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職涯發展路徑，我在此分享個人經驗供讀者參考。如果我當年沒有參加YEF（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大概會順從眾人的腳步，畢業後走上差不多的道路。參加了YEF，讓我看見更寬廣的道路，促使我去探索許多以前不會去嘗試的機會，雖然失敗的多、成功的少，但我也學到了許多經驗。
我畢業的時候，全世界已經走出次貸危機的谷底，景氣正在復甦。在學校的最後一學期，收到YEF學長即時傳來的訊息：有新職缺招募。在此之前，因為各種嘗試而得到的經驗，幫助我在應徵第一份工作時，順利通過面試。
海外求職，你可以這麼做
在過去，我只有從「求職者」與「面試官」的角度經歷過求職，如果讀者有朋友剛好是recruiter或headhunter，或許也可以問問，從他們的角度如何看待求職的過程。到美國科技公司找工作有許多途徑，以下是我所見所聞的幾種方式：
如果想從台灣跨洋求職，我自己的感覺是這幾年軟體開發的知識傳播愈來愈容易，即使沒有身處舊金山灣區，也有很多機會學習相關知識。例如在GitHub上參與開源專案就是一個好的起點；在台灣一邊學習相關知識、一邊跨洋求職，我認為這幾年相對比較容易。
然而，來美國讀相關領域的碩士學位，仍然是最容易的求職方式（雖然不便宜）。這個方法的優勢包括：學校會舉辦career fair協助求職、在學期間可以參加實習生計畫、畢業後可以短期使用OPT工作簽證。
實習生計畫是個很好的求職機會，台灣的企業似乎把實習生計畫當作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旨在協助學校彌補產學落差。但是，美國科技公司一般把實習過程當作長時間的面試，表現好的實習生會轉為正職；而且在實習的過程中，你能看到公司內部真實的狀況，而不是普通的面試裡，面試官與recruiter刻意呈現的樣貌。
最後，如果只是想體驗舊金山灣區的新創公司氛圍，但卻不想跨海求職，這幾年也有許多美國的新創公司在台灣設立分公司、招募工程師，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不同職位，不一樣的面試策略
關於面試的流程，在我的經驗裡，大公司似乎有趨同的傾向，新創公司則歧異不小。如果讀者在求職之前，有認識在該公司任職的朋友，或許可以先打聽一下那間公司面試的方式。
大公司的面試，面試官通常是照著流程走：前五分鐘簡單問候、面試中詢問兩到三個演算法問題、最後五分鐘讓你問他一個問題，所以建議可以準備好幾個問題，到時候可以問各個面試官。
如果你申請的是junior position（假設你剛畢業），面試官通常只會問關於演算法的問題，但其實這種面試的名聲不太好，常常有工程師在網路上抱怨，明明經驗豐富、戰功彪炳，卻因為面試時不會二元樹反轉（invert a binary tree）而被大公司拒絕。然而，由於演算法是相對容易有答案、客觀標準的面試問題，所以大公司的面試還是會繼續使用這種方式。反過來說，演算法問題也相對容易準備，網路上俗稱刷題，若是有心求職，這類問題上LeetCode刷好刷滿就對了。
如果你申請的是senior position（假設你已經工作數年），除了演算法，recruiter還會安排面試官詢問有關系統設計的問題，這一類的題目並沒有像LeetCode那樣的練習資源，只能靠工作經驗，以及在網路上蒐集他人的心得。此外，recruiter也會安排面試官詢問職涯中mentorship與leadership的相關實績。如果沒有在過去的工作中刻意為之，面試中十之八九答不出來（我就是那八九，過去未曾特別培養mentorship與leadership），這也許是台灣與美國文化上的不同。
大公司 vs 新創，企業文化大不同
最後，我想分享一下過去工作的心得。Google是一間很大的公司，成立至今超過二十年，公司文化發展了好幾個世代。雖然對於Google，我只能分享我所看到的一小部分，但與其他我待過的公司相比，Google企業文化上的特別之處在於對技術、程式碼品質的重視，有時甚至會讓人感覺走火入魔、錙銖必較。
不過，我覺得Google得利於天時、地利、人和，讓它既能賺錢，又有餘裕維持程式碼的品質，而其他公司沒有這樣的際遇，即使有心大概也沒辦法模仿。因此，如果想要學習任何技術，除了少數機密（例如搜尋排序的參數）之外，其餘都對內開放；此外，Google內部有許多教學文件，即使是陌生同事，也很樂於回答有關技術上的疑惑。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學到了不少，有些觀念也在自己的side projects中試驗了一下。
後來，我換工作到新創公司Sift Science，公司的兩位創辦人來自西雅圖。雖然公司上下皆有盡力維持程式碼的品質，但卻沒有時間與資源做到如Google那麼徹底。同事大多是美國的千禧世代，比我在Google的同事年輕很多，一次閒聊時，有位同事還表示臉書都是老人在使用，我聽了之後默默地把臉書關掉。同事工作時很安靜，創辦人常常抱怨太安靜了，所以有點不自在；然而同事彼此並不是不熟，反而待人和善，我覺得這還挺不容易的（尤其跟我任職的下一家公司相比）。
我在那工作了一段期間後，找到了Uber自駕車部門的工作，於是提出離職。由於我在公司裡面還滿「閉俗」，因此沒有期待會被歡送，但同事卻特地一起手繪了一張卡片祝福我。我覺得Sift Science溫暖的公司文化，是兩位創辦人悉心培養的結果。
在Uber，也許我的感覺有點偏頗，但像是電影裡史達林格勒戰役的蘇聯步兵：第一天報到，給你一把步槍，也不管你會不會用，政委就叫你衝鋒。雖然Uber的規模小於Google，但公司高層之間上演的「冰與火之歌」，精彩程度連我這種階級不高的二等兵也時有所聞。
我現在服務的公司Waymo是從Google自駕車的研究部門分割出來的，就我個人的觀察，過去的Waymo似乎有點猶疑不決：被「研究機構」「新創公司」和「Google scale」這三種頗為不同的文化拉扯，顯得左支右絀。這大概是有像Google這一個富爸爸的公司才有的煩惱，而現在的Waymo，似乎決定偏重於「新創公司」這條路，我希望能走得順利。
過去十年，美國科技業景氣非常好，不論是大公司或新創公司都能快速成長，募資也很順利，因此要找工作、換工作就相對容易，薪水也很不錯。這次COVID-19所引起的經濟衰退是一次巨大的轉折，雖然不曉得在危機結束後，舊金山灣區的科技業會變成怎樣，但還是希望能以我過去的經驗，提供給讀者一點幫助。
（本文由時代基金會 — 付諸行動的夢想家授權轉載自其Medium）
責任編輯：陳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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