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經濟學者，生活內容想必和現在不同，可能更好或更壞；不過，如果不是因為經濟學，我相信不會碰上某些人和事。
1990年前後，我開始寫一些短文：這些文章不是文學性散文，也不是社論般的時事評論。我希望以說故事的方式，闡釋經濟學的理念。1993年，結集成書的《尋找心中那把尺》，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5年的合約期間裡，這本書前後刷了二十幾次，成績還算不錯。可是，雖然現在我已經出版十餘本書，我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一位「作家」，更談不上是半個知名人物。不過，以文會友的事，有時倒是令人意外。
**我是信差，傳播經濟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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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我利用教授休假到英國牛津待了一年；當時希望能藉機到歐洲一遊，所以行前到法國駐台辦事處申請簽證。我把自己和家人的表格拿給櫃台的小姐；沒想到那位女士看了一眼之後，突然抬頭問我：「熊教授你今天怎麼沒有帶煙斗？」顯然她看過我的書，因為我曾寫了好幾篇關於煙斗的故事。我很意外，那位女士也有點意外，說完話臉都紅了。因為我們將由英國出發到法國，依規定要到英國之後再申請簽證。所以，雖然有點小小的驚喜，可是也僅止於此。
這次再到香港客座，環境比較熟悉也多認識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位女士是和同事一起活動時認識。碰面幾次之後，我送了一本書給她。想不到又見面時，她拿出相機請別人幫我們照了一張合影。原來，她帶了我的書到常去的髮廊作頭髮，打算邊作邊看。髮型師一看到書很興奮，因為他自己就是讀者；他馬上有一連串的問題：怎麼她也看我的書？怎麼她會認識作者？作者的長相如何，是何等模樣？她帶相機照相，大概就是要留影存證，下次帶給她的髮型師看。從此之後，我知道在香港紹箕灣的某個髮廊裡，有一位沒碰過面的髮型師朋友！
雖然有些讀者覺得我的文章還算有趣；可是我自己很清楚其實我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濟學的思維。我只不過是一個信差，希望傳播經濟學的內涵而已。這次到香港之後發現要教一門短期課程；只有一個月，每個星期2小時, 共8小時。不過這門課有點特別，城大商學院裡有6個不同的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道是誰福至心靈設計了這麼一門課：6個系合作，每個系派一位老師，利用一個月的時間介紹自己的學科，而且要偏重「研究方法」。每位研究生不論所屬系別要選其中的4科。
我認為這門課很有意義，研究生們有機會接觸其他學科，可以擴充視野；老師們有機會面對其他系的研究生，可以測試自己、和自己學科的能耐。為了找適當的教材，我還頗費了一番思量；最後決定就以自己的書《我是體育老師》為主。這本書是在牛津那一年編寫而成，共有16章，理論和故事插敘。雖然書名有點怪，但是剛好適合這門課。體育老師是指我好像在學校裡教體育──教「頭腦體操」。
**眼前的事，經濟學都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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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研究生來說，學習能力強；每個星期看4章，一個月討論一本書，不是大問題。研究生們大部份是香港本地和大陸來的華人，看中文著作也不是問題。但是研究生裡還有少數的老外，問題就來了。會計系就有一位聽口音大概是澳洲人，45歲左右。他來找我表示已經快寫完博士論文，也想修這個短期課程。我建議他看一本相關的英文著作，然後安慰他：看不懂中文沒關係，上課時坐著聽別人討論，也是一種別緻有趣的經驗。
等到課程開始，走進教室一看發現共有20位研究生；商學院各個系的都有，老外年齡最大坐在教室後排。他們的素質高、很認真，上課的討論也很熱烈。一個月的課程很快就結束，我要每位研究生繳一份報告；只要一頁A4的長短談談自己的心得。報告陸續繳來，我看得興味盎然；特別是外系的研究生對經濟分析都大大的推崇。有一位表示這門課雖然短，卻是他在城大3年來，上過最有挑戰性、最有收穫的課。
那位老外的報告讓我眼睛一亮。他提到在沒上這門課之前，一直認為經濟學很枯燥無趣；經濟分析太抽象不可能用來解釋真實的社會現象。沒想到上了課之後，才發現經濟分析的內涵這麼有趣。課堂上曾經討論「疏離的眷戀」(detached attachment) 這個觀念──對於工作、家庭、親情、事業，一個人可以眷戀，但是最好保持距離；心情上可以比較沈穩，也不容易因為事過境遷而感傷難抑。他說自己過去就有這種體會，也提醒自己保持這種心境；可是卻從來沒有想到，可以從成本效益的角度解釋這種心境的曲折。現在他已經完全信服，任何眼前發生的事，幾乎都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解釋。
整個班上他是唯一不懂中文的人，但是卻寫出了一份最好的報告。透過電子信我把這份報告轉給所有的研究生與他們分享；我印了一份請系主任過目。他看了也很滿意決定把這份報告放在經濟系的網站上。
**過程重要，成績是肯定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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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來說，從這個短期課程裡也得到一點啟示。透過一篇文章或一場演講，或許可以讓讀者和聽眾感受到經濟學的趣味；可是要影響一個人的思維，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一段時間的咀嚼蘊釀。現在我知道，這個過程大概是多長──給我一個月的時間，讓我上4堂課，每次2小時。那麼我有自信，可以闡釋經濟分析的精髓，也可以對一個人的思維方式、產生根本的影響。
課程結束後，要為學生打成績，我想起同姓宗親熊彼德 (Joseph Schumpter) 的事蹟；這位著名經濟學者在哈佛大學任教時，不論教什麼課，學期成績有三種人得A：第一、女士；第二、基督教徒；第三、其他的人。經過考慮我把他的規則進一步簡化；有兩種學生得A：第一、女士；第二、其他的人。當然這有點半真半假似乎是兒戲；真正的理由是我教的課只有一個月，承擔的責任只是四分之一；而且這門課的性質，就在於拓展研究生們的眼界。重要的是過程而不是成績的高下。每個人都得A是對學生的肯定和鼓勵。
想不到副院長辦公室表示意見，認為學生表現總有高下不可能全部得A。如果任課老師堅持，必須在成績表之外提出書面說明。我是客人，當然不願意小題大作、據理力爭。同事倒是提醒我腦筋要靈活些；既然不能全部給A就讓一部份人得A+，一部份得A，其餘的得A-！
不過也就是因為這門課，我才想到：值得找家出版社，試著把自己的幾本書翻譯成英文出版。以英文發行之後，說不定會碰上一些其他有趣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