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青春物語
四十年青春物語
2004.04.15 |

我曾經在1998年做過一項網路與社會運動的研究,由台灣社運團體運用網路科技的經驗著手,廣泛蒐集資料,兩年後出版了幾篇不敢逾越資料範圍、咬文嚼字的學術文章。研究最大的收穫,反而是與包括美濃愛鄉協進會、崔媽媽基金會、勞動陣線等在內的社運人士會面,能夠分享他們運用網路技術於社運的經驗與想像,以及他們可敬又可愛的公共熱情。
在這些訪談中讓我最難忘的,是跟《南方電子報》創辦人陳豐偉的交談。年輕的我也曾經以「木魚」之名,參與到另一份《南方》雜誌的寫作。18年,對於世代轉換快速的青年參與,已是隔離久遠的記憶,兩個《南方》所處的時代脈絡也截然不同。我問他,為何電子報要取名為「南方」?他的回答,勾引起我自己的「南方」回憶,以及當時無意間撇見的一些青春物語。

**還了清白,青春小鳥卻一去不復返

**
1966年,故事的第一個年輕人上場,在那個封閉而殘酷的戒嚴年代。他是當時政大代聯會主席的許席圖,一位熱情與才華橫溢的年輕人。
那一年,一位美籍外國留學生狄仁華在離台前,於報端刊載一篇名為「人情味與公德心」的文章,愛深責切地批評當時的台灣,包括隨地吐痰、亂丟垃圾、賄選、送紅包、走後門在內的社會亂象。受到該文的刺激,許席圖起身呼籲同輩:「讓我們從自我反省中成長,以自覺覺人,自強強國」。沒想到一呼百應,受到全國各地學生與民眾的熱情支持。
這個當年所謂的「中國青年自覺活動」所發起的,大多是關於交通秩序勸導、環境衛生服務、你丟我撿等的運動。但隨著參加者日眾,活動範圍擴張到講演訓練,成立各地分會與基金會。
終於碰觸到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禁忌。1969年二月被羅織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將包括許席圖在內的主要幹部全數逮捕,這就是日後稱為「統中會案」的政治冤獄。
許席圖在被捕後的一個月間,受盡情治單位的刑求逼供。一個月後,年輕人的聲音停了,未及審判他便因酷刑而發瘋,前程似錦的年輕人從此閉鎖在自己的心靈深淵。他先被送至台北市立療養院,最後輾轉來到花蓮玉里醫院,成為那所裡收容250名具政治犯背景的精神病患之一。
呂昱是自覺運動時期一位早熟的高中文藝青年,因為受到這群學運前輩的精神感召加入了運動,隨著戒嚴政府的逮捕行動也跟著下獄,年輕的歲月就此虛擲在與世隔絕的黑牢當中。15年後才被告知「免訴」,出獄時身形憔悴已近中年。「免訴」雖還了他的清白,但是青春小鳥卻已一去不復返。
1987年解嚴前夕,台灣校園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校園裡陸續傳出學生爭取言論自由(廢除刊物事前審查)、學生自治(直選學生代表)、校園自主(政黨退出校園)的民主呼聲。1984年方才出獄的呂昱,在這群青年人身上彷彿又看到了當年自覺運動的理性之光與自由之愛。

**政治座標,讓自由發聲管道於焉誕生

**
80年代中期的台灣學生,面臨的是不同型態的險峻環境。那是個政治座標「非左即右」,「非統即獨」的年代,學生的任何言行很容易便會被捲入到社會衝突的這些分類陷阱中。學生一旦要求廢除校園刊物審查,就必須要在法理上清楚地提出對「特別權力關係」的挑戰,於是有了「自由之愛」宣言。學生要走出校園、步入民間,便要跳脫既有框架、確立自主性,清晰地發展出自己的論述,批判統獨黃昏的「民間社會理論」於焉誕生。
學生運動的「純潔」與「理想」並非與生俱來,不是單憑學生證便可以證明,更不能拿來當成訴求不清的藉口;學生的「自主性」是需要透過用心自我辯護,經由公民獨立思辨能力的展示,才能獲致的一種成果。而就在這時候,呂昱創辦了《南方》雜誌。《南方》從1986年10月創刊,到1988年2月停刊,總共發行了16期,剛好見證了解嚴前後的民主化過程,也提供了各校學運團體相互交流的溝通平台。呂昱先生當年完全放任我們這群年輕人自由地編輯這份刊物,呵護我們在突破校園思想禁錮後,重新摸索新青年跟新社會對話的新語言,一直到我們肆意的文字揮霍耗盡了他所有的積蓄。當時的我,常為此內疚並且困惑不解,如今想來,或許是呂昱先生在這群當年的年輕人身上,聽到了自己從來未及實現的青春之歌吧。
同一個時間,陳豐偉正值17歲,還是高雄中學的高一新生,藉著閱讀《南方》,沈潛啟蒙、積蓄能量,憧憬著屬於他青春綻放的時刻到來。1990年《南方》雜誌已然停刊,國民大會代表在中山樓通過加薪並自動延任,濫權的消息傳出舉國義憤譁然,學運於焉再度爆發,學生要求改革制度的訴求迅速獲得全國民眾的一致支持。年輕的陳豐偉,也來到中正紀念堂,目睹「野白合」學運的風采,台灣知識青年的傳承默默地在廣場接棒、數位時代新「南方」的民主種子開始萌芽。

**兩個《南方》,唱著一樣的青春之歌

**
1995年,陳豐偉在高雄醫學院擔任精神科實習醫師,決定從高雄出發,進行電子報的社會實驗,讓年輕人「以理性思辨,捍衛民主」的傳統在e時代繼續延綿。回答我的問題,他說:「我是為了緬懷學運時代的《南方》雜誌,才將電子報取名為『南方』」。聞言那一刻,我想到了許席圖,想到呂昱,想到自由之愛,想到野白合,一代代台灣年輕人清澈而堅定的眼神,接續快速閃過腦海。
1995年陳豐偉創立《南方電子報》,那一年他24歲,啟動一個人的單純夢想,「讓在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發聲」,卻為社運注入了數位時代的活力,也催生了台灣社運的新風貌。
《南方電子報》協助包括社區、環保等不同的社運建立其網站、電子報與資料庫,讓各種社運相關的訊息、知識與思維可以網路世界上保存展示,於是《南方電子報》也跟著轉化出「南方網路社區」。這個陳豐偉口中所謂的「通路平台」,在解嚴後各種社運的內部分歧日益浮現之際,在網路上維繫了一個開放社會可以理性思辨與對話的公共空間。
2003年,當一切盡成過往雲煙,精神科醫師陳豐偉,因緣際會也來到了花蓮的玉里醫院,在那裡,他碰到了仍舊堅持自己22歲的學運老前輩許席圖。那個故事最初的青年,似乎早已等著他的造訪。
想到這裡,一縷悠悠的歷史青絲滑過我的眼前,從許席圖到陳豐偉,從《南方》雜誌到數位《南方》,從「自覺運動」到「野白合」,我聽到一個個命運被隱約連繫起來的台灣青年,賣力地接力吟唱。一首時而低沈哀戚、時而激越響亮,令人難以忘懷的青春之歌。

往下滑看下一篇文章
AI 同事愈來愈多怎麼管?Going Cloud 用「多代理系統」,助企業打造最強營運大腦
AI 同事愈來愈多怎麼管?Going Cloud 用「多代理系統」,助企業打造最強營運大腦

ChatGPT、Gemini、Claude 等 AI 通用工具問世後,「AI」無疑成了現今全球最熱門的關鍵字。儘管許多企業已經開始導入相關應用,多數卻仍停留在文書輔助、單一聊天機器人(Chatbot)運用等單點階段。但隨著商業環境快速變化、缺工日益嚴峻,企業需要的不再只是一個會回答問題的對話框,而是具備「自主決策與行動執行」能力的「代理式 AI」(Agentic AI)。

Going Cloud 和 IDC 合作發布的《多代理系統崛起 打造敏捷韌性企業》報告便指出,如今「AI First」時代來臨,企業的 AI 應用正從輔助性質走向自主營運,有 80% 的企業期望藉此提升生產力,70% 的企業希望能更輕鬆處理複雜任務,還有 66% 的企業期望透過多模型來提升整體效能。

代理式 AI 愈來愈多,必須納入組織管理

但究竟什麼是「代理式 AI」?

「過去人們使用生成式 AI 時,需要一步步下達明確指令,但現在使用者只要賦予代理式 AI(Agentic AI)明確目標,它就能自己理解前因後果、進行推演,甚至能去呼叫 API 完成任務。」Going Cloud 總經理黃柏淞點出差異。
而當企業內部的代理式 AI 日益增加,比方說,人資部門有專屬 AI、業務部門有報價 AI、法務部門有合約審閱 AI,跨部門協作的複雜度也隨之飆升,「如果你是管理者,你就會意識到,必須把 AI 當成一個人,納入組織裡來管理。」黃柏淞強調,能統籌、指揮多個 AI 代理協作的「多代理系統」(Multi-Agent System, MAS),正是為了解決這個痛點而生。

簡單來說,MAS 就像虛擬的企業總部,負責協調、治理負責不同任務的 AI 代理、工具和功能模組。在讓 AI 自主決策的同時,各個 AI 代理間也能共享資訊、協調分工。MAS 還具備極佳的擴展性和分散性,企業可以依照業務需求,隨時新增、更改 AI 代理,能大幅提升營運韌性。

雖然企業普遍意識到,代理式 AI 已經蔚為風潮,但實際部署時,仍面臨諸多挑戰。《多代理系統崛起 打造敏捷韌性企業》報告便顯示,資安疑慮、預算限制、缺乏 IT 支援分別是企業最擔憂的三大問題,「企業最擔心串聯多個 AI 代理時,要是權限沒控管好,很容易有機敏資料外洩的風險。」黃柏淞提到,在此情形下,Going Cloud 推出了以「分層式多代理架構」為核心的解決方案。系統會由一個「主管代理」(Supervisor Agent)作為主要決策層,底層則串聯了各個負責單一任務的「任務代理」(Task Agents)。

以 Going Cloud 服務的大型金融企業為例,假設一位 VIP 客戶登入銀行 APP,詢問 AI 客服:「我想申請房貸,請問現在利率多少?另外,請幫我評估把我目前的科技股基金贖回當作頭期款適不適合?」如果是傳統的聊天機器人,可能會因為問題太複雜直接轉接人工客服。但在 Going Cloud 的分層式 MAS 架構裡,「主管代理」接收到任務後,會先拆解再指派負責「房貸利率」的「任務代理」,去後台抓取客戶的信用評分和最新房貸專案。同時,這位虛擬主管還會指派「理財分析」的「任務代理」,去檢視客戶最近科技股基金的績效並預測市場。最後,再由「主管代理」統整資訊,一併給出一份完整且客製的財務建議,「分層式 MAS 能確保整個過程的指令被清楚傳遞,而且因為權限分層管理,房貸 Agent 不會碰到不該碰的理財資料,符合金融業的風險控管與合規要求。」黃柏淞說。

目前 Going Cloud 已經協助知名金融機構導入 MAS 架構。以實際成效來看,多代理客服平台能降低 50% 以上的人工客服工作負擔,並讓回覆使用者問題的平均時間減少 60% 以上;FAQ 知識導向與 API 資料調用的正確率,在調用得當的情況下,也都達到9成以上的成功率。黃柏淞指出,金融、製造、顧問等有複雜跨部門協作需求的大型企業,都是亟需採用代理式 AI 的產業。

#0 AI同事愈來愈多怎麼管?Going Cloud用「多代理系統」,助企業打造最強營運大腦
提到目前與台灣領先金融集團的合作進程,黃柏淞表示因為金融機構的特殊性,需要縝密的全方位服務,從前期討論到技術導入,大約需要半年到九個月的時間。
圖/ 數位時代

懂雲也懂企業痛點,助員工無痛升級「AI 小組長」

但為什麼 Going Cloud 能為企業打造出如此高效的代理式 AI 底層架構?一方面,Going Cloud 先前服務過亞洲最大 AI 多媒體科技集團科科科技(KKCompany Technologies),奠定具備理解和服務大型企業的經驗,且自 2022 年創立起,就鎖定服務架構最複雜的大型企業市場。同時,Going Cloud 是全台首家榮獲 AWS 生成式 AI 服務能力認證及 ISO27001、ISO27701 雙重國際驗證的雲端產業專家,此成就彰顯 Going Cloud 在堅實的資訊安全基礎上,深化了對個人資料保護的承諾,為客戶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資料保障,強化雲端服務領導地位。另外,Going Cloud 還能為企業量身打造底層 AI 平台,提供 AI 策略方針定調、雲端架構設計、Agent 任務規劃、效能優化等一站式服務。

對於準備跨入「AI 商用階段」的企業,黃柏淞建議,釐清應用場景,比追求最新技術更重要,「唯有清晰定義痛點,才能讓強大的 MAS 平台真正落地。」
他特別提到,導入 MAS 系統不只是 IT 部門的責任,其實更像企業的升級轉型,「未來的知識工作者,不能只是單純『接球就打』,每個人都將成為『小組長』或『專案經理』。」例如員工不必再親自打開 excel 敲公式、解讀報表,應該要學著指派手下的「數位同事」去執行。員工的核心價值,將從過去繁瑣、重複性任務的執行,轉移到前期的目標定義、流程規劃,以及後期的決策判斷和審核把關。

AI 技術飛速推進,企業間的競爭已從「要不要用 AI?」,升級成「如何管理與協作多個 AI?」。透過建構靈活、安全且具高擴展性的多代理系統,企業不僅能解放員工的生產力,更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打造敏捷、韌性兼具的營運大腦。

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開啟專屬自己的主題內容,

每日推播重點文章

閱讀會員專屬文章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看更多獨享內容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開啟收藏文章功能,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開啟訂閱文章分類功能,

請先登入數位時代會員

我還不是會員, 註冊去!
追蹤我們
AI全球100+台灣20
© 2026 Business Next Media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網站內容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106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2號9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