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看到一家很小的工廠中，一共只雇用十個工人，但每天可以生產4萬8千根針……這是由於正確的分工和將他們困難的作業適當編組起來的結果。」
這是1776年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筆下的分工的世界。透過分工，國家才能找到致富之道，這也是《國富論》這本自由經濟學派的經典著作原意。
這位五十歲的老人，考察過英倫與歐陸經濟發展後，將累積十餘年的手稿，整理成上下兩冊經典大作，影響了二百多年來現代經濟社會的主流價值。
史密斯指出，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分工則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最有效率的分工（包括市場交換也是一種分工），背後都是以自私自利出發的。
「我們能有飯吃，不是由於肉商、酒商或麵包師傅的仁慈，而是由於他們要營謀他們自己的利益。」個人的自私可以有助於整個社會的福利──這句話成了現代文明奉為聖旨的圭臬，但，這真的是史密斯先生的原意嗎？
**逼真地想像到他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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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史密斯另寫有一本大著《道德情操論》，裡頭寫著：「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像到他人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
這是現代日益冷漠自私的現代人，忽略去閱讀的史密斯。如果正確閱讀《國富論》，文章裡頭處處關切貧窮勞工的處境，希望保守的伊莉莎白政府解除不當的「學徒法」、「定居法」等陋規，好讓廣大勞工能夠透過自由分工的勞動市場，獲得窮人最大的「自利」。
這是如何偉大的「利他」情操，讓經濟學之父寫下「利己」的自由市場法則。在21世紀，新的貧富差距愈來愈清楚可以看到是懂電腦與不懂電腦的兩個國度時，也開始有科技企業願意不計利益，以生產平價國民電腦的方式，企圖弭平數位落差的鴻溝。還有更多的科技企業、科技人，是以慈善的方式來奉獻資源、時間與精力到偏鄉教農民或原住民小孩上網。
「教老頭子或歐巴桑學電腦，這有什麼好處？」如果你真這麼想，那你真是個自私的傢伙。「逼真地想像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想想那些不敢、不能也沒機會用電腦的人」，這是本期封面故事關懷的重點。
如何有效解決台灣的數位落差問題，是今年本刊創刊7週年時，準備奉獻給社會的一個專題報導。費時6個月採訪，終於順利在2006年歲末推出，希望能喚醒更多人投入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