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二十一世紀工作論》，商業周刊出版
電腦不只是另一項有價值的發明，足以和洗衣機或影印機相提並論。數位電腦代表的是更基本的東西：強大到讓我們能在所有的生活層面透過不同的方式把事情做得更好。將數位電腦拿來與蒸氣及電力相比毫不遜色。
工程師嘗試改善計算機器可能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機械運算的進步是在十九世紀才真正加快速度，直到二次大戰才改變了電腦運用的世界。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發展新的機器來破解密碼或模擬核爆，過程中為戰後的電腦產業立下根基。戰後數年間，工程師在發展重要的新零件上有了重大斬獲，使其愈來愈強大但體積愈來愈小。更小更便宜更強大的零件促成龐大的新個人電子產業，生產立體音響、電視、計算機、電玩系統—然後是個人電腦和手機。
電腦運用的進步很大部分是「摩爾定律」（Moore’s Law）的展現。一九六五年，英特爾共同創辦人摩爾（Gordon Moore）認為，他的產業可以讓積體電路裡的電晶體數目大約每兩年增加一倍，且這種速度可能會持續下去。
過去半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維持此速度驚人的進步，電腦原本是房屋那麼大的機器且成本高昂，卻因此變成隨時可以運作的小巧裝置，小到現在全球約30％人口的口袋裡都有。歷史的這個片段發生在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家柯文所稱的「大停滯時期」（GreatStagnation）。
但運算力經過半世紀的驚人進步，不知為何卻沒有讓人類回到十九世紀社經巨變的時代。
有些人似乎認定這就是電腦時代的極限了。2000年代，摩爾開始向聽眾提出一個思想實驗：他想知道，他們是否願意接受這個世界具備直到2000年為止的所有技術，或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技術但沒有室內水管裝置？他的小試驗有效地傳達他的看法，二次工業革命帶來巨大的轉變，那是網路時代的進展難以企及的。Google的確很了不起，但帶來的改變不及自來熱水。
但我最喜歡這個思想實驗的地方，恰恰是因為它也在無意間提供了反證。當摩爾開始提出這個問題時，答案明顯是選擇要有室內水管裝置，明顯到讓這問題像是一則笑話——那也是摩爾的目的。但隨著一年一年過去，答案變得不是那麼明顯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很多人而言，智慧手機顯然比室內水管裝置更重要：後者雖然不錯，但前者讓他們能與全球經濟建立極寶貴的經濟與社會連結。
過去半世紀裡，數位革命的改變力量穩定明確地成長，電腦成為通用技術的可能性這時已開始實現。
數位失望年代
那麼到底為什麼花這麼長的時間？從人們廣泛運用電腦到發生革命性的社經改變，期間有明顯的延遲，這要怪兩個原因。第一，偉大的新發明無法改變社會，除非社會能學習有效地運用該發明。即使所有的人（或幾乎所有的人）都可明顯看出新技術的光明前景，社會也可能要花數十年進行自我重塑，才能收割技術的果實。
工業化的同時也發生了社會的全面性改變—包括大規模都市化；教育程度明顯提高；國家的規模、角色以及人們選擇政府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這些不只是技術改變的連帶影響，而是社會以這些方式演進，以便發揮新技術的生產潛力。重新塑造社會不是快速的過程，因此，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充分利用新技術帶來的機會。
可以想見，電腦也面臨自己的調整期。處理器的驚人成長速度和記憶體的價格崩跌本身並不會提高生產力。要提高生產力，電腦製造商必須想出如何以最吸引人的方式將電腦零件組成某些裝置，讓公司與家庭會想要購買。接著企業要弄清楚軟硬體如何組合，才能更省錢或提高產出。
當公司認為已解決這些問題，接著必須採購設備，雇用會使用設備的人，重新安排他們的作業方式，以便充分利用新的機器。當學生想要弄清楚大學該讀什麼科系時，必須了解具備特定電腦互補技能的人才是企業比較有興趣的，從而調整教育計畫。
除了舊企業嘗試運用新技術讓現有的做法更有效率，同時也會有全新的企業冒出來，希望能利用新的技術，以激進的新方法解決舊問題。當有些老式零售商採用可追蹤存貨和消費者購買紀錄的條碼和軟體，貝佐斯（Jeff Bezos）卻創立了亞馬遜。當這兩種公司實驗新的做法時，便會因應零售商的需求而形成或逐漸發展出互補的事業：好比專注在倉儲和貨運的後勤業務，或是能敏銳把握網路市場的產品銷售商。
新技術的實驗以及公司、勞工與消費者的適應過程會呈現這些重複的循環：出現某種創新之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看出生產力的提升或生活方式有明顯的改變。資訊科技的適應研究顯示，投資新技術後，一般要五到十五年才會看到因投資而出現生產力的明顯提升。
網路熱的倖存者，如亞馬遜和Google，直到進入2000年代相當長的時間，才對社會產生最重要的影響。距離蘋果發布第一款iPhone以及推出「App商店」將近十年後，觀察現在商業界很多重要的技術，會發現主角都是以App為基礎的公司。任何時候，改變世界的新事業和熱門的消費趨勢都是建立在舊技術上。如果說人類低估了數位革命的改變潛力，一部分是因為一項新發展往往要等到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會顯現出影響。
但這種時間的落差並不是數位時代經過這麼久才讓我們刮目相看的唯一理由。事實上，有些對技術發展熱烈表達樂觀的人認為，資訊科技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多數時候其實沒有那麼了不起，但我們也絕不該因此認為，未來的進步會同樣讓人失望。相反的，當一種技術從非常平凡的起始點飛速進步，長期的溫和進步正是可以預期的。
潛力的弔詭
這時候我們需要一點正確的觀點。我們一定要記住，重要的技術革命通常在造成擾亂的同時也會帶來很大的益處。生產力的提高意味著公司有本錢付出更高的薪水。同樣重要的是，技術的大步邁進能延長、改善、豐富我們的生活。生產線的技術大幅降低汽車和電視之類產品的成本，過程中將之轉化為基本的消費產品，而不是富豪的玩物。電氣化推翻了各種工業流程，同時也帶給我們電燈、電話和搖滾樂。
數位革命也會遵循這個模式，沒有例外。網路導致出版商苦哈哈，恰恰因為這對新聞消費者是好消息，他們現在可以以極低的價格接收到大量的資訊。因為資訊科技而形成的全球供應鏈讓某些勞工很辛苦，但對整體購物者是很好的事，他們因此能買到較便宜的電器、衣服、玩具等。
高品質的網路課程會導致講師大量被裁員，但也會讓全世界的人—包括各種收入與各行各業的人——輕易以平價方便的方式接受優質的教育。便宜的穿戴式電腦與電腦監測診斷可能讓很多醫生護士陷入大麻煩，但應該有助於改善健康，同時降低醫療衛生的成本。無人駕駛車會取代專業司機，但應該會因減少事故而拯救幾十萬條人命。
數位革命是難以抗拒的力量，因為它提供人類太多好東西。數位革命迫使社會面對取捨：低價享受新的改良產品、服務和經驗，換來社會和經濟的擾亂。勞動市場的問題愈來愈多，因為人類果斷地決定選擇數位時代的果實。
隨著技術的日益進步，我們會發現自己被誘入更基本的改變。例如有些人不買汽車或不上高價大學而改上網路課程，這些將不再是人們因欠缺資源而被迫做出的犧牲，而會成為更容易更自由的決定。我們投入未知的將來，因為將我們帶到未來的技術讓我們可以對更美好的事物抱持希望。因此，希望技術消失是沒有用的。很多人會想要利用新技術改善生活，剝奪這個能力往往不但徒勞，甚至是不道德的。
但我們不只是消費者。我們的消費能力建立在生產能力上。選項變多而價格下跌的情況，或許終究會擴及房屋和醫療衛生、食物和能源，但科技還未能實現「只要開口要就能得到所有必需品」的烏托邦。我們仍然需要一定的購買力才能有棲身之所與餵飽肚子，也仍然仰賴工作才能讓多數人擁有生活所需的多數購買力。
我們一方面擁有神奇的、源源不絕的數位發展，一方面要仰賴工作做為最重要的社會制度，兩者的交互影響讓我們可能要面對非常艱難、非常漫長的經濟痛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