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才能的人統治社會, 為何被民粹顛覆?
有才能的人統治社會, 為何被民粹顛覆?

在未來社會,世界將被一群聰明有才幹的人統治。統治階級將由一個新公式決定:IQ+努力=才幹(merit);財富和權力是靠自己努力得來,而非世襲;民主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所統治,而非依賴出生或財富。一個美麗新世界……等等,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嗎?

但前述的「未來」,是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Young在1958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英才制的崛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中,以反諷風格撰寫的情節,時間設定在未來2034年,「meritocracy」(英才制)一字首次出現。

註:「meritocracy」目前是通俗常用字眼,但中文翻譯沒有高度共識,此處翻譯稱「英才制」。

Michael Young所描述的未來,是他從19世紀後期逐漸展開的趨勢觀察而來,而在該文之後,那個未來已經成為我們的現實日常,「英才制」一字及其倡議的想法主導了世界:人們認為,相對於封建、種姓或種族制度,英才制是最公平的,畢竟學歷高、能力好、夠努力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名聲、金錢、資源),再自然不過。

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
「meritocracy」一詞出自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Young在1958年出版的一部反烏托邦社會的諷刺作品《英才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圖/ The Young Foundation

起跑點優勢、菁英驕傲,長期扭曲政經社會發展

回到2016年,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全球出現民粹主義的反撲,有人歸咎於階級矛盾,有人認為是城鄉差距。以《正義》一書聞名全球公眾的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在今年秋天出版了《英才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書中指出這些現象是對「英才制」的反撲。

在前本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Sandel分析1980年代後,市場對自由的高度信仰,他認為這是界定公共利益的機制,結果卻創造空洞而膚淺的公共論述,剝離公民對共同價值的討論;政治參與淪為「專家政治」,正好扣合英才制:有才能的菁英應該是國家統治者。

註:50、60年代的重要思想著作如《意識形態的終結》和《單向度的人》皆有過類似討論。

《英才的暴政》指出,雷根時期到歐巴馬時期的主流論述,是一種「躍升的修辭」(rhetoric of rising):只要努力往上爬就會成功(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但2016年的政治結果(political outcomes)讓這個論述破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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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如美國選民政治態度最概括化的分線——大學以上教育水準,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後者比較無知,故支持川普嗎?當然沒那麼簡單。川普只是聰明地懂得去收割選民的憤慨和悲傷,例如他曾公開表示:「我喜歡教育程度低的人們」。
圖/ Drop of Light via shutterstock

Sandel認為,英才制其實是虛假幻想,成為菁英與否並非與財富無關。當代教育系統是社會流動重要機制,但美國統計數據顯示,名校學生大多來自富有家庭,他們有更多資源給小孩更好學習環境,再加上許多人脈關係。菁英學校的門檻有階級偏差,並非所有人都有真正公平的機會。

Sandel更指出,就算真是完美的英才制,亦即每個人往上爬的機會是平等的,但當階層化日益擴大,社會團結會被嚴重破壞。

另一方面,成功者往往以為自身的成功,是仰賴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成,而與社會無關,從而產生「英才的驕傲」(meritocratic hubris),對下層階級的人缺乏同理心,甚至不屑和輕蔑,並缺乏對於團體同胞的相互責任;最後,導致後者對贏家的憎恨,社會斷裂就或更嚴重。

於是,我們見到當前最大的政治浪潮:民粹主義對於菁英的反彈。如美國選民政治態度最概括化的分線——大學以上教育水準,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後者比較無知,故支持川普嗎?當然沒那麼簡單。

毋寧說是過去幾十年來,不分兩黨的菁英長期主導並扭曲整個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所造成的結果。川普只是聰明地懂得去收割選民的憤慨和悲傷,例如他曾公開表示:「我喜歡教育程度低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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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總統魯卡申柯9月23日秘密宣誓就任總統後至今,該國群眾已經連續12周發動抗爭行動,但盧卡申科仍然擺出強硬態度,拒絕辭職。
圖/ wikimedia

顛覆英才制,理想社會是什麼樣貌?

近幾年對英才制的抨擊已愈來愈猛烈。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Daniel Markovits的新書《英才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嚴厲批判英才制只是合理化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已經淪為自己原先反對的現象:「一種對世代間的財富、特權和階級的鞏固與繼承機制」。

Sandel今年在《紐約時報》的投書指出,疫情讓人們重新認識低技術、低薪工作者的價值:「人們開始更理解社會真正依賴的是誰,不只是醫生和護士重要,還有快遞員、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家庭照顧者,以及許多零工經濟工作者。我們稱呼其為『關鍵工作者』,但他們卻沒有獲得最好的報酬、亦非獲得最多榮耀的人。」

這位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大師,其知識生涯正全然地對抗著個人主義、提倡共同體精神。在《英才的暴政》,他更強調謙遜(humility)是此刻無比需要的公民德性。就具體政策來說,他的解方包括促進更平等的經濟政策,甚至建議透過「抽籤制度」來決定能否就讀菁英大學。

前述種種,或許都不是萬靈丹。

在《英才制的崛起》中,菁英統治最後結局,是一場反抗運動導致菁英的垮台——不正是2016年真實上演的情節?

Young的寫作初衷,是為了避免菁英政治走到這步田地。他對美好世界的提醒是:「如果人們的價值不是取決於他們的智力、教育、職業和權力,而是仁厚、勇氣、想像力和敏感度,以及他們的同情心和慷慨,那麼就不會有階級……以此,每個人都將有平等的機會,去發展獨特能力,過一個豐盛的生活,而非在任何數字構成的準則爬上爬下。」這才是美麗新世界。

本文出自數位時代318期11月號《台灣下一個世界級產業:智慧醫療》 《專家觀點》

責任編輯:張庭銉

關鍵字: #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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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不是愈高階愈好!桃園產官資源如何賦能互宇向量,讓複雜技術真正「用得起、用得上」?
導航不是愈高階愈好!桃園產官資源如何賦能互宇向量,讓複雜技術真正「用得起、用得上」?

當無人機、無人船失去衛星定位訊號,還能繼續完成任務嗎?這道問題不只考驗導航設備的精度,更牽涉不同技術如何搭配,才能兼顧成本、可靠性與實際部署需求。

要理解自主載具如何在衛星訊號中斷時持續導航,得先認識「慣性導航」。互宇向量執行長鍾宏彬拿棒球作比喻:投手把球投出去後,球沒有GPS或遙控器,仍會依照出手角度、力量與旋轉向前運動。慣性導航則透過感測加速度與旋轉變化,持續推算載具的姿態、速度與位置。不過,慣性導航的誤差會隨時間累積,衛星定位訊號一旦中斷,位置推算也可能逐漸偏移。因此,自主載具需要不同定位與感測技術相互配合。2022年成立的互宇向量,便從這項需求切入,協助客戶選擇適合的導航技術,並將系統整合到產品中。

先定義任務,再決定導航規格

「以終點當起點。」鍾宏彬如此形容互宇向量的產品開發原則。相較於先提供設備、再由客戶自行整合,互宇向量在開發初期便參與討論,了解客戶要完成什麼任務,再決定性能、材料、演算法與預算。這套方法稱為「前端部署」。

以無人機精準投送為例,客戶希望載具不只抵達指定區域,還能接近建築物完成投送。飛行距離、定位精度、是否有人遙控,以及衛星訊號中斷後需要自主運作多久,都會影響系統設計。互宇向量必須先釐清這些條件,再選擇感測元件、調整導航架構,而不是直接套用既有產品。

互宇向量的技術涵蓋光纖陀螺儀(FOG)、慣性量測單元(IMU)、姿態與航向參考系統(AHRS),以及GNSS/INS融合導航方案。團隊曾與產業夥伴在實際水域驗證無人船導航系統,也透過觀音山隧道測試,觀察衛星訊號中斷時的導航表現。

對客戶而言,驗證的重點在於系統能否在任務要求的時間內維持足夠精度。互宇向量也不一定選用最高規格的零組件,而是依照需求調整演算法、材料與系統配置,必要時整合其他供應商的技術,減少客戶自行開發、測試與整合的時間及成本。

從光纖陀螺到系統整合,互宇向量把技術推向可部署的產品

鍾宏彬2010年投入光纖陀螺核心技術研究,2016年共同創辦極星光電。當時核心元件的客戶多具備自行整合能力,應用市場相對有限。他逐漸意識到,若想讓技術接觸更多使用者,就不能只停留在零件,還得往感測模組與完整系統發展。2022年成立互宇向量後,鍾宏彬延續過去累積的技術,採取合作設計製造(JDM)模式,讓團隊從產品開發初期便參與設計與驗證。

他把這種服務形容為「高階料理包」:客戶不必自行採購所有原料、研究怎麼煮,而是由互宇向量協助整合適合的技術,完成產品部署。公司不走低價、拚量路線,而是選擇與少數具有長期需求的專業客戶深入合作。目前團隊服務約12家核心客戶,透過持續參與產品開發,累積技術與合作經驗。

航太市場考驗的不只是技術,還有供應鏈與驗證能力

航太是互宇向量積極拓展的市場。目前約四成業務聚焦航太應用;2023年,團隊也與國家太空中心(TASA)展開策略性合作,推進MIOC與FOG技術的太空應用。

航太產業尤其重視「飛行履歷」(Flight Heritage)。鍾宏彬打趣地說,普通杯子就是杯子,但如果真的上過太空,「它就變成太空杯」。設備即使通過完整的地面測試,仍不等於經歷過發射與太空環境。對國際航太客戶而言,實際飛行驗證是評估設備可靠性的重要依據。鍾宏彬回憶,團隊過去花了兩、三年尋找海外企業客戶,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後來有國際業者得知互宇向量與國家太空中心合作,反而主動找上門。這段經驗讓他體會到,進入航太供應鏈除了技術能力,還需要讓國際客戶看見合作經驗與可信度。

從中央大學到蘆竹,桃園產官資源如何成為互宇的產業支點?

互宇向量與桃園的淵源,早在公司成立前就已開始。鍾宏彬從中央大學求學、攻讀博士到投入研究,一路留在桃園;第一次創業落腳楊梅,互宇向量則從青埔搬到蘆竹,建立廠辦空間。他笑稱,自己就像桃園「生出來的baby」。

桃園及北部地區聚集電路板、電子製造與機械加工等供應商,具備成熟的產業基礎。不過,部分業者長期專注既有市場,未必想過自身技術還能延伸至無人載具與航太應用。鍾宏彬舉例,互宇向量曾與傳統機械加工業者合作,協助對方了解航太供應鏈的品質驗證與製造要求,探索跨入新市場的可能。對這些業者而言,挑戰未必是技術能力不足,而是過去缺乏接觸航太應用的機會,不熟悉相關規格與驗證流程。

創業過程中,互宇向量也持續接觸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及相關局處、育成體系,參與創業交流與產業展會。鍾宏彬看重的是這些場合能讓團隊認識不同領域企業,拓展未來合作的可能。包括Meet桃園+在內的創業輔導與產業交流平台,也為在地新創提供接觸產業資源的機會。

從光纖陀螺核心元件走向完整導航系統,再延伸至航太合作與海外市場,互宇向量逐步建立從任務規劃、技術整合到系統驗證的能力。接下來,如何運用桃園既有的電子製造與精密加工基礎,找到更多能共同開發產品的夥伴,將是團隊拓展國際市場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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