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老兵陳世昌殺出家電戰役的重圍|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陳世昌只要一走下樓梯，早在一旁待命的深色座車就衝了出來，「陳常董不知又要去訪問哪一家量販店了。」一名員工看著陳世昌充滿鬥志的背影說，陳世昌有典型追求完美的個性，讓他在家電業的血拼中一樣不落人後。
這股衝勁讓一向作風保守的日系企業有了不一樣的面貌。目前台灣松下家電產品不但和日本零時差，今年6月甚至宣布「3年免費保固」，讓市場一片嘩然，因為日本企業家松下幸之助所創立的世界級家電集團松下電子，在日本本地都還沒有這樣的服務，卻在台灣開始實施，這就是陳世昌的傑作！

**到日本接受在職訓練，
建立對松下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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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昌升任常董，是台灣松下在人事上一大突破。」台灣松下總經理藤井康照7月12日對媒體表示，陳世昌打破台灣松下42年來第一位由員工升上常務董事的紀錄。
目前台灣松下有5位常董，其中2位是日本松下共同在台創業的洪家代表：洪敏弘和洪裕鈞，洪敏弘也是台灣松下董事長；日本松下則擁有3席常董，但這次禮讓一席給陳世昌。而陳世昌能獲得拔擢，除了他對公司超過三十三年的忠誠，也等於直接犒賞他在最艱苦的家電戰役中殺出重圍。
陳世昌是金門人，家中務農，高中畢業考上台大機械系後才第一次到台灣，「我每天晚上就是一面唸書、一面聽炮聲，」陳世昌如此形容大學以前的單純生活。大學畢業後，原本打算先工作幾年再想辦法出國深造，沒想到1970年他考進台灣松下後，台灣松下開始培育本地員工的計畫，而陳世昌就是最早一批送到日本受訓的員工之一，「我當時心裡就想，萬一我不做了，公司會不會從此再也不敢培養台灣人了。」
1970年代左右，出國還是很稀奇的事，甚至還要經過做保等複雜程序，但是陳世昌卻連續5年，每年都待在日本進行四、五個月的「JOT」（Job on Training，在職訓練）。陳世昌說，「就是JOT從此讓我建立對松下的忠誠度。」

**感受終身雇用的魅力，
一輩子追求技術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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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大阪的松下精工，陳世昌接受第一次的JOT，「他們真的讓我參與實際設計工作，直接在生產線上訓練，錯了就再重來。」陳世昌很感謝第一位在日本帶他的課長增田幹登，當時他連日文都說不好，但幹登不但常常帶他回家吃飯，還不厭其煩地講解日本企業的各種禮節和文化。
「也是在日本，我深深感覺到終身雇用制的魅力，」陳世昌分析自己為什麼可以在公司一待33年，除了感恩的心情，還是覺得日本工程師在穩定的環境下，可以用一輩子追求技術的精進。另一方面，陳世昌在台灣松下負責過設計、製造、品管、外銷等不同部門，每一次都很有成就感，所以他不覺得因為待在同一家公司而無法進步。
1998年4月，陳世昌被任命為銷售部門總經理時，百味雜陳。主要是他從進松下的第一天開始，一直是待在技術和製造部門，做了二十多年早就駕輕就熟，「當時要不是洪董事長也鼓勵我接下這份工作，坦白說，我真的沒想過要從生產線走向市場。」
更讓陳世昌訝異的是，「所謂市場這種東西，完全是一個虛擬的世界，每天都有變化！」陳世昌指出，過去在生產線上他可以加一把勁，多生產10%至20%，但是現在生意可能一下子增加好幾倍，他也懷念過去在生產線上一種機型一做就是3年，3年後最多只是Miner Change（小修一下），不像現在每3個月，就要有新的機種，以應付市場的競爭。

**用能力與現場主義，
拚出百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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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還不只於此，過去他從來不覺得平均年資超過一、二十年的組織內部有什麼問題，但是市場變化太快，「光是量販店占的營業額，就從過去的20%升高到50%，我們不能只是用過去的方式來工作了。」
陳世昌希望採取「能力主義」，就是誰賣得多，就能賺得更多。但是要在一家超過四十年的公司裡談改革，談何容易？每天同樣是早上8點上班、下午5點下班，員工還是一樣努力做事，卻突然發現自己的薪水產生變化了，「很多人不能接受這樣的改變，透過各種管道陳情，希望暫緩實施，但是我堅持一定要用能力主義，讓東西賣得好的員工多賺一些！」陳世昌強調。
組織開始變革之後，陳世昌每週都會有一天待在量販店和銷售人員一起討論產品，陳世昌得意的說，這叫「現場主義」，要觀察市場動態，一定要自己用眼去看、用耳去聽。而且他有一個特別的習慣，就是身邊不跟隨任何同仁，單槍匹馬，「這樣才可以避免顧及很多同事的立場，不好意思直接提出批評。」
就這樣靠著「獨行俠」的作風，陳世昌硬是在價格直直落的「微利時代」，撐起了家電市場的業績，即使產品單價一直掉，但是陳世昌要從去年的100億台幣營業額，再成長到110億。
陳世昌站在台灣松下展示廳的大門，感慨的說，「過去是人家一車一車趕著來買，貨還沒有出工廠，卡車已在排隊；現在則是連一個十多元的電池，都要拜託別人來買！」
松下在台灣集團排名都曾在前十名內，但曾幾何時，家電業經過了成長起伏階段，進入數位化階段，可說是另一個成長的機會。但現在來自韓國、大陸的競爭更為激烈，加上面對消費者、通路商、經營成本和成長獲利的各方面壓力，但是陳世昌仍自信地說，「我現在就好像石磨的心，不怕大家都來推，而且還可以一直磨一直磨。」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