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渴望的,是哪一種影響力?
你渴望的,是哪一種影響力?

文字只是一個符號,無法完整表達概念的全貌,因此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往往不能形成一對一的關係。例如中文裡的「心」,翻譯成英文有時是mind,有時是heart。而英文裡的train,中文有時是「火車」,有時是「訓練」。

有兩個常用的英文單字 ,influence以及impact,意義雖然相近,但不完全相同,中文裡卻一律翻譯為「影響」或「影響力」。中文如果說「去影響別人的意見」,英文大概會說to influence other's opinion,多半不會說to impact other's opinion。而impact investment這個最近流行的投資概念,標準翻譯是「影響力投資」,還原成英文絕不會是influence investment。

一人無法完成的任務,便需要運用影響力說服別人共同參與,心甘情願提供各種資源。人的心理總是希望去影響別人,而不是被別人影響(被影響的中性說法是「被說服」,正面說法是「學習」)。既然大家都想影響別人,於是坊間討論影響力理論或技巧的書籍汗牛充棟,其中羅伯特.席爾迪尼(Robert Cialdini)在1984年的經典名著《影響力》,談的便是Influence而不是Impact,副標題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更清楚挑明:想要發揮影響力,便需要說服他人,將其意志轉換成跟自己的意志一致。

現代組織談願景,目的在塑造眾人意志。領導者靈活運用個人有形或無形的權力,也在努力改變他人心意。人人都忙著學習擴大自己影響別人的能力,卻往往忽略了更基本的問題:為什麼要發揮影響力?運用影響力的方法是否適當?是否需要節制?影響的成果是否為組織或人類帶來最終的利益?

從自我出發,要求他人完成自己期望的「A型影響力」

20世紀偉大的猶太教拉比(Rabbi)斯洛維奇克(Joseph Soloveitchik)曾經提出一個二元相對的觀念。他認為人性中有一種進取、擁有、征服的個性,同時也有另一種知足、分享、貢獻的成分。他借用《創世紀》裡亞當夏娃的故事,將前者稱為「亞當一號」(Adam I),後者為「亞當二號」(Adam II),兩者雖然對立卻也共存。由於有亞當一號的存在,人類勇於冒險,追求名利,成功了,便是人生勝利組的標準寫照。但亞當二號卻一心追求生存意義的實踐,無論世俗名利的得或失,都不會攪動心中的平靜。

也許我們可以借用亞當一號和亞當二號的對比,將現代人熱衷追求的影響力分成A型影響力和B型影響力兩種。

多數現代人追求的影響力以自我為中心,投射成對他人的期望,然後運用影響力弭平兩者之間的差異,出發點可以算是 「利己」。這樣的影響力,不妨稱之為A型影響力。

A型影響力是一種「工具」,有它無可取代的機能。缺乏這種能力,現代人無法扮演領導者的角色,組織無法執行任務,任何創新或者變革都難以著床。 因此現代人必須學習有效溝通的技巧,嫻熟各種溝通的工具,了解人性中的曲折幽暗,最後完成改變他人心意的目的。

毫無疑問,在現代職場中,擁有影響力是一項重要的資產。不過人人都追求影響力,也就成了影響力氾濫的時代。

當各種通訊管道中訊息真假莫辨,相互對立的立場赤裸裸的正面對撞,影響力過度操作的後果不是令人心生疲倦,就是被看破手腳,不能產生發自收訊者內心的共鳴。

特別在網路社會,無所不在的影響力編織成天羅地網,現代人生活在外來影響力的重力場中,已經失去了獨立的精神自由,反倒需要追求「免於被影響的自由」。

改善匱乏現狀,完成別人想望的「B型影響力」

另一種影響力,卻不以自我為中心,關注的是他人的想望或是匱乏,然後結合適當的資源,改變匱乏的現狀,完成他人的想望。這樣的影響力出發點多是「利他」,姑且稱之為B型影響力。

B型影響力不像A型影響力具備明顯的工具性,但因為出於使命感,自有一種感動人的樸素力量。於是更多人能夠產生共鳴,反而造成持久的影響。

任何一項能夠持久的影響,大概都需要三個條件:動機純正,手段正當,結果正面(用另一種說法,可以稱為:初善、中善、後善)。結果若不正面,所有企圖產生影響的努力都是徒然。動機若不純正,利己卻損他也絕不可能持久。手段的正當性最難拿捏,特別在艱困時期,「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誘惑十分強大,跟魔鬼做的交易都在這一時期發生。

因此在這初、中、後三個階段,A型及B型影響力各有不同的作用。 B型影響力以終為始,可以在造成變革的過程中,一開始便建立健康的心態,決定變革的方向。一個人若具備了A型影響力,則可以在變革的過程中掌握變革的速度,增加資源運用的效率。因此A型與B型影響力具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人生中的兩座山

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近年來屢屢向內省思,從自己的心路歷程反思現代人的人生道路,繼《品格:履歷表與追悼文的抉擇》後,4月又出版了一本新書:《The Second Mountain: The Quest for a Moral Life》

所謂人生中第一座山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財富、名聲、成就、社會地位等等。在這登山途中,登山者不絕於途,只有少數矯健的登山手成功地登上山峰,獲得其他人稱羨的快樂(happiness)。然而人生中還有更高的第二座山,登峰者必備的登山杖是:有所不為的操守、為他人作出的自我犧牲等等美德,才有機會攀登山顛,獲得持久不退的喜悅(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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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Olga Danylenko via shutterstock

作為一位出名知名的專欄作家,布魯克斯自認已經登上第一座山。可到了山頂,舉目四顧無人,他才發現自己孤獨無助,因而重新探索第二座高山的登山途徑。

A型影響力和B型影響力是否相當於布魯克斯所謂第一座山和第二座山的登山途徑?過度的穿鑿附會自然沒有必要。不過,個人與群體,為人和為己,目標與手段,目的地與旅程,兩兩之間的對立是人類永恆的對話,A型或B型影響力亦可做如是觀。

回到influence與impact這兩個英文單字。分析它們常常出現的語意背景,諸如impact investment,或是千禧世代嚮往的make a positive impact,關注的是影響力的結果;而例如Robert Cialdini提倡的6 Principles of Influence,則聚焦在影響力的技巧。因此我們不妨視influence為A型影響力,impact為B型影響力。influence固吾所愛,impact才是我們最終的追求。

本文由鄭志凱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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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當許多企業還在討論 AI 能做什麼,富邦人壽更關注:AI 如何被第一線同仁使用?而這也是「理賠智慧助理」能從黑客松發想、走進理賠現場,成為真實工作夥伴的原因。

為什麼富邦人壽會選擇從最複雜、也最不易標準化的環節–理賠–切入、嘗試將AI從「回答問題的工具」轉變成進入核心營運流程的「決策輔助夥伴」?

保險理賠為何難以AI化?答案藏在大量非結構化資訊裡

相較於客服問答或行政流程,理賠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資訊高度分散且缺乏標準格式:從診斷證明、病理報告、手術紀錄到醫療收據,每份文件不同醫院格式都不同,內容還充滿專業醫療術語;理賠人員不僅必須理解文件內容,還需要同步比對保單條款、法規要求以及醫學知識,才能做出適當判斷。

更複雜的是,就算是相同疾病或手術名稱,不同案件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理賠結果,因此,理賠長期被視為高度依賴專業經驗與人工判斷的工作,很難透過傳統自動化工具處理。

近年來,隨著理賠案件量持續增加、醫療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新舊世代交替帶來的人才培育壓力,如何兼顧理賠品質、作業效率與知識傳承,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富邦人壽開始思考:如果AI無法取代專業判斷,是否能先協助理賠人員更快掌握資訊、縮短搜尋時間,讓專業人才把時間投入在更高價值的分析與決策工作?這個想法在富邦集團導入微軟Copilot Studio並舉辦黑客松活動後獲得實踐機會,理賠團隊將構想轉化為可驗證的AI提案,並在主管支持與跨部門合作下,於2026年1月正式導入理賠現場。

「黑客松讓我們有機會快速驗證想法,也讓AI應用從概念走向實際場景。」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郭乃瑀如是說道。

數位時代為此特別專訪富邦人壽黑客松獲獎團隊「ClaimAIngels」的成員,深入了解這項 AI 專案如何從創新提案一路走進理賠第一線,成為同仁日常工作的決策輔助夥伴。

富邦人壽
富邦人壽理賠智慧助理透過黑客松加速落地!數位時代專訪團隊成員郭乃瑀 (左上)、 王羽藍(左下)、陳子聆(右上)、林庭樂(右下),分享過程與收穫。
圖/ 數位時代

AI成功落地的關鍵,不只是模型,還有資料與流程重建

從創意發想到實際上線,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AI真正符合第一線需求。

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林庭樂指出,團隊一開始便深入訪談理賠同仁,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並不是AI幫忙做決定,而是協助整理資訊,因此將理賠智慧助理專案聚焦於三大領域:手術等級建議、病理報告判讀輔助,以及國外醫療文件翻譯與摘要,目標是協助同仁降低資料蒐集與查詢時間,讓理賠同仁可以快速掌握案件重點。

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建立可信任的資料基礎。

由於醫療資料來源眾多且格式不一,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整理歷史案件、建立醫療名詞對應關係、標註資料來源與判斷依據,並透過跨部門討論及醫師顧問協作,逐步建立一致的判讀標準。林庭樂表示:「這項工作看似基礎,卻是AI能否提供可靠建議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讓過去散落在資深同仁腦中的經驗知識,逐漸轉化為可被組織保存與運用的數位資產。」

富邦人壽理賠部專員陳子聆便感受到明顯改變。她說:「過去遇到新的手術名稱,往往需要花費一到兩個小時查閱條款、搜尋歷史案例並向資深同仁請教,現在,透過理賠智慧助理協助,資料搜尋時間縮短50%以上,能將更多心力放在案件分析與專業判斷上。」

理賠部理賠審核科資深襄理王羽藍則形容,理賠智慧助理更像是一位隨身秘書。她說:「它會先幫我們整理案件重點,也能提醒是否遺漏重要資訊。無論是判讀國內外醫療文件、核對醫療收據,或分析病理報告內容,都能快速提供參考依據,讓我們把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專業決策。」

除了資料基礎建設,金融業導入 AI 的另一個關鍵挑戰是風險與合規。

因應金融監理要求以及個資保護需求,團隊在設計理賠智慧助理時建立多層防護機制與使用護欄,並持續優化提示詞設計,以降低AI幻覺、資料外洩與誤判風險,確保AI始終在可控範圍內運作。

不過,對富邦人壽而言,上線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優化的開始。

團隊發現,理賠智慧助理初期使用率表現亮眼,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為了找出原因,團隊同仁與第一線理賠同仁召開多場討論會議,讓其了解,生成式 AI 並非一次建置完成就能長期發揮效益,必須持續蒐集使用回饋、改善建議,進而調整功能設計。

郭乃瑀表示:「根據同仁回饋,團隊目前正規劃新增實支實付手術給付比例分析等功能,目標是讓AI更貼近實際工作流程、滿足使用者需求。」

從單一專案到組織能力,理賠智慧助理帶來的真正改變

隨著理賠智慧助理逐步成為理賠同仁的日常工作夥伴,其帶來的影響也不再侷限於效率提升,而是開始擴散至組織文化與創新模式的改變。

郭乃瑀表示,過去AI專案多半由資訊部門主導,但這次經驗讓大家發現,真正了解痛點的人其實是第一線同仁,因為只有其最清楚哪些流程最耗時、哪些資訊最難取得,以及哪些環節最適合導入AI。「隨著理賠智慧助理成果逐漸顯現,愈來愈多部門開始主動詢問專案推動經驗,如資料整理、風險控管、流程設計與使用者導入等做法,加速 AI 創新在組織內部的擴散與落地。」

對富邦人壽而言,理賠智慧助理並不只是單一 AI 工具,而是一次工作方式與文化的改變:從第一線提出需求、跨部門共同打造,到持續優化與回饋機制,AI 不再只是科技部門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工作現場的一部分,也讓數位轉型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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