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開講,亂講,or不講!

2003.06.15 by
數位時代
全民開講,亂講,or不講!
這年頭跑新聞的人,好累。累還不打緊,累完後的新聞成品,瞬間就不堪回味,恐怕更令許多人沮喪。舉個例子來說:前一陣子SARS的新聞可折騰人了,每...

這年頭跑新聞的人,好累。累還不打緊,累完後的新聞成品,瞬間就不堪回味,恐怕更令許多人沮喪。舉個例子來說:前一陣子SARS的新聞可折騰人了,每天看電視台記者徹夜守在和平醫院前面,奔闖在萬華華昌社區封鎖線上,但現在誰還記得這個新聞?誰還在咀嚼SARS事件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如果再倒敘一下,你還記得璩美鳳光碟事件嗎?你還記得911雙塔倒塌的鏡頭嗎?你還記得唐飛行政院長的長相嗎?
如果新聞都那麼不堪(或不能)回味,那麼我們平常為什麼要看新聞?當「看新聞」無法和我們的生活、工作、思惟互動、進而產生意義,我們為什麼要去看新聞?對我們跑新聞的人來說,這個思索更玩味了——如果我跑的新聞就像速食店漢堡,食用後24小時就化作熱量消耗掉,那我們何必投資時間去累積知識、磨練寫作技法,我們應該使用「麥當勞作業手冊」就夠了。
要解答這連自己都感到的困惑,得先來問問:數位時代的「人群/媒介」關係,有了哪種的變化;或者數位時代下的社會與生活,產生了哪種變化?

**需求面主導供給面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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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數位時代下,「資訊」的供給方與需求方,彼此間的權力位階關係改變了。十年以前,我們探測社會變動、他人思惟、政策走向的唯一資訊來源,就是媒體,那是供給面主導需求面的時代。我們認真的讀新聞、看新聞,也據此來形成人生意義、工作或社會應對的策略;我們那麼聚精會神,那麼學以致用,以致到今天不少新聞都還可以玩味(例如楊憲宏在《聯合報》報導過的環保新聞)。正因那時讀者看重媒體,所以記者和編輯跑起新聞來熱血沸騰,彷彿身負啟蒙者的使命感。
今天,這個權力的上下關係可真正是反過來了。數位時代裡的資訊載體可是多如牛毛,不僅通路(channel)增加——例如多達80台的有線電視頻道、上百家廣播電台以及3、4千家雜誌;而且新聞條目與總頁面數也增加——例如24小時報新聞的電視、版面無限大的網路新聞與電子報。這是需求面主導供給面的時代,我們隨處都可找到「有用」的資訊——它甚至不必透過記者跑新聞而來,例如我的一些社會學學者朋友,他們直接從疾病管制局和WHO的網站取得SARS資訊,反而棄大眾傳播媒介的新聞如蔽屣。

**從資訊供給者變成娛樂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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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介身處這權力翻轉的數位時代,就導引出我們的第二個觀察——媒體由資訊供給者,變成了娛樂平台(entertainment platform)。
既然閱聽人過生活、找意義、社會化所需的資訊,來源可以多元、廣泛;那麼報紙、電視、廣播、雜誌這類訴諸大眾而非分眾的媒體,要做些什麼?
既然是大眾媒體,它的投資金額相對龐大,沒辦法去做分眾聚焦的事兒(電視記者的能力指標從來就不是新聞解析,而是手腳要快),那它們就必須找大眾社會需求的公分母,才能求生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去年在一篇針對自家新聞所改革的文章中說得好:現在美國大眾媒體要不是做「娛樂新聞」(news of entertainment),就是要千方百計找「新聞中的娛樂」(entertainment of news),原因無它:除了娛樂,其它的內容都太分眾了,每一小撮人熱愛的新聞就有一大堆人視若無睹,在「收視率=廣告收入」的鐵律下,自然所有內容都得娛樂化。
拿來台灣看,這例子不是更醒目嗎?TVBS李濤的《全民開講》節目,你會覺得它是一個真誠提供資訊、以啟蒙為職責的新聞節目,還是鼓動三黨政治認同者快意於詞鋒對詰、發洩白天生活不滿的「競賽遊戲」?如果是前者,那麼王偉忠顛覆它的《全民亂講》就毫無收視率的魅力了(事實當然是No)。有了這樣的理解,李艷秋主持的《新聞夜總會》會採用來賓唱卡拉OK、舉OX牌,我們可也就不必太意外;當然,《壹周刊》和《蘋果日報》變成台灣第一大雜誌或第一大報,也更不必驚訝。

**做個創意十足的小眾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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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是一個讓大眾媒體工作者挫折處處的時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得有三兩分胡瓜、吳宗憲和張菲的本事,而且還得有他們「忘了上集、趕作下集」的激昂效率(與健忘),這和我們當初投身此行的初衷,可差得遠哪。
怎麼應對呢?這是我們的第三個思考——我們有沒有可能,心甘情願、而且創意十足地做好一個「小眾」媒體?
小眾媒體的內容雖然嚴肅但不必枯燥,有意義但未必不能讓人會心一笑,最重要的,新聞工作者和讀者都能對我們某一刻共同工作和關注的內容,有著日久可彌新的人生回味。我們可以不必動用好大喜功的資本(宛彿明天就要股票上市),只鎖定3、4萬個閱聽人,專心來作好資訊與知識分享的平台。我們和讀者共同成長與學習,不必讓收視率與銷售點數壓著走。
當然,經營管理的效率仍然重要,只是在這種媒體環境裡,「賺錢」的位階最高只到第二位。
有沒有這樣的媒體呢?當然有——美國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與《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英國的《經濟學人》(Economist)都是這樣的小而美型媒體,也許你看得出它們背後也有財團的影子,但它們的工作者都清楚知道:某些新聞義務,比獲利要重要得多。
數位時代帶來了新的生活,但新,不一定就會讓人比較快樂;數位時代解放了許多過往限制自由的壁壘,但眾聲喧嘩的日子天天都過,也確實太吵了點--重要的是,我們還是需要「好新聞」來發現意義、樹立安身立命的價值。幸好,數位時代也是一個可能性處處(possibilities everywhere)的時代,我們在《全民開講》和《全民亂講》協奏轟炸的時代裡,仍有安安靜靜、真誠對話的可能,只要我們夠有勇氣、夠有執著、夠懂得管理財務報表bottom line。
你注意到了嗎——台灣的雜誌比電視、廣播好看得多;就是因為它可以很小就可以生存,它就有了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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