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賣家「下西洋」,亞馬遜上80%貨源來自深圳
中國賣家「下西洋」,亞馬遜上80%貨源來自深圳
2017.12.28 | Amazon

在今年7月的一個週三,全球最大跨境電商平台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在股市收盤後的淨資產達到900億美元,超越比爾·蓋茲成為世界首富。而在寶安一個酒吧裡,聽到這個消息的一群年輕人歡呼起來,這些稱貝佐斯「姐夫」(Jeff)的年輕人,正是在亞馬遜開店的中國人。

亞馬遜這個電商帝國裡的中國賣家可能遠超我們的想像。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數據,2017上半年,跨境電商交易3.6萬億元,其中,中國出口跨境電商交易2.75萬億元。亞馬遜平台的數據顯示,中國賣家已經佔據其四分之一的市場份額,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比例還會成長。

為何越來越多的中國賣家選擇亞馬遜平台?中國跨境電商這塊蛋糕,到底有多大?到底哪些人在做這個產業?這裡面有哪些不為人知的規則?

風生水起的亞馬遜中國賣家

亞馬遜自2012年開始招募中國賣家入駐,此後中國賣家開始不斷擴張勢力。僅2015年一年,亞馬遜中國賣家的總銷售額比上一年成長了兩倍,僅美國站,中國賣家的銷售額就成長了10倍。據外媒報導,截止2017年11月30日,今年有1,001,210名新賣家,入駐亞馬遜全球12個站點,近三分之一是來自中國。根據亞馬遜歐洲平台所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賣家在亞馬遜平台上的份額約為25%。

跨境電商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外貿轉型的結果。譬如今年8月,出口跨境電商公司有棵樹被天澤信息以34億元收購,其早期業務就是傳統的外貿生意(航模),近幾年才做起了跨境電商。

而創建於2007年的環球易購位於深圳南山區,則是一家專注於跨境出口零售的電商平台,已於2014年A股上市。

原來做外貿的年輕人小象,去年開始在亞馬遜售賣廚房用品,已經在同品類中排名前三,「黑五」當天,單日銷售量達到了10萬美元,但對他的朋友來說只是毛毛雨——後者在坂田一個只有三年歷史的跨境電商工作,這家公司已賺了30個億,正準備申請IPO。

但這種十億元大戶畢竟是少數,中小賣家是亞馬遜平台的主力。據不完全統計,在跨境電商出口產業裡,收入體量20億的公司已經在5家左右,過億的企業已經有幾十家,剩下的多是中小賣家。

中國賣家的「亞馬遜生存哲學」

在長期摸索和博弈之後,中國賣家在亞馬遜平台上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或謂「亞馬遜生存哲學」。

首先,賣家能做多大,取決於賣貨的行業是否有巨頭,不要試圖和他們搶食。

亞馬遜數據顯示,目前平台18%的TOP賣家主營電子產品,佔比最高。但小象並不建議做3C產品,因為目前頭部已經有Anker這類大賣家品牌盤踞,「由於亞馬遜平台是基於A9算法來向用戶推薦產品,新入賣家很有可能連前20頁都排不上。」

第二,遵守亞馬遜發貨要求,突破關稅的遊戲漏洞。

目前,在亞馬遜、速賣通、eBay和Wish四大跨境電商中,後三家都可以自發貨,只有亞馬遜是要求賣家必須透過平台來發貨,亞馬遜會根據產品品類對入駐的賣家收取6%~15%的佣金,其中包含配送費。

想在亞馬遜做大,就必須使用FBA(即賣家把產品存到亞馬遜當地倉庫,亞馬遜自動發貨)。目前阿里巴巴,還有一些大賣家也在籌建自己的海外倉。但是,亞馬遜FBA物流只接受已經完成清關的貨物進倉,不承擔貨物的進關清關和進口產生的關稅等費用。

但中國賣家經過鑽研,發現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漏洞:「比如美國是800美元以內不用收關稅,有時一些賣家發一大包過去寫著750美元,也不會輕易被查,但歐洲就會查得相對嚴格。」

第三,該募資就募資,別猶豫。

有點錢總歸是好事。對於一個中小賣家來說,資金投入並不是小數,首先,生產需要幾十萬,銷售押款幾十萬。對於才開戶的商家,亞馬遜會要求他們預留資金,來給用戶退款。對於一個小商家來說,可能押上百萬,但如果想要做多幾個產品的話,周轉資金要300萬以上。

所以,一個殘酷的結論是:跨境電商想做大,必須融資。

近年來,許多做出了業績的跨境公司相繼傳出融資喜報:專注俄羅斯市場的跨境電商旺集科技獲B輪數千萬元融資、星商獲B輪億元融資。曾經投資過海翼Anker、Shein、Wish等成功的跨境電商平台的IDG資本合夥人聯盟稱,這個市場「前面的人跑得太快,後面的隊伍很長」,市場的前景很不錯。

亞馬遜的魅力到底在哪?

外貿發展早期,由於中國製造的物美價廉,中國內外貿易商透過大宗商品交易密集出海。隨著電商平台的發展,物流的升級,互聯網行業的去中心化,越來越多的賣家會直接向海外客戶直接發貨。其中,中國中小賣家最熟悉的就是亞馬遜、速賣通兩個平台。

速賣通平台特點是,門檻低、中國賣家多、主打新興市場。基本上,亞馬遜沒做的市場,速賣通就做,一些中國小賣家如小象早期也嘗試過速賣通,但產品同質化太嚴重,他才轉向亞馬遜。

速賣通從2014年開始深耕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市場,在當地排名高於同類電商平台。但目前和亞馬遜比起來,整體影響力有限。

有很多小賣家表示,他們很感謝速賣通,它的鯰魚效應,加速了國際B2C平台的秩序的洗牌和優化,亞馬遜、eBay等面對阿里的攻勢,出台了許多利好中國賣家的措施。比如此前亞馬遜對中國賣家的准入條件,甚至圖片的要求都極其苛刻,但現在已經優化調整緩和很多了。

根據做外貿的行業人分析:「阿里巴巴的成功和速賣通的迅速崛起得益於中國人民的勤奮和中國產品的價格優勢,這屬於成本優勢。但在製度建設上,包括杜絕刷單,完善公平透明機制,打擊人為乾預的灰色行為,卻遠遠落後於國外的B2C平台。甚至有中小賣家說,速賣通在未來絕不可能超越亞馬遜、eBay等,除非其運轉機制能得到根本改變。」

2014年,亞馬遜中國大幅擴張團隊,不僅讓中國賣家入駐全球亞馬遜站點,開啟了本土化的中文服務。一時間,海外市場成為了許多小賣家心目中的新藍海,這也直接促成了B2C跨境電商在2015~2016年的爆發。

據《華盛頓郵報》統計,亞馬遜平台上,其第三方賣家銷售比例已經遠遠超過亞馬遜自營,這個比例正在逐年提高。越來越多的賣家入局,亞馬遜到底魅力何在?

覆蓋全球市場:目前,亞馬遜在全球已經擁有13個站點,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日本、印度、義大利、西班牙、墨西哥、巴西、澳洲和中國。比其他同類電商平台覆蓋面都要廣,倉儲和物流服務都要完善。

亞馬遜式客戶體驗:在亞馬遜,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如果你希望成功,你一定要首先從顧客的需求開始。」因此,也誕生了一種「亞馬遜式客戶體驗」。

這種體驗的最直觀感受是,在買家搜索新產品之前,平台會分析該用戶早前的瀏覽記錄、消費習慣,為用戶更精準地推薦出合適的產品。這是在大數據和技術的支援下,亞馬遜平台實行了「A9算法」的結果。

另一個受到一致好評的體驗是:買家只要選擇退錢,平台就會立刻退款,哪怕產品被顧客損壞;如果買家給了差評,賣家也不能通過「折扣」「贈送商品」等方式來誘導客戶修改評價,一旦被客戶投訴,賣家便會被封號。

亞馬遜對版權的保護,也是小賣家選擇它的重要原因。一位小賣家告訴我們:「不像中國內一些仿品氾濫的平台,亞馬遜對入駐賣家相對嚴格,比如為了避免你賣假貨,賣家基本要做好品牌備案,註冊美國品牌。」

深度運營:對於賣家來說,盡量讓自己的產品排名靠前被推薦是最主要的。在亞馬遜的Amazon Seller Central上,亞馬遜將其排名因素對賣家解釋得非常清楚,主要包括轉化率、相關性和買家的滿意度和留存度。

轉化率受產品的銷量排名、買家評論、質量和價格等因素影響,佔算法比重最大,這些都與客戶行為有密切關係;其次,顧客點擊率和頁面關鍵詞的匹配度,與產品頁面資料的關鍵詞、標題深度關聯;買家的滿意度和留存率,都是基於用戶的反饋來計算。

由於亞馬遜的嚴格要求,於是許多與亞馬遜關聯的衍生產業也隨之興起。

刷單是其中之一。今年大四,曾經做過兼職刷單的舒爾向我們透露,亞馬遜刷單封號風險極高,「店主會購買改IP的工具,每次都會隨機生成外國的IP位址,或者透過別的管道買好購物卡來進行刷單。」

專門為被封帳號寫申訴信的公司,和跨境電商培訓也成了熱門生意。 「按最基礎的課程來算,導師上一節課至少能夠收入30萬。」

亞馬遜80%貨源都來自深圳?

業內一個有意思的推斷是:「亞馬遜80%出口跨境電商貨源,都是從深圳發出去的」。

此言非虛。據深圳海關統計,2017年前11個月,深圳市進出口2.48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1.47萬億元,繼續居於全國大中城市外貿出口首位。而早在2015年,在全國排名前十跨境電商中,來自深圳的賣家已佔據半壁江山。

目前在深圳的瑞典郵政擔任業務主管的章天表示,深圳之所以進出口貿易繁華,正是因為它和香港的地緣優勢。

「除了中國郵政可以直接飛往國外之外,其它物流公司很難直接飛往目的地,不管是在浙江還是北京,都需要先發貨到深圳,我們再把它發到香港國際機場出去。」深圳在物流的智慧話也是中國個縣市領先,建立智慧倉進行貨物分揀,減少了物流誤差。

中國賣家「下西洋」

越來越多的電商平台注意到了中國跨境賣家的實力。近兩年,各家電商平台平台相繼制定了有針對性的出海扶持計劃。

亞馬遜去年啟動的全球開店「製造+」項目,就是為了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選品和了解市場;Wish的「星工廠」計劃,則是利用數據分析,為中國製造商挖掘工廠爆款;「速賣通」在今年四月發布「千級品牌計劃」,試圖培養出1000個「月交易額」超過50萬美元以上的跨境電商品牌;隨後,eBay也推出了「中國智造計劃」,旨在幫助中國賣家迅速在海外建立知名度。

而一些專注細分品類和地域的跨境電商平台也在興起。

如專注於東南亞本土電商的Lazada和專注中東市場的浙江執禦。出口跨境電商作為還在成長的產業,市場已經出現了分化。對於眾多躍躍欲試的賣家來說,目前的出口跨境電商行業具有巨大吸引力。正所謂格局已定,大局未定,出口跨境電商蛋糕,仍然吸引著更多中小創業者前赴後繼的加入。

一場轟轟烈烈的中國賣家下西洋運動開始了。

本文授權轉載自:36氪

關鍵字: #亞馬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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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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