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LV,打擊仿冒不手軟
王者LV,打擊仿冒不手軟
2007.01.01 | 科技

班耐德.阿諾特(Bernard Arnault)酷愛明星品牌。他聰明的金融交易手腕,不僅使其在一九九○年成為法國奢侈品企業集團LVMH Mo?t Hennessy Louis Vuitton SA的總裁、執行長與主要股東,更被法國新聞平面媒體《Lib?ration》譽為「金融界的馬基維利」。(編按:馬基維利是義大利著名政治家,他的著作《君主論》影響了後世許多政治家,他的理論也被曲解為馬基維利主義,即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強權至上主義。)他打造明星品牌的天賦,成功地使他以兩百一十五億美元財產淨值的身家,登上《富比世》全球富豪榜(Forbes World’s Richest People list)的第七名寶座。
對阿諾特而言,打造明星品牌的公式是這樣的:藉由挖掘品牌的歷史以及尋找正確的設計師來傳達它,鮮明地定義品牌特性(阿諾特稱之為DNA),創造出色的市場行銷話題,並且嚴格監控產品的品質與銷售通路。
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這個品牌無疑是前述公式的最佳範例。LVMH集團二○○五年高達一百六十四億七千萬美元的銷售總額中,至少有七○%是由LV包辦。(該集團旗下同時擁有Fendi、Mo?tet Chandon、以及Christian Dior等知名品牌。)

**造型時髦提包屢創新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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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於一八五四年,LV原本是旅行箱的製造商,並在二十世紀初隨著鐵路與船運旅遊的發達而興旺。到了一九八○年代,LV成為媽媽級女性喜愛購買的品牌,其價格昂貴且製作精良,但在外型上卻相當的無趣及過時。一九九七年,阿諾特雇用來自紐約的年輕、嘻皮設計師馬克.賈克柏(Marc Jacobs)擔任藝術創意總監,這種情形隨之改變。賈克柏仔細研讀LV的歷史,並開發數種不同類型的提包,每一款都各有其摩登時髦的花樣。
隨著提包造型日趨時髦,阿諾特進一步藉由各式廣告的組合,創造出重要的熱門話題。這些廣告宣傳包括眾多知名代言人:歌手女演員珍妮佛羅培茲(Jennifer Lopez)、女演員鄔瑪舒曼(Uma Thurman)、超級名模吉賽兒邦臣(Gisele B?ndchen);和引人注目的藝術家合作:最近期的合作對象為音樂創作者菲瑞威廉斯(Pharrell Williams);企業贊助:LVMH年輕藝術人獎(LVMH Young Artists’ Award)、LVMH探索與教育(LVMH Discovery and Education);頂級的活動事件:路易威登經典車展(LV Classic)、路易威登盃(LV Cup);以及將LV整修中的巴黎門市以兩個價值一百五十萬美元、造型為巨大LV行李箱鷹架圍住的公關噱頭。
然而,最佳也最有效的話題製造者,莫過於LV每季推出的高價限量版提包。這些時髦提包的目的不在賺錢,而在賺取人們欣羨的眼光。因為假使你無法獲得一個限量版的提包,你也極有可能會買下其他一百八十種標準版提包中的一個。
最後,阿諾特嚴格把關LV的高品質標準與通路。單是一個女用手提包就可以擁有一千道的製作程序,而且幾乎每一部份都是手工製成。正牌的LV產品僅在LV門市、精品店、以及阿諾特所擁有的網路商店eLUXURY.com販售。

**建立全球打擊假貨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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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擁有這樣一個欣欣向榮的企業王國,LVMH集團並非如眾人設想般毫無煩惱。事實上,其強大的品牌實力正是其最大頭痛問題的來源。仿冒活動總是伴隨著良好聲譽而來,而LV產品則是世界上最常被仿冒的對象之一。表面上似乎購買一個仿冒的LV提包並不會傷害任何人。然而,如同品牌頻道(brandchannel)曾報導的,仿冒不是一種沒有受害者的犯罪。除了會傷害被仿冒的品牌之外,仿冒品的銷售通常資助了更危險的犯罪企業。
LVMH集團是眾多在全球各地對抗仿冒品擴散的奢侈品品牌之一。儘管仿冒情事持續激增,品牌業者仍舊贏得少數幾場勝利的戰役。二○○五年十二月,北京法院判決北京市知名購物勝地「秀水市場」(Xiushui Haosen Clothing Market)應就其販賣仿冒品之侵權行為,賠償LVMH、Burberry、香奈兒(Chanel)、古馳(Gucci)、以及Prada等五家廠商一萬四千美元的經濟損失。
在其餘亞洲國家,LV仿冒品的製造與銷售網絡已遭瓦解,且仿冒產品也已陸續查獲。在世界各地有數家工廠已經被勒令停業。在法國,警方採取行動逮捕了販賣LV仿冒品的流動攤販。二○○五年初,二十九家來自紐約市中國城附近(仿冒品溫床)的零售業者,被判決要支付LVMH集團五億六千四百萬美元的損失賠償。
另一個案例則反映了設計師間逐漸成形的新趨勢。在此案例中,LVMH集團控告中國城地主理查.卡洛(Richard E. Carroll)容許可疑的仿冒品,在卡諾(Canal)街上七個零售地點販售。「設計師們團結在一起,並決定利用地主責任制的理論,」Kirkland & Ellis LLP合夥人約瑟夫.吉歐康達(Joseph C. Gioconda)表示:「這個理論的概念就是,當地主提供一個安全的所在讓人販賣仿冒品的時候,地主就成了侵害集團的一份子。」
法院的裁決要求卡洛逐出販賣LV仿冒品的房客、張貼告示表明這樣的販售是不合法的,並且允許查核員的隨機檢查。在另一個不同的案例中,LVMH集團說服十八筆土地的地主簽署一項同意書,其中要求地主協助打擊仿冒品販售者、張貼預防性告示、支付法院指派的查核員費用、以及逐出擁有LV仿冒品的房客。
LVMH集團表示它的六十人反仿冒小組以及由兩百五十位代理商、查核員、律師所共同組成的合作網絡,在二○○四年於世界各地進行近六千次的搜查,其中近一千次有進行逮捕。作為其品牌保護策略的一環,LVMH集團也正致力於提高大眾對仿冒問題的重視,並積極發展與不同國家政府當局及全球性組織的互動關係。
然而在尋求外部協助的同時,仍然有些措施是可以自公司內部採行的。關於這點,可以參考德商跨國企業Beiersdorf所設立的榜樣。
Beiersdorf認知到在俄羅斯的市場上,旗下妮維雅(Nivea)品牌髮類產品有近三○%為仿冒品。二○○四年四月,為了防範廣泛的仿冒與水貨市場,Beiersdorf開始在所屬產品上標示防偽標籤(由旗下黏著膠帶品牌Tesa製造,名為Holospot)。這項措施相當成功,一年後俄羅斯的市面上幾乎不再出現妮維雅仿冒品的蹤跡。

本文授權自brandchannel.com 旗下網站Inter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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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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