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青春物語
四十年青春物語
2004.04.15 |

我曾經在1998年做過一項網路與社會運動的研究,由台灣社運團體運用網路科技的經驗著手,廣泛蒐集資料,兩年後出版了幾篇不敢逾越資料範圍、咬文嚼字的學術文章。研究最大的收穫,反而是與包括美濃愛鄉協進會、崔媽媽基金會、勞動陣線等在內的社運人士會面,能夠分享他們運用網路技術於社運的經驗與想像,以及他們可敬又可愛的公共熱情。
在這些訪談中讓我最難忘的,是跟《南方電子報》創辦人陳豐偉的交談。年輕的我也曾經以「木魚」之名,參與到另一份《南方》雜誌的寫作。18年,對於世代轉換快速的青年參與,已是隔離久遠的記憶,兩個《南方》所處的時代脈絡也截然不同。我問他,為何電子報要取名為「南方」?他的回答,勾引起我自己的「南方」回憶,以及當時無意間撇見的一些青春物語。

**還了清白,青春小鳥卻一去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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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故事的第一個年輕人上場,在那個封閉而殘酷的戒嚴年代。他是當時政大代聯會主席的許席圖,一位熱情與才華橫溢的年輕人。
那一年,一位美籍外國留學生狄仁華在離台前,於報端刊載一篇名為「人情味與公德心」的文章,愛深責切地批評當時的台灣,包括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賄選、送紅包、走後門在內的社會亂象。受到該文的刺激,許席圖起身呼籲同輩:「讓我們從自我反省中成長,以自覺覺人,自強強國」。沒想到一呼百應,受到全國各地學生與民眾的熱情支持。
這個當年所謂的「中國青年自覺活動」所發起的,大多是關於交通秩序勸導、環境衛生服務、你丟我撿等的運動。但隨著參加者日眾,活動範圍擴張到講演訓練,成立各地分會與基金會。
終於碰觸到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禁忌。1969年二月被羅織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將包括許席圖在內的主要幹部全數逮捕,這就是日後稱為「統中會案」的政治冤獄。
許席圖在被捕後的一個月間,受盡情治單位的刑求逼供。一個月後,年輕人的聲音停了,未及審判他便因酷刑而發瘋,前程似錦的年輕人從此閉鎖在自己的心靈深淵。他先被送至台北市立療養院,最後輾轉來到花蓮玉里醫院,成為那所裡收容250名具政治犯背景的精神病患之一。
呂昱是自覺運動時期一位早熟的高中文藝青年,因為受到這群學運前輩的精神感召加入了運動,隨著戒嚴政府的逮捕行動也跟著下獄,年輕的歲月就此虛擲在與世隔絕的黑牢當中。15年後才被告知「免訴」,出獄時身形憔悴已近中年。「免訴」雖還了他的清白,但是青春小鳥卻已一去不復返。
1987年解嚴前夕,台灣校園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校園裡陸續傳出學生爭取言論自由(廢除刊物事前審查)、學生自治(直選學生代表)、校園自主(政黨退出校園)的民主呼聲。1984年方才出獄的呂昱,在這群青年人身上彷彿又看到了當年自覺運動的理性之光與自由之愛。

**政治座標,讓自由發聲管道於焉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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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的台灣學生,面臨的是不同型態的險峻環境。那是個政治座標「非左即右」,「非統即獨」的年代,學生的任何言行很容易便會被捲入到社會衝突的這些分類陷阱中。學生一旦要求廢除校園刊物審查,就必須要在法理上清楚地提出對「特別權力關係」的挑戰,於是有了「自由之愛」宣言。學生要走出校園、步入民間,便要跳脫既有框架、確立自主性,清晰地發展出自己的論述,批判統獨黃昏的「民間社會理論」於焉誕生。
學生運動的「純潔」與「理想」並非與生俱來,不是單憑學生證便可以證明,更不能拿來當成訴求不清的藉口;學生的「自主性」是需要透過用心自我辯護,經由公民獨立思辨能力的展示,才能獲致的一種成果。而就在這時候,呂昱創辦了《南方》雜誌。《南方》從1986年10月創刊,到1988年2月停刊,總共發行了16期,剛好見證了解嚴前後的民主化過程,也提供了各校學運團體相互交流的溝通平台。呂昱先生當年完全放任我們這群年輕人自由地編輯這份刊物,呵護我們在突破校園思想禁錮後,重新摸索新青年跟新社會對話的新語言,一直到我們肆意的文字揮霍耗盡了他所有的積蓄。當時的我,常為此內疚並且困惑不解,如今想來,或許是呂昱先生在這群當年的年輕人身上,聽到了自己從來未及實現的青春之歌吧。
同一個時間,陳豐偉正值17歲,還是高雄中學的高一新生,藉著閱讀《南方》,沈潛啟蒙、積蓄能量,憧憬著屬於他青春綻放的時刻到來。1990年《南方》雜誌已然停刊,國民大會代表在中山樓通過加薪並自動延任,濫權的消息傳出舉國義憤譁然,學運於焉再度爆發,學生要求改革制度的訴求迅速獲得全國民眾的一致支持。年輕的陳豐偉,也來到中正紀念堂,目睹「野白合」學運的風采,台灣知識青年的傳承默默地在廣場接棒、數位時代新「南方」的民主種子開始萌芽。

**兩個《南方》,唱著一樣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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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陳豐偉在高雄醫學院擔任精神科實習醫師,決定從高雄出發,進行電子報的社會實驗,讓年輕人「以理性思辨,捍衛民主」的傳統在e時代繼續延綿。回答我的問題,他說:「我是為了緬懷學運時代的《南方》雜誌,才將電子報取名為『南方』」。聞言那一刻,我想到了許席圖,想到呂昱,想到自由之愛,想到野白合,一代代台灣年輕人清澈而堅定的眼神,接續快速閃過腦海。
1995年陳豐偉創立《南方電子報》,那一年他24歲,啟動一個人的單純夢想,「讓在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發聲」,卻為社運注入了數位時代的活力,也催生了台灣社運的新風貌。
《南方電子報》協助包括社區、環保等不同的社運建立其網站、電子報與資料庫,讓各種社運相關的訊息、知識與思維可以網路世界上保存展示,於是《南方電子報》也跟著轉化出「南方網路社區」。這個陳豐偉口中所謂的「通路平台」,在解嚴後各種社運的內部分歧日益浮現之際,在網路上維繫了一個開放社會可以理性思辨與對話的公共空間。
2003年,當一切盡成過往雲煙,精神科醫師陳豐偉,因緣際會也來到了花蓮的玉里醫院,在那裡,他碰到了仍舊堅持自己22歲的學運老前輩許席圖。那個故事最初的青年,似乎早已等著他的造訪。
想到這裡,一縷悠悠的歷史青絲滑過我的眼前,從許席圖到陳豐偉,從《南方》雜誌到數位《南方》,從「自覺運動」到「野白合」,我聽到一個個命運被隱約連繫起來的台灣青年,賣力地接力吟唱。一首時而低沈哀戚、時而激越響亮,令人難以忘懷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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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當許多企業還在討論 AI 能做什麼,富邦人壽更關注:AI 如何被第一線同仁使用?而這也是「理賠智慧助理」能從黑客松發想、走進理賠現場,成為真實工作夥伴的原因。

為什麼富邦人壽會選擇從最複雜、也最不易標準化的環節–理賠–切入、嘗試將AI從「回答問題的工具」轉變成進入核心營運流程的「決策輔助夥伴」?

保險理賠為何難以AI化?答案藏在大量非結構化資訊裡

相較於客服問答或行政流程,理賠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資訊高度分散且缺乏標準格式:從診斷證明、病理報告、手術紀錄到醫療收據,每份文件不同醫院格式都不同,內容還充滿專業醫療術語;理賠人員不僅必須理解文件內容,還需要同步比對保單條款、法規要求以及醫學知識,才能做出適當判斷。

更複雜的是,就算是相同疾病或手術名稱,不同案件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理賠結果,因此,理賠長期被視為高度依賴專業經驗與人工判斷的工作,很難透過傳統自動化工具處理。

近年來,隨著理賠案件量持續增加、醫療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新舊世代交替帶來的人才培育壓力,如何兼顧理賠品質、作業效率與知識傳承,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富邦人壽開始思考:如果AI無法取代專業判斷,是否能先協助理賠人員更快掌握資訊、縮短搜尋時間,讓專業人才把時間投入在更高價值的分析與決策工作?這個想法在富邦集團導入微軟Copilot Studio並舉辦黑客松活動後獲得實踐機會,理賠團隊將構想轉化為可驗證的AI提案,並在主管支持與跨部門合作下,於2026年1月正式導入理賠現場。

「黑客松讓我們有機會快速驗證想法,也讓AI應用從概念走向實際場景。」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郭乃瑀如是說道。

數位時代為此特別專訪富邦人壽黑客松獲獎團隊「ClaimAIngels」的成員,深入了解這項 AI 專案如何從創新提案一路走進理賠第一線,成為同仁日常工作的決策輔助夥伴。

富邦人壽
富邦人壽理賠智慧助理透過黑客松加速落地!數位時代專訪團隊成員郭乃瑀 (左上)、 王羽藍(左下)、陳子聆(右上)、林庭樂(右下),分享過程與收穫。
圖/ 數位時代

AI成功落地的關鍵,不只是模型,還有資料與流程重建

從創意發想到實際上線,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AI真正符合第一線需求。

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林庭樂指出,團隊一開始便深入訪談理賠同仁,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並不是AI幫忙做決定,而是協助整理資訊,因此將理賠智慧助理專案聚焦於三大領域:手術等級建議、病理報告判讀輔助,以及國外醫療文件翻譯與摘要,目標是協助同仁降低資料蒐集與查詢時間,讓理賠同仁可以快速掌握案件重點。

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建立可信任的資料基礎。

由於醫療資料來源眾多且格式不一,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整理歷史案件、建立醫療名詞對應關係、標註資料來源與判斷依據,並透過跨部門討論及醫師顧問協作,逐步建立一致的判讀標準。林庭樂表示:「這項工作看似基礎,卻是AI能否提供可靠建議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讓過去散落在資深同仁腦中的經驗知識,逐漸轉化為可被組織保存與運用的數位資產。」

富邦人壽理賠部專員陳子聆便感受到明顯改變。她說:「過去遇到新的手術名稱,往往需要花費一到兩個小時查閱條款、搜尋歷史案例並向資深同仁請教,現在,透過理賠智慧助理協助,資料搜尋時間縮短50%以上,能將更多心力放在案件分析與專業判斷上。」

理賠部理賠審核科資深襄理王羽藍則形容,理賠智慧助理更像是一位隨身秘書。她說:「它會先幫我們整理案件重點,也能提醒是否遺漏重要資訊。無論是判讀國內外醫療文件、核對醫療收據,或分析病理報告內容,都能快速提供參考依據,讓我們把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專業決策。」

除了資料基礎建設,金融業導入 AI 的另一個關鍵挑戰是風險與合規。

因應金融監理要求以及個資保護需求,團隊在設計理賠智慧助理時建立多層防護機制與使用護欄,並持續優化提示詞設計,以降低AI幻覺、資料外洩與誤判風險,確保AI始終在可控範圍內運作。

不過,對富邦人壽而言,上線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優化的開始。

團隊發現,理賠智慧助理初期使用率表現亮眼,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為了找出原因,團隊同仁與第一線理賠同仁召開多場討論會議,讓其了解,生成式 AI 並非一次建置完成就能長期發揮效益,必須持續蒐集使用回饋、改善建議,進而調整功能設計。

郭乃瑀表示:「根據同仁回饋,團隊目前正規劃新增實支實付手術給付比例分析等功能,目標是讓AI更貼近實際工作流程、滿足使用者需求。」

從單一專案到組織能力,理賠智慧助理帶來的真正改變

隨著理賠智慧助理逐步成為理賠同仁的日常工作夥伴,其帶來的影響也不再侷限於效率提升,而是開始擴散至組織文化與創新模式的改變。

郭乃瑀表示,過去AI專案多半由資訊部門主導,但這次經驗讓大家發現,真正了解痛點的人其實是第一線同仁,因為只有其最清楚哪些流程最耗時、哪些資訊最難取得,以及哪些環節最適合導入AI。「隨著理賠智慧助理成果逐漸顯現,愈來愈多部門開始主動詢問專案推動經驗,如資料整理、風險控管、流程設計與使用者導入等做法,加速 AI 創新在組織內部的擴散與落地。」

對富邦人壽而言,理賠智慧助理並不只是單一 AI 工具,而是一次工作方式與文化的改變:從第一線提出需求、跨部門共同打造,到持續優化與回饋機制,AI 不再只是科技部門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工作現場的一部分,也讓數位轉型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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