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我在網路上的一篇文章，看到關於去年秋天倫敦地鐵的一個社會實驗。一位名叫鄧恩（Jonathan Dunne）的人製作了一批印有「Tube chat」的徽章，打算以此挑戰倫敦地鐵長久以來的「沉默」。當然，這個運動不只失敗，還惹來倫敦人大舉反彈，在Twitter的#tube_chat標籤下，抵制甚至譴責這個運動。
倫敦地鐵的社會實驗
現代城市公共空間中的冷淡與沉默其實不是新鮮事。就如同我看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主張的，畢竟，大城市的生活充滿各種壓力與勞累，甚至不誇張地說，公共空間中的移動、通勤，也許真的就是某些人一天之中得以短暫喘息的時光。
因此，社會學家很早以前就指出，在大城市中生活的人們，往往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有不被打擾的權利。或者說， 我們都認為在公共空間中，「禮貌性地忽略」（civil inattention）是一種幾近於常識的人際互動技巧。 亦即，人們雖然總是看到了、聽到了、甚至觸碰到了彼此，但卻都假裝自己什麼也沒看到、沒聽到。換言之，我們應當心照不宣地為彼此保留「獨處」的可能性。
然而，城市公共空間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城市的獨處」是城市內部技術環境變遷造就的產物。如此一來，我們還可以追問的是，城市的未來會不會再次隨著科技的變遷而改變？
關於陌生人
要理解城市的公共空間是如何沉默下來的，就得從「陌生人」開始談起。社會學家洛夫蘭（Lyn H. Lofland）認為，城市生活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與陌生人相遇」開始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例行事件。
另外一位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對於陌生人的定義，則清楚透露出與陌生人互動的難處。他認為， 陌生人是一群既不定居在我日常生活中，也不是今天來、明天就走的人。 換言之，陌生人不定居在我的生活中，所以我無法與其漸漸發展出熟識的關係；但他們也不是明天就走，因此似乎也無法全然忽視其存在。
至少對於歐洲社會來說，大概在16至18世紀間，這樣的陌生人大量地出現在城市當中。就像我剛剛說的，人們不是從一開始就打算「冷處理」這群陌生人。相反地，當時的人發展出一套應對陌生人的交往方式。粗略地說，這是一種盡量以「非個人」的方式進行互動的方法。
這種非個人的互動方法有兩個原則。其一是，人們會透過外在的衣著打扮，初步地分類彼此的社會位置，但不藉此揣想個人的品性或性格。其二則是，在言談之中，不透過任何外在環境（例如，說話者的背景）來解讀所說的內容。在當時，即便你可能猜得出對方的出身、背景，若在言談中透露出一絲這樣的訊息都是相當無禮的事情。
城市的加速與轉變
從能夠以非個人的方式與陌生人來往，到今天認為陌生人應尊重我的「獨處」權利，這轉換在社會學家桑尼特（Richard Sennett）看來，源自於19世紀以後城市內部環境的加速。
城市一直都在加速。打從經濟市場的脈動支撐起城市的發展開始，如何讓城市的生活更為流暢，一直都是城市設計的主要目標之一。然而桑尼特認為，19世紀以後的加速有一個重要的特徵，也就是此時的加速目的在於創造一群能自由移動的個人。
除了舖設越來越適合運輸工具高速移動的外在還境外，運輸工具的內部也產生了改變。各種運輸工具內部開始將座椅加裝上有彈簧的椅墊，讓旅客坐的更加舒適。這種舒適的移動環境，讓疲累工作的人們越來越選擇從人群中退縮回自己的世界中。
換言之，一方面，公共空間越來越被想像成僅是「被通過」的空間，而不是停留、聚集的所在；另一方面，人們快速地通過公共空間的同時，身體卻是不動地沉浸在舒適的座位裡，彷彿那被動的身體在速度中，脫離了這個充斥著陌生人的城市空間。
公共生活的復歸？
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公共空間中的「禮貌性忽略」是很重要的人際禮儀，讓我們至少能夠在今天這個充滿窺探目光的社會中，放鬆緊繃的神經。也因此，Tube chat運動被強烈抵制可以理解。
但反過來說，如社會學家鮑曼所說的，這樣的生活也不可避免有其損失。不僅城市空間顯得冷漠，更重要的可能是，我們迴避了在公共生活中與陌生人互動、交往的可能性。而這種與陌生人的互動、交往，正是建構有意義的公共生活的起點。畢竟，相較於與我們「同溫」的熟人來說，陌生人更可能帶來不一樣、多元的聲音與觀點。
我們的「公共生活」可能再次回來嗎？這是如今猶未可知的問題。但如果城市的沉默是一連串技術環境變遷的產物，我們也就可以預期它還有著轉變的可能。而對我而言，類似Ingress、Pokémon Go這類AR遊戲（即便它們只是遊戲）正有著帶來這個改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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