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經濟才是創新的泉源
禮物經濟才是創新的泉源
2004.08.01 | 人物

2002年,成功創辦光纖網路公司Syncomore的美國印裔科技大亨德許潘(Gururaj "Desh" Deshpande),有感於美國學術界與產業界需要更進一步的交流對話,用自己與妻子兩人的名義捐給MIT 兩千萬美元,設立德許潘科技創新中心(Deshpande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這個中心並不自己從事研發工作,而是協助產業界與學術界串聯起更緊密的關係,讓有潛力的科技研究成果能夠進一步商業化,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這個被MIT人暱稱為「D中心」(D-Center)的單位,成立才2年,卻已經在數個科技領域建立可觀的成果,中心的主任庫尼日前應時代基金會之邀來台訪問,發表德許潘中心的經營成果,並接受《數位時代雙週》的專訪,暢談「跨越創新鴻溝」的祕訣。以下為訪談內容:

**扮演銜接者角色,
把價值鏈串起來

**
Q:MIT已經有許多的研究單位,創業精神也非常濃厚,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再成立D-Center的目的是什麼?
A:我們大約在兩年前成立,還是一個很年輕的單位,成立中心的最主要目的,是想要銜接所謂創新的鴻溝(Bridging Innovation Gap),把MIT許多擁有高度潛力的個別研究加以商業化,創造學術界與產業界之間更好的聯繫。我們不自己做研究,但贊助MIT裡頭那些有可能創造破壞性技術(disruptive technologies)的計畫,讓它們能近一步與市場接軌。在MIT,每年有高達7億美元經費贊助的研究計畫在進行,我們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利用MIT的優勢進行延伸性(extensive)的研究案補助,讓科技進一步成為能夠運用在商業界;我們的經費不會用來贊助新公司成立、也不贊助長期的基礎研究,而是擔任銜接者的角色。
在初期,我們把重點放在所謂的4O上面,包括資訊科技(Info)、生物科技(BIO)、環境科技(Enviro)與鉅觀科學(Macro)。我們並沒有許多雇員,初期的捐贈經費也只有兩千萬美元,所以我們廣泛利用MIT其他單位的資源,除了各個教學單位和技術研究中心,還包括史隆管理學院的師生;在MIT的校友網路之外,我們也把波士頓地區和東岸的創投界、產業界資源引進來。我們的最大優勢就是網路──和別人交談、傾聽別人的聲音、並且讓原本不可能交談的人產生深度互動,把價值鏈串聯起來,讓原本就有基礎的學術成果,產生更大的效益。

Q:你們是否把自己定位為學術界與產業界的溝通中介(communication media)?
A:我們溝通,但是做的工作不只是溝通,而是把價值串聯起來,讓許多仍在市場化早期的技術開發計畫,能有更準確的方向。學術界的人有自己的規範,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價值體系和世界觀,因為不必去理會產業界的聲音,所以也不太清楚自己的技術在現實商業世界裡具備怎麼樣的地位。我們把產業界的人帶進來,讓他們告訴學術界的研究者,真實世界到底在乎哪些事情,哪些才是「真正的問題」。這種互動非常有價值,它會改變許多事情。
舉例來說,我們在機械工程系的一位同事哈特(Douglas Hart),他擁有一項影像處理技術,原本只是研究案的成果,可以把照相機、顯微鏡或者內視鏡補抓到的2D影像轉化為3D影像。
我們把產業界跟創業界的人找來,結果是他們告訴我們這個技術具備多大的商業價值,可以運用在多麼廣泛的領域上──醫療設備、工業檢驗、臉部辨識儀器甚至數位娛樂上面,原來我們坐在非常寶貴的黃金上這麼久還不知道!這種互動已經不只是單純的溝通,而是具備深度的互相理解、對話,找出技術發展的方向,就能創造更大的價值。

**活用志願者精神,
架構出人脈網路

**
Q:透過這樣的模式,你們是否希望學術界的人改變原來的運作模式?
A:有些人並不想改變,而或許他們也不該改變;學術界還是必須在乎自己的準則與紀律,科學研究還是該遵照該有的規範,我們並不想改變這些事情。我並不認為所有的學術界人士都應該往產業界發展,如果真是那樣,那我們的基礎科學將會失血,這並非是好事;我們只是讓願意對話的人能更好的發生互動關係,在既有的研究之外,產生新的價值。
這是為什麼我們把產業界跟創投界的朋友稱為催化劑(Catalyst)的緣故,加入一些新的要素,就能產生不同的化學反應。我們的目的是降低創新的風險,繼而促成更多的創新。沒錯,創新需要冒險、需要作其他人沒有作過的事情;但另一方面,科技創新想要有很好的結果,往往需要來自資深業界人士的建議,他們可以導引技術人員方向、縮短他們摸索的時間。沒有這樣的導引,學術界的人想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商業化,風險一定很大;但經過這樣的導引,在商業化的初期通常就會看到可觀的成果,這也讓在早期就參與互動的創投業者更有信心,願意在一段時間後就贊助新公司成立,因為其實他們早就做完實地勘查(due diligence)的工作了。

Q:很多人都理解要讓學術界與產業界互動,才會帶來更豐碩的成果,但是D中心在這點上似乎非常成功。你們的祕訣是?
A:志願精神(Volunteer Spirit)絕對是關鍵,不要去強迫任何人。有許許多多的產業界人士願意貢獻他們的資源給我們,我們必須了解,一個資深的創投業者,他的時間其實比他的錢更有價值,因為那是更稀少的資源。而我們讓許多重量級角色的人,願意一個月花一天的時間跟我們在一起,他們其實根本不需要這樣做,因為我們並沒有給他們錢,也沒有承諾什麼特別的好處,但是他們非常樂意來當義工,跟學校裡面的研究人員分享他們的經驗和見解,這真是最有價值的東西了!他們幫我們評估各種提案,花時間跟計畫主持人聊天,幫我們引薦各種產業界的資源,甚至提供資金給具備潛力計畫案成立公司,一切都是出於志願精神,這也是人脈網路的一個特色。
我們的重要工作就是創造毫無拘束、非常自在的對話環境,讓這些因素能夠自然互動,產生結果。所以好的食物跟飲料對我們非常重要(笑)!我們花了一些錢在這上面,你可以說我們常常在辦Party,那是讓人與人關係變得更緊密的好方法,會有更多很棒的創意,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如果每個產業界的人跟我們談話,都要跟我們收顧問費,我想不會有那麼多自然的互動產生,D中心也不會有那麼快的進展。

**給的多得到的也多,
創新就綿延不絕

**
Q:這樣的互動需要很多人嗎?另一方面,怎麼去避免搭便車(free rider)的問題──因為沒有特別的約束,會不會有人一開始沒有投入資源,到頭來卻想要占到好處?
A: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建立一些規則(Guideline),讓前來參加活動的產業界人士,知道且願意遵守這樣的規矩。這些貢獻時間與精力的創投業者,他們並沒有所謂的優先特權可以獲得某些科技,但他們知道,只要他們給出更多的時間、和研究人員建立更深入的關係,他們就可以獲得更好的信任,當未來他們想要投資時,他們自然就會處在更好的位階之上。我認為無形的文化才是關鍵,而非強制性的規範,在這種環境下,你給的越多、得到的回饋也越多,這有點像所謂的禮物經濟(gift economy),這種知識與見解分享的正向循環,才是創新能夠綿延不絕的泉源。
在我們的網路中,核心的產業界人士大約有30到40人,屬於相當活躍的一群,有創投業者,當然也有許多創業家,他們了解企業的運作是怎麼一回事,但同時也具備高度的創新跟創業精神,就是因為具備這樣的特質,他們能夠與研究人員互動,而不是像許多大企業的經理人,這其中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而大約總共有300~400個產業界的人,是我們會去接觸的,但我們並不想那麼多人同時都來跟我們互動,把人數控制在一定的數量還是必要的,而核心網路活躍份子所貢獻的價值,其實是最高的,我想這可能是許多群體都會具備的特徵。

Q:你是否會期待D中心大幅改變MIT的創新風氣,創造更多的新公司?台灣有非常多的大學成立育成中心,但是成績好像並不理想,你有什麼建議嗎?
A:其實在D中心成立之前,MIT的創業風氣就很盛行了,在東岸我們是以生產創業家而著名的,每年大約會有20~25家的新公司成立;D中心的經費就來自印度裔的創業家,本來就與MIT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的,當然我們希望帶動更多的創新,但是沒有MIT既有的基礎和廣泛的網絡,以我們的有限經費來看,很難想像能在兩年內出現這麼多的成果。
我們其實還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創新實驗,其實D中心就是創業精神的某種實踐。如果我們再進行一段時間,應當會有更豐碩的成績,也會更有心得,到時候非常樂於和外界分享我們的成功秘訣。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有時候錢並不是成功或失敗的關鍵,也不是設立一個單位,就能自動把學術界的資源商業化;勇於創新的文化氛圍跟有創意的人際互動活動,加上能不斷正向回饋的創新網路,才是我們在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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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總統科學獎〉跨界40年!梁賡義院士在產官學研間,搭建科技、人文間橋樑
2025年總統科學獎〉跨界40年!梁賡義院士在產官學研間,搭建科技、人文間橋樑

2025年總統科學獎得主梁賡義院士,即便同時擔任逢甲大學春雨講座教授、浩鼎生技董事長,還為了協助國立臺東大學設立護理系而大力奔走,三不五時要環島、全臺走透透,日子忙得不得了,但他始終精神抖擻、滿懷熱情,只因他做的,是有益臺灣、社會發展的事。

事實上,梁院士從數學跨足生物統計,再投身高等教育與國家衛生,不僅以「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GEE)改寫了縱貫式數據分析的規則,更以獨到的人文關懷,影響無數學子與政策制定。

從小,梁院士就喜歡數學的嚴謹與邏輯,1973年,他自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畢業後,便赴美深造,並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統計所碩士;接著,他又轉往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生物統計博士學位。

從數學到生物統計,帶出數據背後的人性關懷

在研讀博士期間,他接觸到了當時炙手可熱的「存活分析」,意識到生物統計能直接幫助科學家、臨床醫師回答有意義的科學問題,對人類健康產生間接但深遠的助益,就此便踏上生物統計的「不歸路」。

教學界的老友們來到頒獎典禮,為梁院士祝賀殊榮。
教學界的老友們來到頒獎典禮,為梁院士祝賀殊榮。
圖/ 數位時代

1986年,已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任教職的他,與同事Scott Zeger研發出新的統計方法「廣義估計方程式」。梁院士解釋,不論是實驗室、世代流行病學或臨床試驗,只要是縱貫式硏究(longitudinal study),產學研界都會用到GEE,進行統計分析。尤其在國際大藥廠最常用的「前後測臨床試驗」(pre-post design for clinical trial designs)中,GEE讓全球臨床醫師能準確評估癌症、心臟血管和糖尿病等新藥的療效,進而獲得各國食藥署通過,造福千萬病患。GEE發表至今,已被引用逾22,000次,並納入R、STATA、SAS、SPSS等主要統計軟體中。

雖然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長達28年,梁院士卻幾乎年年暑假,都返國舉辦研討會,分享國際生物統計和流行病學的新知。也因為始終心繫臺灣,讓梁院士在2010年,毅然辭去在美教職,回臺擔任國立陽明大學校長。

一方面,梁院士成功為學校爭取5年500億的計畫經費,成立腦科學中心、腫瘤免疫中心和高齡健康研究中心,將陽明大學打造成研究型大學,並在國際間嶄露頭角。另一方面,為了培育年輕人才,他選擇停下個人研究,建立起由資深教師帶領年輕教師的「師徒制」,鼓勵經驗傳承,「組織要永續發展,有賴於年輕人才的成長。」像是他自己儘管平常公務繁忙,仍活躍於社群,默默留心學生的大小事;他並邀請學生前往校長宿舍,定期舉辦「與校長有約」活動,這讓學生與他之間「零距離」,大至職涯規劃、小至生活瑣事,都樂於與他分享。

最重要的是,梁院士相當看重全人教育,因此廣泛開設人文講座、藝術文化等通識課程,尤其陽明大學以醫科見長,「所謂視病如親,醫護人員在專業之外,更需要具備人文素養,才能真正關懷病患。」

梁院士於頒獎典禮現場發表感言。
梁院士於頒獎典禮現場發表感言。
圖/ 數位時代

2017年,梁院士接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一職。這時,他又迅速轉換角色,每週檢視國際文獻、提供數十件政策建言,充分發揮國衛院的智庫功能。新冠肺炎爆發期間,他再度臨危受命,擔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研發組組長,帶領國衛院在15天內,完成公克級瑞德西韋合成,並與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簽約,預採購1千萬劑疫苗,達成防疫、安定民心的任務。

不斷跨界,帶著使命感堅定前行

一輩子都在「跨領域」的梁院士,堅信創新不僅來自技術,也來自跨域合作帶來的新思維。他在美國求學、教書時,不是發表完論文就沒事了,他還持續思考,自己的研究能如何被用在臨床,因此他積極參與思覺失調症、強迫症研究等多項計畫,與基因學家、精神科和流行病學醫師腦力激盪、挑戰彼此。但梁院士特別提醒莘莘學子們,「跨領域」固然重要,大學時期仍應先在一個領域「站穩腳跟」,如此才能擁有與不同領域對話、欣賞的紮實基礎。

在產官學界耕耘逾40年,梁院士絲毫未停下前進的腳步。如今,他仍在杏壇作育英才,也深入業界,期望將研究成果更直接應用在藥物,以造福病患,「這是我一直鼓勵學生進入藥廠的原因!因為他們對人類的貢獻,可能比發表文章更直接。」近來,他心心念念的最大任務,是以自身人脈連結資源,為臺東大學爭取設立護理系,填補偏鄉地區的醫護缺口。

賴總統親自頒發「2025年總統科學獎」殊榮予梁院士。
賴總統親自頒發「2025年總統科學獎」殊榮予梁院士。
圖/ 數位時代

每一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承載著真實的生命重量;每一次跨領域的嘗試,都可能為人類帶來新的希望曙光。梁院士在統計學的精準座標中,繪製出一幅幅影響深遠的生命藍圖,持續為臺灣乃至全球的健康與福祉努力。

梁賡義 院士
專長:生物統計、流行病學
現職:逢甲大學春雨講座教授
成就:研發「廣義估計方程式」,讓全球臨床醫師得以正確評估許多如癌症、心臟血管及糖尿病等新藥的療效,造福嘉惠全球數以千萬計的病患;橫跨產官學界,為臺灣貢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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