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憂慮台灣的小確幸世代缺乏企圖心甚至狼性，美國則似乎理所當然是創新創業的標竿，矽谷更是這個時代的神話。

不過，一位在公共議題頗有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者泰勒柯文（Tyler Cowen）剛出版一本新書「安逸階級」（The Complacent Class: The Self-Defeating Quest for the American Dream），認為美國人放棄了他們過去冒險進取的傳統，而只是尋求安逸。他們更少跨州移動搬家，更少換工作、更少創業，更多地和類似的人結婚，且根據演算法所做的生活選擇讓他們越來越只是和熟悉的事物接觸。其結果是美國變成更分裂（segregated），更不平等和停滯不前。

「我把安逸——一種對現狀表示滿意的感受——當作是美國生活中越來越明顯的現象。我提出『安逸階級』這概念去描述在這個社會有越來越多人去接受、歡迎對於新的、不同的或具有挑戰性的事物的抵抗。」

他在書中提出許多不同現象，認為這些現象創造出一種「以小群體為基礎的社會停滯的時代精神」。

舉例而言，美國人跨州的移動居住，現在比1948到1971年之前的平均掉了51%。在交通領域，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交通和行動的速度不斷增加，但從七零年代以後，在美國的交通移動就越來越慢，而不是快。

更有趣的是，和一般認為美國當前巨大創業風潮的印象不同，美國新創公司的數量自從1980年代以後就不斷下滑。即使是在科技領域，以數量來說，新公司的出現和擴張的高峰是在2000年，而後至今都是往下掉，以比例來說，新公司的比例從1980年代以來更是不斷下滑。尤其，不只是新創公司減少，新創公司的成功比例也減少。「所謂的獨角獸，大多是迷思而非現實」。相對的，市場壟斷的現象更為嚴重。

這個現象也呼應了美國的生產力不振。從二十世紀初到1973年石油危機間是美國生產力增長的高峰，後來就一路下滑。就個人所得來說，現在男性薪資的中數比1969年時還低。社會流動更是停滯，在八零年代後，中下收入者很難向上爬，這是許多人都共同指出過的現象。

此外，以生活水準的進展來說，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中，一般美國人的生活經歷了革命性的轉變，然而，「如果你回去看1965年的電視節目，你所見到的世界和如今是差不多的。」這和去年我在本欄文章「別讓現實局限了我們的想像能力」討論過的另一本書《美國經濟成長的起落》十分相似：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電腦與科技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和具體生活的改變，遠沒有第二次工業革命大。

缺乏創新與創業外，人們也越來越被隔離：被收入、教育、種族所隔離，反過來說，是類似的人越來越選擇住在一起。根據收入的隔離，在七零年代到2000年之間迅速上升（九零年代稍微好點），在2000至2007又更迅速增加。因此，居住在都市和鄉村的人群與價值差距越來越大。2016年的美國大選結果就是最好證據。

這種群聚／隔離不只在現實世界，網路世界更是如此：表面上人們在Spotify或者亞馬遜上，選擇變得非常容易，但這也代表人們更會選擇與他們相近的事物。生活中的冒險，和陌生人相遇的驚喜，都被演算法所驅除了。人們輕易地就會被自己的選擇覺得滿足。

這種停滯不前的另一個徵兆是政治。目前美國聯邦政府預算中只有20%是可以執政者所決定，其他都是既定項目的預算，這個比例在2020年更可能會降到10%。但在1962年，有三分之二的聯邦預算不是被鎖定，而是可以被自由配置。因此，除非增稅，不然政府很難有錢去制定新計畫已面對這個快速變遷的世界。「低度的財政民主是停滯和缺乏對未來大膽想像的徵兆。」

這個安逸階級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他說，這個趨勢主要起源自八零年代中期，因為當時美國已經遠離六零年代的政治和社會風暴（青年反文化運動、反戰運動、搖滾樂、嬉皮、黑人民權運動），以及七零年代的經濟低潮。對許多人來說，在雷根時代，美國似乎又開始振奮起來，不但經濟復甦了，且美國似乎又重奪世界霸權，且不久之後，蘇聯就瓦解了。

但真是那麼簡單？這是本書弱點之一。柯文並沒有把不同線索，例如網路演算機制造成的泡泡、聯邦預算的固定化，和缺乏創新精神等現象，整合成一個完整論述。在某些段落，甚至顯得牽強：例如他說藥物或許可以被合法化，但是美國選擇了最讓人安靜和想睡覺的藥物：大麻。但六零年代青年最愛用的迷幻藥LSD則讓人更充滿想像力與創造力的。

另一個問題是，到底誰是安逸階級？在第一章中，他似乎指涉所有美國人，不論是贏家、中間奮鬥者或是魯蛇。但在某些段落他強調問題似乎主要在於既得利益者：「美國失去了自我創新的能力。美國人，至少是美國的贏家，對於這樣的衰落是愉悅地接受。」而在其他地方，又特別認為是年輕人：「不用驚訝，美國的千禧世代並不是一個具有創業精神的階級。30歲以下美國人擁有企業者從八零年代至今已經下滑65%。」

而且，美國真的是停滯嗎？川普的訴求「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他當選總統，這代表顯然許多人覺得過去比現在好，但這是因為過去更有衝勁、現在停滯了，還是因為現在變化太快（不論是產業或是文化價值），所以川普支持者無法接受？

對本書更大的挑戰是，「安逸」真的是一個問題嗎？

他自己就說，他說「和平和高收入的確讓人不會去不停地追求新東西。」在他眼中，歐洲和美國這些已開發國家都是屬於安逸社會。彭博專欄作家史密斯（Noah Smith）也質疑，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旦社會富裕了，無可避免會比較滿足。「事實上，這就是致富的目的！」一個富裕社會當然會比較停下冒險腳步，比較減緩野心，而更重視不同價值或者生活品質。要拿現在的美國和過去追求發展的狀態，乃至於拿去和當前中國的「野心時代」比較，恐怕是不恰當。

同樣，許多人喜歡拿台灣和中國比較，也太簡化問題。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歷史背景，本來「狼性」程度就不一樣，也不需要一樣。當然，這不是說我們就應該安逸，不去解決問題。柯文對美國的診斷未必正確，但問題意識是重要的：「安逸是因為人們對國家問題缺乏急迫感，而不是因為真的覺得快樂。許多人對美國感到擔憂，但卻沒有急切去回應。」

我們當然不應該對台灣感到安逸或自滿，因為這個島嶼確實有太多屬於我們自己的問題，必須去面對，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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