決定這個人銀行借貸的額度，分數夠高的國民，甚至能在部分醫院享有「先診療後付費」的權力。
而正由於相信科技被強權濫用的可能，某些地下組織嘗試用數位科技直接干涉、影響現實政治。以匿名者（Anonymous）為代表的駭客激進主義者（Hacktivisist），他們於伊斯蘭國（ISIS）展開恐怖行動後，正式與ISIS宣戰。匿名者摧毀了上千個ISIS相關網站，入侵電子信箱、推特帳號、Facebook專頁等，對ISIS的政治形象與號召力產生極大打擊。
為何數位技術能對既有政治權力構成有效的動搖？
第三波資訊革命前，我們活在一個由加減法構成的線性世界：一個對老闆壓榨不滿的勞工，可能搗毀他身旁的織布機，頂多和其他勞工合謀，搗毀一整個工廠的機具，進行有限的破壞。然而由數位技術主導的社會裡，許多行動卻具有槓桿式的乘數效應。以DDoS（阻斷服務攻擊）為例，只要有一台電腦，駭客就能藉由攻擊弱點主機，並將這些主機作為後續攻擊的中繼點，在短時間內動員2n台電腦對目標進行癱瘓。而像臉書等社群網站，則會在訊息分享超過一定數量後，將訊息以乘數的速度擴散開來；這也是2011年突尼西亞民主革命得以迅速串連、推翻應變緩慢的獨裁政府之原因。
在這樣的乘數社會中，似乎，權力迭代的速度會越來越快──數位科技加速了人類歷史的進程，但也無可避免的讓人猜想數位社會的終極形式，它會是一個倡導共善、維護多元的理想國，還是像《1984》所描述的，監控和管制無所不在的烏托邦？
新技術 vs. 舊體制
為何即使公務員上了電腦課、社群行銷進修，政府組織經營的Facebook成效總是不彰？原因在於既有官僚結構、冗長的公關審核過程，反映在對Facebook要求迅速回應的無效率上，是舊有組織型態與新技術無法相容的經典案例。
當iPhone電量=生存概率
對許多從敘利亞逃難進入歐洲的難民來說，手邊最重要的物品不是食物和水，而是手機。他們在逃難中用手機來定位地圖、搜尋附近資源並連絡失散親友。英國BBC頻道曾採訪一名難民，他說：「手機電池快沒電時，就是我最焦慮的時刻。」
資訊處理能力劃出新的階級
深圳街頭的遊民躺臥在待售的商業大樓前，持一支山寨手機，用街區的公用電源、Wi-Fi，便能下載最新的免費遊戲，和無限供應的線上電影。全世界資訊總量的暴增、硬體成本的降低，使任何資訊唾手可得。在未來，社會階級的決定性差異，將從資訊的「獲取」，轉移到資訊「處理」能力的差異。
撰文・攝影／楊智傑 照片提供／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