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子的「利出一孔」看科技與集權

2017.08.02 by
蕭瑟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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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德智庫共同創辦人暨專欄作家。沒事看書充飢、有閒寫文聊聊時事。現專注於教育科技、社會企業、科技創業與創業輔導。

從管子的「利出一孔」看科技與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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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雖已號稱民主自由,但是當初「利出一孔」的遊戲環境延續至今,也是科技業難以發展的原因之一。

日前,傳出中國官方將進一步加強中國的內容與資料管制。中國的防火牆自開放網際網路以來就存在,除了中國以外,許多國家如古巴、沙烏地阿拉伯、北韓、伊朗與越南等政府都積極管制其國民的網際網路瀏覽範圍甚至連先進的新加坡,都對網路內容進行局部管制。

究竟為什麼這麼多國家,甚至連民主共和國都視網際網路為莫大的威脅?其實,這些當權者的馴民術,是遵循人類史上長達千年的脈絡。

千年來集權者的馴民術

華夏歷史上,有一位備受推崇的賢人-管仲。管仲又稱管子,是法家思想的中心人物之一,在華人歷史中,管仲被崇拜的程度不下西方的柏拉圖,連三國時期的諸葛孔明自誇時都將自己喻為管仲,可見其在華人思想史的影響力。

管仲提出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利出一孔」。

所謂利出一孔,就是將國家的利益分配交給單一管道。在春秋時代,管仲主張「農戰」,意即維持農業社會,一方面強調讓百姓從事勞力工作,另一方面打壓商人,貶其為「巧言虛道」。而封地與社會地位的提升,都需透過君王冊封。

管仲精心設計的這套封建系統,希望讓人民為衣食勞碌,除了透過農業溫飽外,國家政治、軍事與學術等資源都由君王分配。管仲認為,唯有用這種方式管理國家,才能夠讓君民上下一心,國內則能維持和諧,降低政治鬥爭與起義造反的可能性。

管仲的這套思想,奠定了往後華夏文明千年歷史的專制基礎,而利出一孔的概念,從經濟被應用到學術,促成君王控制全國學術思想發展動向的傳統。隋朝後,科舉更是利出一孔在經濟和學術方面上的最佳實踐制度。

在華人歷史上,每當君王想要集權,必然重農抑商,甚至大興文字獄,久而久之,這脈絡在華人的民族性中也根深蒂固。華人自稱「漢人」或「唐人」,因為華人崇尚極權強軍的「風光年代」,反觀,華夏文明史上經濟和文化最繁榮的宋代,在多數華人心中,卻被貶低為受盡外侮的政權,殊不知,宋代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後,華人學術與文化思想最發達,進步也最神速的時期,連近代閱讀的儒家經典,都是以宋朝理學為基礎,而非先秦儒家。

宋朝因為不抑商,使資本主義萌芽,刺激繁榮的金融、製造與礦業等產業,庶民也因此富裕。但是,這些都違背了管子的利出一孔思想。

宋代輝煌的文化與經濟史在國民歷史教育中被淺淺帶過,而文天祥與岳飛等末代忠臣反而佔據了版面。很諷刺地,在我們的國民歷史教育中,漢朝與匈奴以及唐朝與突厥的戰爭,比宋朝的學術與經濟改革更受矚目。

當然,利出一孔的觀念並非華夏文明專有,在世界各地也有類似的思想脈絡。

閱讀西方史時,我們常被灌輸羅馬帝國因日耳曼人入侵而淪陷,而日耳曼人放火燒了亞歷山大圖書館,摧毀西方的文明基礎,使歐洲進入長達千年的黑暗時期,直到有人從中東帶回希臘與羅馬經典,才刺激歐洲進入文藝復興時期。

放火燒掉一座圖書館就可以摧毀整個西方文明,這種鬼話,你相信嗎?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

日耳曼族人於公元410年攻入羅馬,實際上只是打垮了西羅馬帝國(羅馬帝國早在公元330年就已裂為東西羅馬帝國),並沒有消滅所有的南歐文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羅馬(城市)淪陷後,歐洲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生態,就是神職與世俗政治的分裂。原本西羅馬帝國的政治和軍事體系在公元476年後已差不多瓦解,但是羅馬教廷卻保留了下來。

攻入羅馬的日爾曼人雖然非天主教徒(Catholic),但是許多日耳曼人已信奉基督教的阿里烏教派(Arianism),因此在西羅馬帝國淪陷後,許多日耳曼人也逐漸接納天主教,並視羅馬教廷的教宗為宗教領袖。同時,強大的羅馬帝國被許多小型的王國與諸侯國取而代之,這些王國中,由君王行使封建制度,將王國內的利益分配給貴族與武士,往下再分配給農夫與百姓。

而「利出一孔」的政治思想,在往後一千年左右的中世紀歐洲以兩種形式存在。首先,王國中行使的封建制度相當於管仲的「農戰」,確保君王掌握利益支配權,而為衣食操勞的人民也無暇去反抗君王,這是世俗政治中的利出一孔。

再來,羅馬教廷在西羅馬帝國淪陷後沒有強大的羅馬軍隊保護,必須想方設法保護自己不被日耳曼與其他族群的王國挑戰。羅馬教廷所掌握的,就是宗教與學術兩張王牌,在中世紀歐洲,學術活動多集中於神職人員,因此只要掌握教廷,即可掌握歐洲大半的學術與知識脈絡。由於羅馬教廷是天主教廷的中心,教宗可以利用羅馬教廷在天主教徒心中的地位,威脅各王國君主,羅馬教廷在各王國派駐了主教與其他神職人員,美其名是服務信眾,實際上就是監視各地君主與王族。同時,各地君主必須接受教廷加冕才能登基,否則教廷可以聲稱君主無「天佑」,進而否定其政權正當性。

在天主教「東西分裂」(東正教脫離天主教)前,歐洲的宗教聖權與學術知識幾乎全盤被羅馬教廷壟斷,許多王國君主與其封建體制下的人民都沒有受過教育,因此除了老老實實地向教廷低頭以外,是沒有能力去策畫推翻教廷的。這是神職政治的利出一孔。

即使到了近代,專制政權依然遵循相同脈絡。共產黨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鬥爭地主與知識份子,將所有經濟與知識的支配權重新集中於當政者手上;同時,國民黨戒嚴時期前後狙殺許多知識分子,並透過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等政策削弱地主勢力,將經濟利益重新分配至「政治正確」的財團手中。

富有的庶民與集權的瓦解

若從利出一孔的觀點來看,集權的瓦解,無非利益分配的管道增加,不再集中於當權者手中。

以中世紀歐洲為例,最後世俗與神權集權政治結構的瓦解,原因在於民間貿易的興盛。當民間的貿易活動蓬勃,就會產生更強勢的金融業與工業,更多的庶民也因此富有,不再依賴貴族與神權的資源分配。當百姓富有之後,便有機會受更高等的教育,有能力參與政治,這一系列的改變,一方面動搖羅馬教廷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動搖各國君主的政治資本。

隨後,羅馬教廷的影響力崩盤,失去對歐洲各地的絕對影響力;同時,歐洲部分貴族與靠金融與工業致富的民間家族聯手推翻了其他王國,開始建立更大型的國家。歷史上的前車之鑑不勝枚舉,因此當權者無不絞盡腦汁思考預防之道,不讓利益分配的體系被打亂。

中國與美國科技業對集權者的衝擊

來到了今日,許多當權者不得不重視科技業對於當權者的威脅。

即使我們以民主建國的美國為例,在科技業崛起後,美國的財富重新洗牌。19世紀和20世紀在世界呼風喚雨的羅克斐勒家族(Rockafeller)、美隆家族(Mellon)、杭特家族(Hunt)、杜邦家族DuPont)等美國家族,其百億美金之家族財富與今日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貝索斯(Jeff Bezos)、彭博(Michael Bloomberg)、艾利森(Larry Ellison)、祖克伯(Mark Zuckerberg)等相比,已有一大段落差。全世界10大首富中,五位來自於科技業;而前20大首富則有七位來自於科技業,他們分別是微軟、亞馬遜、甲骨文、彭博與Google的創辦人。

從這方面我們看到了科技業所創造的巨大財富,足以撼動國家政治,使其重新洗牌。

從另一方面,光是微軟、亞馬遜、甲骨文、彭博與Google等幾家科技公司就聘僱超過四十萬名工程師、產品經理與業務經理等高知識員工,這些員工薪水從十萬美元起跳,是美國平均家庭收入的兩倍以上。

這意味著,科技業大幅成長的同時,也創造了一批高收入的中產階級。這階級的家庭與員工教育程度極高、消費力高而且政治參與度高。這批中產階級不論人數還是財力,若團結起來亦可對國家政治產生極大的影響。

從管仲的理論看來,科技業至少給國家的利益分配體系多開了兩個孔,以管仲的觀點看來,其國必死無疑(當然,事實上遭殃的只有當權者)。

故此,中國在發展科技產業的同時,也看到了科技業發展起來後對於當政者的極大威脅,因此從一開始就透過官二代的裙帶資金掌控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如被台灣人當神在拜的馬雲,背後成功的奧秘就是中共的太子黨,而華為則是解放軍一手扶植出來的企業

這一切設計,都是確保中國的科技產業不會產生「政治不正確」的富豪跟政府作對,而其下的中產階級,只要政府持續打壓民主、持續打壓資訊自由,這些受過教育的人民反對政府的力道就能夠被控制住,畢竟這些人民仍然沒有參政的權利。

台灣的科技業與政經版圖

台灣由於二十世紀的政治歷史淵源,黨國體系培養了一票「政治正確」的財團,與政府聯手壟斷一切利益分配。台灣過去幾十年的成功公司,幾乎都是企業集團轉投資,真正白手起家的比例非常小。

台灣目前雖已號稱民主自由,但是當初「利出一孔」的遊戲環境延續至今,也是科技業難以發展的原因之一。

首先,台灣的公司法是這體系的幫兇之一。過去台灣的公司法設計打壓技術股,使得知識人才在草創時期即需將公司的主導權讓給資方,即便在閉鎖型公司法通過後,文化慣性仍難以克服,如今要資方從過半股權減少到兩成股權,大多數資方仍不願意買單。而即使法令先行,只要多數資方不買單,科技公司籌資時就會遭遇極大的經濟租(Economic Rent),仍須向資方低頭,最後,利益分配依舊失衡。

再來,台灣目前的最大競爭力仍來自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與服務業。而勞力密集的工作者,相當於管仲同期的農耕者,除了為了衣食勞碌外,基本上沒有能力與資源選擇與資方與當權者對抗。
隨著台灣經濟每況愈下,無論何種受薪階級的薪資水準與生活品質都在下降。這意味著,台灣受薪階級難有資源可以用在投資與創業等有機會創造額外價值的活動上,因此利出一孔的情況會持續惡化。

最後,台灣年輕人的機會也被「利出一孔」。怎麼說呢?台灣年輕人受教程度高,但由於台灣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尚未成熟,因此高知識人才在台灣也無用武之地,該怎麼辦呢?很多人選擇遠赴美國、香港、新加坡與中國等地讀書工作,跳脫台灣的就業死胡同。

諷刺的是,能遠赴他國讀書與工作者,通常在社會上就擁有相對多的資源,這意味著只有在這利出一孔社會中得利者的後代,才有機會跳脫這利出一孔的環境,尋求出路。

最後,台灣社會在這循環中更加失衡。

總而言之,台灣目前的經濟與政治權力板塊難以撼動,最終仍在於沒有像科技業這種高附加價值產業,創造新財富以及新的高收入中產階級,讓經濟與政治版圖重新洗牌。

科技業在台灣是否能像過去傳統產業與電子業一般開花結果,必須要看台灣如何誘使資方加碼投資,並且妥善運用這筆資金創造成功案例,方能突破這利出一孔的無限迴圈。

直到台北跟舊金山、曼哈頓、西雅圖一樣可以看到口袋滿滿的高知識員工滿街走之前,我們才會看到國內的政治被更強的新經濟利益與民意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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