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無政府實驗:互聯網

2018.07.20 by
數位書選
史上最大無政府實驗: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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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Google母公司)前執行董事長施密特曾說,互聯網是第一個由人類建造但人類卻不了解的東西。它的誕生是為了跨越距離,而參與其中的網民甚至遠超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任何宗教的信仰者。

本文摘自《連結力》,聯經出版

科幻小說作家從目前的技術去推論和想像的科技突破,描繪出人類科技的共同演進將使我們現在透過數位角色的多重身分狀態,大幅躍進為許多虛擬化身,成為我們在一個平行但整合的網路世界中的代表,最後,一種能充分感應觸覺經驗的四維能力將容許我們不必改變位置就把意念電傳到遠方的實體位置。然後我們將達到電影《駭客任務》描述的世界。

虛擬社群超越地群,打破既定國界觀

雖然「距離之死」的說法已出現數十年,現今都市化與運輸、通訊與數位化、資本市場與供應鏈的發展確實已共同創造出對抗地理決定論的環境。每一項基礎設施投資和技術創新都強化我們連結的命運。互聯網不只是一個訊號的通道,而且是複雜的資料貯藏所。正如許多科學家的推論,互聯網正逐漸變成一個「全球大腦」。虛擬實境先驅藍尼爾(Jaron Lanier)指出,數位全球化已將世界「重新模式化」,改變我們的集體組織協定,促成一種新類型的網絡效率。問題不是這個轉變是否已發生,而是每個人參與的程度有多深。

在創立之初,互聯網是一個我們前往的地方;現在它是我們所在之處,一個無所不在的世界標準,就像一種交易媒介(金錢)、信仰系統(宗教),或政治體制(政府)。互聯網的網民(netizen)遠超過任何國家的公民,它的參與者也遠超過任何宗教的信仰者。

網路文明沿著數位河流與支流擴張,正如人類文明沿著自然的河流和支流成長。互聯網的地圖不斷改變,允許新社群誕生之際也重新描繪既有的社群。不像由政府連結而成的國家性數位群聚,虛擬社群能聚集分散的個人並超越實體地理。隨著類似愛沙尼亞的數位電子居民計畫興起,邊界不再是「國家」服務正式會員資格的同義詞。

根據網路社群內部及彼此間關係的緊密度來描繪群聚的大範圍大地測量地圖(geodesic maps),讓我們得以看見這種數位網絡和情感形成的地誌。身分變成社會偏好的融合,透過宗教和種族特性等傳統類別以及環繞職業、經驗與宗旨而建立的新社群來表達。地理社會人口學先驅、微軟研究中心的博伊德(Danah Boyd)追蹤數位原住民如何自然而然地將互聯網視為賦權的入口,透過它發現和發展更廣闊的身分認同,並且重視這些身分不下於與生俱來的身分。

2014年,線上社群比特國(BitNation)開始實驗一套區塊鏈身分辨識系統:以匿名、分散和安全的方式,提供網路護照和比特幣自動提款卡的混合服務。虛擬貨幣已加速無邊界數位市場的興起,大量增生的雲端社群在其中形成政治經濟學家鮑溫斯(Michel Bauwens)所稱的「端對端(P2P)文明」。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共同創始人潘特蘭德(Sandy Pentland),稱這類身分建立的關聯模式為新「社會物理學」。隨著實體和虛擬的場所之間的重要性轉移,政府對媒體、論述和身分的壟斷將永遠消失。

連結讓個人除了自身所在的地方之外,還能選擇其他地方做為歸屬,或同時對多個地方忠誠的選擇。我們現在藉由連結來呈現我們大部分的自我價值感,而不只是以文化和國家認同來呈現。「你的網絡就是你的淨值」這句話同時適用於個人和國家。

全球數位勞動力興起,兼職飆增

在任何時候,我妻子和我可能在颱風期間僱用一名菲律賓人,在停電時僱用印度人,在戰爭時僱用烏克蘭人,在政治動亂時僱用突尼西亞人——甚至有一次僱用一名不幸地取名「海珊」的馬來西亞人——來管理我們委辦的雜事或做互聯網搜尋。他們都是透過Upwork媒介短期承包工作;Upwork是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虛擬工作入口網站中最大的一家(與亞馬遜的Mechanical Turk以及Freelancer.com類似),它們總共提供至少一億人以傳統方式無法獲得的收入來源。雖然矽谷科技公司僱用的員工人數不如工業時代的大企業如通用汽車,它們的全球服務平台卻為連結的大眾提供可攜式的數位工作,包括刊登廣告、驗證地址、登錄照相、比較不同公司價格,或執行其他基本事項。一個數位中產階級正在興起,它的基礎不是一個廣大的消費群或市場經濟,而是線上連結。

寇斯(Ronald Coase)等經濟學家尋求公司最理想的規模為何,以便能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情況下仍可有效率地實踐某些機能。現今的網絡結構利用日益增加的無摩擦連結,以無須同等增加規模就能擴大等級的狀況打破了舊有的假設。即使傳統的生產力節奏仍然無法反映這種連結所創造的利益,創新本身也高度仰賴這種連結。現今的數位供應鏈已依其設計而擴散,企業(包括有固定地點和透過分散的員工來營運的公司)尋求藉由共享工作地點和利用線上眾包(crowdsourcing)工具,隨時召募未曾謀面者來創造員工的偶發力。資料鑑識便顯示出,來自四面八方的程式設計者紛紛參與專案的協作,並且建立起的合作關係可以存續於各種工作領域裡。

不過,一個競爭激烈的全球數位勞動市場快速興起,對一般西方消費者—勞工是一把雙面刃。在許多亞洲人透過Upwork在公共廣場或咖啡館同時做三、四個工作之際,技術不足的美國人面對的是網路結構性的失業——尤其是先進經濟體的半數工作屬於可貿易服務業。如果幸運的話,他們面對的只是角色轉換:正如成千上萬印度電話服務中心的員工熬夜工作以滿足美國顧客的需求,許多美國程式設計師現在挑燈夜戰以服務亞洲客戶。

這些人往往單獨工作:據2014年的統計,5300萬名美國人是自由工作者,超過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而且這個數字將繼續增加。隨著許多大公司裁員縮編或轉向兼職模式,把工作團隊改組成臨時需求性質,後工業社會已變成一個非由客戶直接僱用、而是透過Wonolo等入口網站媒介的數位臨時工所集合而成,這類入口網站為可口可樂和其他公司扮演工作仲介機構,但只提供臨時通知的數小時僱用。美國成長最快的就業類別是「永久臨時工作者」,他們依靠像TaskRabbit 或Fiverr等網站張貼的工作維生(每件工作可能只賺5美元)。

談論國家提升其價值鏈的地位時,我們必須指明我們談的是公司還是人民。美國科技公司雖然是世界最有創新力的企業,但美國50州中有30個州最常見的工作是卡車司機:不可貿易、且未來可能自動化的工作。科技自動化已使數百萬勞工變成冗員,連白領員工也無法倖免,因為運算法的分析能力愈來愈強。在勞動力變小但經濟反而變得更有生產力和更有效率的情況下,除非員工重新取得技術或升級技術,否則他們將拖累社會。

進步的政府會尋找方法,善用龐大兼職勞動力的新現實。英國的「片斷時間」計畫由政府資助,但由民間管理,創造可配合個人閒暇時間從事的微工作,不但增加家庭收入,也創造一年高達5億美元的稅收。德國在金融危機後採用一套短工制度,使員工以兼職方式保住工作,並利用他們其餘的時間參加由產業、工會和政府共同資助的升級技術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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