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國內揚名立萬,得先從國際出名
要在國內揚名立萬,得先從國際出名
2003.06.15 | 科技

Q:2001年底,你當選台中市長,而過去你在外交官、新聞局長的思考角度、發言位置,似乎都是往國際看、向中央想,走入地方一年半的時間裡,你看到了什麼?
A:當市長後有些新感受,最深刻體悟就是城市競爭力越來越重要,而不只是國家競爭力而已。
當企業家想投資的時候,他看到的不是台灣、大陸、日本、美國,而是台北、上海、廣州、東京,所以當國家競爭力排名一往後掉,大家就很緊張,其實更要看城市競爭力。而進一步思考,城市競爭力的舞台是全球化的地球村,我很坦白地說,如果城市競爭永遠只在國內這塊小地方比較,那不是真的城市競爭力!

Q:所以,你要讓台中具備城市競爭力的做法是什麼?
A:我相信不只是城市,一位建築師、作家、工作者、甚至是一個企業,處在現代環境裡,想要在國內揚名立萬,一定先從國際上出名、成功開始,換句話說,我的策略思考是:全球化的時代裡,只有在國際上有重要性,才能在國內有重要性。所以台中要轉型成文化、經濟、國際城,就要借重國際級的古根漢美術館做城市行銷,當年,我把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台中市長競選政見,被國際媒體《先鋒論壇報》、《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並做相關報導,這是台灣地方選舉的消息首次被國際媒體注意,就因為台中和國際級美術館發生連結。

Q:你認為讓台中連結國際級美術館可以增加國際能見度,但是,為什麼要特別選擇古根漢?以文化藝術去行銷一個城市應該不是件容易的事?
A:結合台中和文化藝術想法來自於西班牙畢爾包市(Bilbao)經驗,當初這座不到50萬人的工業小城,花了1億美金、建了3年,把充滿現代建築特色的古根漢美術館蓋起來,開始營運後的三年內為畢爾包市賺回5億美元收入,而且從一座沒沒無名小城變成歐洲在文化、藝術、觀光的重要城市。所以,我在競選市長之前,自己掏腰包飛去找古根漢基金會執行長克倫士(Thomas Krens)談,他說已經有100多個城市在排隊,台中市的合作計畫還是等當選市長再說吧。雖然,被客氣婉拒但這扇門沒有完全關上,選上市長後我立刻又去一趟、簽下可行性評估,現在評估快完成,而且包括新市府、國家歌劇院等建設將成為藝術文化特區。
台中要轉型變成文化、經濟、國際城這件事很不容易,光講要蓋古根漢美術館就還有很多變數,對方到底來不來、願意合作後能不能蓋得好、建成之後營運順不順利,這些問題像是爬山,一關爬完還有一關,這我都知道,但總不能怕難、怕久就不去做。

Q:城市轉型應該是全盤規劃的配套措施,你藍圖裡的新台中是怎麼面貌?
A:引進古根漢的意義不止是美術館本身而已,還表示周邊配套措施也都要進步,這也很不容易。我常感慨現在台灣做很多事情都太過政治化,「一切用政治看,一切用選票算」,這樣搞,發展都沒有遠景。比如交通,在台中轉型全盤規劃裡,要發展文化、觀光一定要解決交通問題,現在我們有高潛力公車讓台中市民有更多、更好公車可以坐,以前台中街道上100人裡面只有5個人坐公車,不是不需要、而是沒公車可以坐,為什麼過去不改善?怕得罪計程車司機選票;台中也是第一個通過攤販輔導自治條例,很多人勸說不要去動攤販,會影響選票,但眼看毫無叢林法則的攤販就要把市場內的店家逼死了,那還行?還包括台中要全力作污水下水道,這會影響目前交通、會引起很多人不滿,我也知道有些城市只做看得到的工程,那些看不到、地下工程建設不做,但是,台中應該要做一個有遠見的城市。
新台中的主軸是文化、經濟、國際城,而整個城市基本條件都要改善,包括剛講的交通、環保,還有治安、行政效率都要全面動起來,這才是要發展城市文化,文化是我們的生活態度,所以台中的城市建設和城市願景會結合起來。我相信包括台中縣、彰化、苗栗、南投,這個半徑1小時車程的台中區塊圈,本身就具有太多文化觀光資源,三義木雕、日月潭、中央山脈等,如果有國際級美術館進駐台中,就能帶來更多國際、國內觀光人潮,西班牙畢爾包的經驗是每年吸引100至120萬的國際觀光客,估計台中在古根漢落成後第一年就可吸引50萬以上國際觀光人潮,加上目前台中科博館現有380萬國內參觀人潮,這400至500萬的觀光客就能讓整個台中區塊活起來。台中真的有這個潛力,二月的台中國際燈節吸引640萬人潮,光是太陽餅銷售就多了一億元,你再看台中百貨零售業是全台灣成長最快的地方,這些都是台中的優勢,走向文化、消費絕對是台中發展的大趨勢。

Q:你的口號是將台中變成文化經濟國際城,這就是未來新台中的城市競爭利基?
A:是的,台灣未來的發展裡,城市的競爭力太重要,如果把上海抽離大陸,你想,中國大陸的競爭力會差多少?而我也常說,城市間的競爭像是一場十項全能競賽,比總積分,台中比不過台北、上海、東京、巴黎,但沒有理由每一樣都輸,一定可以找到特色,而文化藝術將會是台中站上國際舞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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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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