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滅地方保護主義 中國當務之急
消滅地方保護主義 中國當務之急
2006.12.15 |

將近五年前就在中國入世後的沒幾天,《遠東經濟評論》發表專題評論「到達您想去的市場,不僅僅是距離的問題」,開頭第一句話就是:「如果您是一家外國公司,打算將產品銷售到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市場,請一定要慎重考慮。」作者隨後指出,在中國各省之間高高豎起的貿易壁壘,很可能使許多國際企業懷抱的中國夢,變成一場災難。

**地方政府各自為政重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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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年代開始,以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為指導基礎的「傾斜發展」模式,造就出東南沿海區域的繁榮增長,卻也導致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格局,自東部、中部以至西部,無論經濟總量、人均水平、吸引外資量、投資規模等都呈現逐步減弱的趨勢。
這種區域間差距的不正常拉大,使得地方政府紛紛伸出「無形之手」,從各地設立的非法攔路檢查站,到各個地區自行規定的保護性產品質量標準,地方保護主義痕跡隨處可見。他們競相投入「價高利大、投資周期短」的加工業,雖然在短期內引進了大量資金,但是也造成各種問題。
其中最嚴重的是重複建設。市場機制的一個重要功能,是使經濟資源得以優化配置,然而在地方保護主義的大旗下,企業只能在自家門口生產、銷售。以近來蓬勃發展的汽車產業為例,據調查,僅北京一個地區就有十一家已建成和正在建的汽車交易市,另外還有九家正在規劃興建當中。弔詭的是,北京地區新車的年銷售量還不到二十萬輛。
上海正在規劃建設的「上海國際汽車城」占地更大,投資高達三百多億元。其他包括一些二線、三線城市,也急起直追規劃建設汽車城,而且還要互相比較,投資一定要比鄰縣的多,造成資源大量浪費。

**中國省與省之間的關稅高得離譜

**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聯席董事洪文昌指出,許多地方政府不管本身是否有足夠的條件,一窩蜂地生產和其他地區相同的商品,八○年代中後期一些盛行的家電及組裝加工專案,如彩電、電風扇、洗衣機等,以及九○年代初以來的汽車、電子、石油化工等產業,先後成為各地方競相引進的項目。然而缺乏規模經濟再加上過度競爭,這些產業最終只能在低水平、低效率的層面上打轉。
地方政府在保護本地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損害了普通消費者的權益。對於消費者而言,市場競爭的好處之一,是他們可以根據商品價格、服務品質以及自己的喜好來選擇。然而由於地方保護傘的存在,外地的產品和服務無法跨越市場壁壘自由進入,使得消費者經常為了選擇自己喜好的東西,付出不合理的高昂代價。
根據法國經濟學家龐賽的研究發現,一九九七年中國各省之間貿易商品的平均關稅為四六%,比十年前提高了整整十一個百分點。這個數字相當於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貿易關稅,並且超過了同期歐盟成員之間的關稅。
因此,在北京生產、只賣人民幣二元的燕京啤酒,到了上海卻因為地方性的關稅,價格上漲到二十元,競爭力當然遠遜於只一罐不到二元的的本地品牌「力波」啤酒。而現代(Hyndai)汽車可以在北京當計程車滿街跑,到了上海以後,就是不敵上海一汽生產的福斯(VW)汽車,也是一樣的道理。
地方保護主義不僅戕害了消費者的權益,同時也是中國企業發展國內市場的最大障礙。靠著關稅壁壘和各種人為操作的制度,地方企業無需競爭便可以輕鬆生存,導致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無法打造出全國性的品牌。中國最大建築公司上海建築集團的主席史立文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憤慨地指出,正是地方保護主義,限制了他的集團在上海之外的業務拓展。

**中央政府對地方保護主義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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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入世日期接近,中國政府正在計畫新一輪對地方保護主義宣戰的措施。其中包括對稅收制度的改革,規定地方政府把轄區內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稅收直接上繳國庫,而不是由地方政府代管。
未來對官員的升遷任免,將不僅僅考察其任期內轄區的經濟發展比率,還要綜合考察該地區的整體經濟實力。整體來說,中國政府正在透過完善法律機制,以及建立法制的公平經濟環境,來整治各地方盤根錯節的保護主義。
中國曾經流傳一句笑話:全國有多少個政府,就有多少個市場。雖說是玩笑,卻也反映了地方保護主義的嚴重程度。在加入世貿組織後,來自「體制外」的壓力或許能幫助中國盡快實現這個目標。「這可能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好回報。」香港城市銀行經濟學家張安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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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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